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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岳:我只是私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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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2009年文化事件的梳理,我们发现,中国文化面貌正在呈现更为旺盛的创造力,和更为宽广的创意力。从富有特色的电视节目,电影,到人们津津乐道的流行歌曲和网络词语。文化创造力的兴旺是一个国家大国崛起的标志,中国正在由一个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您有没有特别深刻的记忆?您是怎么看这种转变的趋势的?

  连岳:

  应该厘清一下,缺乏创造力的环境,也一样会有流行。扼杀创造力与多元文化的气氛,简陋的元素反而会更流行。文化创造力兴旺当然是一个大国的标志,但是中国是否已向创造大国转变,我并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支撑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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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们只是在过度阶段,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大国”。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创意是核心,版权是手段,您觉得我们为什么还不是文化上的“创造大国”?怎样才能树立起来具有民族精神和普世意义的大文化品牌?

  连岳:

  创意需要自由的空气才能生存,没有观点的充分表述,思维的禁忌与禁区太多,创意的生命力就弱。至于所谓的“大文化品牌”,我觉得还是话语太大了,先有每个小人物的尊严,再来谈这个话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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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被媒体称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专栏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您怎么看这种评价,怎么看您自身的文字创造活动和“中国创造”所包含的精神内涵?有没有您心目当中最能反映这种精神的人或物?

  连岳:

  我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个人也不认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称呼,似乎存在着一群无私地追求公义的人。我只是一个“私人知识分子”,如果说我有话题契合公共,那是因为追求这种公共利益符合我的私人利益。我喜欢言论自由只不过是这有利于我写文章;我喜欢法律的公正,只不过是这不会让人用枉法的手段对付我;我认为私有财产神圣,只不过是不让人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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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新媒体技术正在迅猛发展,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互联网文化,这种文化体现了广大网民对于时代和社会戏谑和调侃,也成为一种社会宽松的符号的记录,您怎么看待互联网上的文化?您觉得它其中蕴含的创造力跟“中国创造”的概念有什么联系吗?

  连岳:

  戏谑与调侃在所有网络当中都有,这点不能成为“社会宽松”的符号,有点网络经验的话,会发现中国网民的戏谑与调侃反而更多地针对某种不宽松。互联网确立的最普世、最核心的文化就是在自由、开放与分享的平台上进行创造,伤害这种平台的行为都是在破坏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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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些年向国外输出的文化产品并不少,比如孔子学院,昆曲,城市名片等等,您觉得仅仅这些是否能成就中国“创造大国”的文化形象,我们缺乏的是什么?

  连岳:

  不能。缺乏的是别人自愿的接受。文化产品无法强制接受——至少在别人那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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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新科技的全球化普及,越来越的文化传播转向了网络。3G的时代的到来,更是让手机也成为新文化传播的介质,您平时用手机上网吗,怎么看待这种新的文化交互方式?它的未来在哪里?

  连岳:

  在散步与假日,我更享受暂离网络,所以我应该会是最迟用手机上网的那批人。但是,迟早人人都会用手机上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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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后的文化传播方式以手机为主,您最希望获得那种服务,最希望用到那种软件帮助您更好体验科技的美好?

  连岳:

  希望没有墙的网络服务。所用增加自由度的软件都是我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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