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所谓的中产阶层或阶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问题。西方中产阶级最早是指市民，既包括穷人，也包括富人，既有无产者，又有资本家。民主的社会基础在于所有人，其动力应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和国家的纳税者。只要政治改革启动，这种人中国从来就不缺。借口我国中产阶级存在与否来拒绝宪政民主，只是某些人的障眼法。
今日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动力何在？我们的回答很可能又会像以前一样，陷入阶级分析的思路：判断哪个阶级是民主的，代表现代化的进步力量，哪个阶级代表保守力量。我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哪个阶级是天生的进步阶级，或者是天生的保守阶级。譬如分家，如果某个分家方案有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分家派;但是如果不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反对分家派。改革初期农民摆脱人民公社的时候都是很主动的，但是工人却常常是反对国企改革的。你能说农民比工人更进步吗？更西化吗？根本不是这样。无非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农村改革要比国企改革更公平一点，至少农村改革是一人一份地分掉了公社的土地，不像国企改革让一些人当了老板、另一些人当了打工仔。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改革会有更多的可能性，那就要使改革尽可能地符合公正原则。
一开始人们说，工人阶级是进步的，现在又有人说，中产阶级是进步的。我认为，所谓的中产阶层或阶级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假问题。关于中产阶级有两种说法：第一，中产阶级就是指中间收入者，不穷不富的人;第二，中产阶级就是企业家，就等于是资产阶级。以上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中国人对中产阶级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就是根本忽略了在西方民主化过程中产生的“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它逻辑上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资本家，还是指中等收入者？有谁能够证明欧洲脱离中世纪走向近代宪政的时候，是所谓的橄榄型社会？大多数人都是中等收入者？或者大部分人都是企业家？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其实，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所指，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人，也不是指资本家，更不是指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它指的是相对于欧洲中世纪两大阶层之外的一种中间等级——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的人。简单说，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的人是谁？市民，——既包括最穷的人，也包括最富的人，既包括无产者，又包括资本家。市民，自由民，就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最早是法语，“bour”就是“city”，其实就相当于英语的“citizen”。这里讲的“Bourgeoisie”和当年的第三等级、中间等级基本上是同义词，后来这个词逐渐指资产阶级了。
在法国大革命时，所谓的市民也包括无产者。马克思说过中世纪市民是近代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共祖，这个涉及到所谓民主的社会基础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就是领主和农奴组成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不要说搞民主，就是通常的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建立。道理很简单，因为农奴主本身就是少数，而且是要对别人实行专制的。当然有人说农奴主(贵族)强大了就会制衡王权，出现“大宪章”什么的。如今，也确实有人把“大宪章”加以“现代化”的倾向。那时的“大宪章”，说穿了就是国王打不过一帮山大王，比我们的秦始皇固然窝囊，但不能说这窝囊国王就会变成华盛顿。山大王称雄的时代当然说不上是君主专制国家，但也不能说更近于“宪政国家”，只能说那时几乎就没有“国家”，后来山大王衰落、王权强大了才有了“国家”，而再后来这个“国家”又演变成了宪政民主。但我们不能把这些过程都“简化”为是山大王建立了民主。
贵族如此，农奴呢？农奴本身是贵族的附庸，国家对他意味着什么？农奴不向国家纳税，也不参与国家事务，就只知道他的主人好不好。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国民，更不要说有什么公民的问题。产生国民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大量的直接向国家纳税，同时又有参与国家事务愿望的那种人，就是纳税的第三等级。贵族是不纳税的，农奴也不纳税(只对他的主人有义务)。第三等级要向国家纳税，因此关心国家拿这个税去干什么，国家的征税权依据是什么，还会产生什么“无代表就不纳税”的想法，等等。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贵族与农奴构成的社会，所谓中间等级是何所指呢？把这套理论套到中国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领主制的国家，从秦始皇时代就不允许领主和隶属民这种关系有太大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搞中央集权，上面是皇帝，下面是编户齐民，就是我说的“大共同体本位”状态。如果把皇上当成“惟一的领主”，那编户齐民无论贫富就都是他的“农奴”，这样的话，中国没有一个人是“中间等级”。可是，他们大多数却是国家的纳税者!而如果不考虑对皇上的隶属，只就民间的人际关系而论，那中国从秦始皇时代起就已经是典型的“中间等级社会”，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因为他们都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嘛!如果硬要套这个说法，那就只能说：有专制皇帝，中国就连一个中产阶级都没有(所有人都是他的奴仆)，没了专制，中国所有人都变成中产阶级了(所有人都不互为主仆)。换句话说，在欧洲，形成中产阶级是建立民主的条件。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从逻辑上讲，建立民主是出现中产阶级的条件!当然，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但如果说到中等收入者，那么我要说，两极分化严重对任何社会都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贫富悬殊的民主社会当然不易稳定，但贫富悬殊的专制社会难道就是稳定的？贫富悬殊条件下启动民主当然有危险，但贫富悬殊条件下维持专制难道不危险？“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自古以来就是这个理，与民主不民主何干？中国历史上一次次血流成河的天下大乱是怎么来的？难道都是因为搞了民主？所以我们当然要极力避免严重的两极分化。我强调公平就是为此，但这与“民主的动力”无关。民主的动力的确应该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国家的纳税者，只要政治改革启动，这种人中国从来就不缺。至于说什么穷人不喜欢民主，富人也不喜欢民主，只有不穷不富的人才喜欢民主，或者说只有资本家才喜欢民主，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
从自由主义逻辑出发，应该承认民主法制社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成熟(其实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成熟)，而市场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稳定。但这与“民主要由老板们来开创”完全是两回事。在哪个国家，民主是由一群老板来建立的？中东欧那么多国家不但出现了民主化，而且绝大多数20年来民主制度已经成熟稳定。但他们都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的，民主化时他们的资本家在哪里？中东欧有些人受到西方“middle class”说法的影响，总想找出“剧变”的“中产阶级根源”，在波兰有所谓“工人就是中产阶级”的理论，在捷克有所谓“七种中产阶级”的说法。如果中产阶级可以这样定义，那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俯拾皆是？更有趣的是，一些人为了借“没有中产阶级就不能搞民主”说事，交替使用不同的定义巧为其说，如冼言先生，先把“中产阶级”说成资本家，市场经济不发达，他认为资本家太少，缺乏“中产阶级”不能搞民主。市场经济发达了，资本家多起来，打工仔自然也就多了，这时他又说两极分化严重又不能搞民主，“中产阶级”此时又成了“非资非无”的中等收入者。反正市场经济发达不发达都不能搞民主，他要的就是这个。至于“中产阶级”是谁，那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所以我认为“非主非奴的自由人”的确是民主化的基础，但这只对欧洲历史有意义。在没有领主制传统的中国，皇权之下人人皆奴，离开皇权人人非奴，自由人的产生与民主化根本就是一回事。马克思说，资产者与无产者都是民主革命的动力(据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就只有后者才是动力了)，我倒更相信这个，当然不见得非要“革命”，他们同样可以成为渐进的民主化的动力。
（本文是作者与陈宜中先生的谈话稿中的作者部分 原载《绿叶》2009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