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有关“无产者”是否还存在的话题，又重新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有产者”和“无产者”划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当代“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扩展？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原有的观点、结论是否仍然适用，而且更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否还科学。
一、“生产力标准”是否科学
近来理论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状况的改善、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存款的攀升，一句话，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广大劳动人民已经“告别无产”①。显而易见，“生产力水平发展”构成了“告别无产”的最有力的依据；否认“告别无产”，也就意味着无视“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事实。正因为如此，这一观点似乎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的确，不论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人阶级“朝不保夕”的生活状况相比，还是与旧中国那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卖儿卖女的“无产者”的悲惨境地相比，如今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如此变化，我们还能把他们称为“无产者”吗？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个要害问题：“无产者”和“有产者”的划分标准究竟是什么？按照上述观点，只要与过去相比，生产力发展了、生活状况改善了、收入水平提高了，“无产者”就进入了“有产者”行列。换言之，不论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不论是老板还是打工者，不论是大款还是失业工人，只要拥有住房、彩电、冰箱、存折、股票，一句话，只要人们的生活状况与收入水平较之过去有了提高，那么在本质上就没有区别，都是“有产者”。如果有区别，也仅仅是所拥有的“产”的多少不同、程度不同而已。有人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整个社会的公民都属于资产劳动者的范畴。”②
不难看出，上述“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划分标准是“生产力标准”、“收入标准”、“生活水平标准”，其“有产”或“无产”的内涵是“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我把这种标准简称为“生产力标准”。公允地讲，用这种标准来界定“无产者”和“有产者”，有助于我们看清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有助于我们理直气壮地追求物质利益，有助于我们坚定发展市场经济的信心。然而，尽管其良好用意值得称道，其学术创意也值得认真对待，但用生产力标准能否科学界定“有产者”和“无产者”，我却心存疑问。
横向来看，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不仅拥有自己的住房，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汽车、存款、信用卡，甚至数量不等的股票。若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他们与雇佣他们的老板（资本家）一样，本质上理应不存在差别，他们都是“有产者”，都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然而问题在于，老板与工人之间毕竟客观存在着雇佣与被雇佣的区别，这种区别并没有因为大家都成了“有产者”而消失。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区别在生产力标准下已不知所终。或许我们不应再以“传统”的观念来思考问题，或许我们可以用“产多产少”来区分人们的不同地位，但这恐怕仍有问题：大老板与小老板的区别固然可以用财产多少来区分，老板与打工者的区别又如何能用财产多少来区分？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固然可以衡量贫富差距，但它又怎能成为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划分标准呢？拥有多少财产才是资本家，低于多少财产才是打工者？如果生产力标准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以此来界定“有产者”和“无产者”就很难让人信服。
纵向来看，封建社会的佃农与奴隶社会的奴隶相比，前者不仅拥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而且还拥有一定的生产工具、住房，少数佃农甚至可能还拥有少量土地。以今天的水平来看，尽管佃农的“财产”质劣量少，但与奴隶相比，其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已“今非昔比”。按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既然佃农的生活状况与收入水平较之奴隶有了较大改善和提高，那么佃农就理应“告别无产”，进入了“有产者”行列。然而，无论是基于历史分析还是基于逻辑分析，恐怕人们都难以把佃农与当时的“有产者”（地主和贵族）视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如果将生产力标准贯彻到底，我们恐怕只能陷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悖论之中，这样的标准又何来客观性可言？
从发展趋势来看，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有产者”和“无产者”，必然引申出这样的逻辑结论：既然“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别在于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那么，只要在相对水平上提高“无产者”的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状况，“无产者”就可以成为“有产者”。如此一来，改变“无产者”的“无产”地位就与所有制无关，一切逐渐消除私有制、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的努力（那怕它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便成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多此一举。“告别无产”也就意味着我们“告别了革命”。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还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逐渐消除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又怎能从此告别了“所有制的革命”呢？如果共产党把消除劳动人民的无产状况作为革命的最终奋斗目标，“告别无产”就仍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而非已然完成了的现实。
二、“生产关系标准”是否过时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的科学依据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而消失。虽然广大民众的富裕程度已越来越高，也确实有人在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中“脱颖而出”成了老板，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来看，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来看，我们恐怕还不能得出“告别无产”的结论。这不是笔者的“发明”，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划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标准不是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尽管这个标准可以作为阶级和阶层划分的参考指标），而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其“有产”或“无产”的内涵不是“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或“资本”。我把这个标准简称为“生产关系标准”。
按照生产关系标准来衡量，凡是不拥有生产资料（资本）而必须出卖自身劳动力的人（打工者），都属于“无产者”；只有那些拥有生产资料（资本）而无须出卖自身劳动力的人（老板、资本家），才属于“有产者”。当然，这个标准只是理论上的抽象。严格地讲，“有产者”和“无产者”只是极端的两极。在现实中，有不少人会处于这两极之间的某一点上。比如，进城打工的农民和受雇佣的经理、白领，他们虽然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也可能拥有某些生产资料和资本（不过，只要这些生产资料或资本没有使他们免除出卖劳动力的现实，其归类恐怕就更接近于“无产者”而不是“有产者”，故原则上理应属于“无产者”）。
虽然生产关系标准是理论上的一种抽象，但证之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其解释力与深刻性都远远超过了生产力标准。
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来看。马克思当年所说的“无产者”大多处于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岌岌可危的境地，在失去生产资料的同时，“无产者”也同时失了起码的生活资料。这是资本主义初期的普遍现象，以至于马克思用“一无所有”来形容当时的“无产者”。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国家干预的出现等等），当代工人阶级在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同时，并不一定就同时失去了起码的生存条件，而且当代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的确有了较大改善。用“一无所有”来形容当代工人阶级，似乎已经过时。但是，如果就此以为当代工人阶级已经完成了从“无产者”到“有产者”的转变，这只能是对“一无所有”教条化的理解。道理很明白：在资本主义现有生产关系的格局下，当代工人阶级所具有的“生存条件”能使他们免于被雇佣的命运吗？作为个人，或许可能；但作为阶级，显然是不可能的。正是这后一个“不可能”，决定了当代工人阶级的属性与资本主义初期的工人阶级并无本质区别。由此可见，在当代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背景下，离开了生产关系标准，我们就不能客观地把握当代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初期工人阶级的共同本质，甚至会得出前者与后者属于两个不同阶级的荒谬结论。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及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我国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者集中表现为GDP的快速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后者集中表现为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私营经济以及雇佣关系的普遍成长。面对这两个变化，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有产者”和“无产者”，固然可以直观地反映我国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变化，但它却未必能客观地反映我国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严格地讲，“有产者”和“无产者”属于阶级的范畴，而阶级又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客观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到底是生产力标准更科学呢，还是生产关系标准更科学？这其中的道理应当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表明生产力标准可以成为一切事物的唯一衡量尺度，生产关系标准从此可以退出历史舞台。否则，我们又怎能对老板与打工者、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关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呢？
目前在西方国家，以“收入分层”来划分阶级或阶层已成为一种通用的标准之一。从“收入分层”的角度来考察人们的社会地位，其最大好处是直观和具体（比如在同一阶级内部，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人们的社会地位或阶层等级并不完全相同。借助“收入分层”这一生产力标准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这种不同）。然而，其最大缺陷也正是在于过于直观和具体，往往会导致考察角度的“现象化”。因为，收入差距本身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根源，仅用“收入分层”这一标准，我们难以科学地揭示阶级或阶层存在的内在原因。因此，在分析社会阶级或阶层时，尽管“收入分层”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但它不可能取代生产关系标准，尤其是在区分“有产者”和“无产者”时，我们更不能用前者取代后者。
三、如何认识“中间阶级”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中间阶级”的扩展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这个变化，理论界虽然众说纷纭，但大都认为马克思当年有关阶级结构的划分和预言已经过时。比如高放先生最近撰文认为，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结构并非像马克思所预言的朝葫芦型发展（即中间阶级越来越少，社会朝两极分化，工人这一极远超过资本家那一极），而是呈橄榄型或菱角型（即中间阶级越来越大）。工人阶级出现五化趋势，即白领化、多领化（除白领、兰领外，还有高级管理层的金领、维修与营销人员的灰领和大量女工的粉领）、知识化、智能化（配备有电脑和电器的工人越来越多）、有产化（不再是完全的无产者，小有储蓄和股票者越来越多）。”③总之，在高放先生看来，中间阶级的扩展和工人阶级的“五化趋势”表明，马克思当年对工人阶级的界定和预言已不再适用。然而我认为，高放先生的上述论断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讨论。
其一，如果从绝对生活水平来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的确并未呈现马克思预言的“绝对贫困化”趋势。但是，如果“两极分化”的含义并不仅仅是指“贫的越贫、富的越富”，而是指“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话，那么从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来看，“两极分化”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难道不是联合国和官方都已经不再否认的事实？这方面的资料附拾皆是，无须我多说。
其二，如果我们用生产关系标准来衡量，工人阶级的“五化趋势”恐怕并未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性质，相反，这种变化趋势更接近于马克思当年的分析和预测。因为“中间阶级越来越大”的趋势表明，过去许多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如今正日益融入“被雇佣者”或“出卖劳动力”的队伍之中，日益具有“共同阶级或阶层”的特征。分工虽然日趋精细，阶级结构却日趋简单。不论你是兰领还是白领，不论你是粉领还是金领，都是为“资本”打工的工人或职员（其区别仅仅在于高级或低级而已），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意义上都是“无产者”。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④如果我们把文中的“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换成“兰领、白领、金领、灰领和粉领”，难道这不正是阁下眼前的事情吗？
其三，拥有储蓄和股票，是当代工人阶级不同于昔日工人阶级的区别之一，
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之一。但是，当代工人阶级拥有的储蓄和股票能否与资本家拥有的资本等量齐观？不要忘记，如果工人阶级拥有的分散且有限的股票不能“控股”，这种“有产化”就不能与资本家的“有产”相提并论。事实上，在竞争的沉浮中，尽管个别工人有可能进入资本家的行列，但作为一个阶级，储蓄和股票并未改变整个工人阶级被雇佣的地位（至于储蓄和股票的增加能否使工人阶级最终拥有“控股权”并最终使“人人都成为资本家”，或容讨论，但从目前客观存在的“强资本弱劳动”的趋势中，我们恐怕还难以得出这个结论）。可见，“有产化”的提法极易抹杀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本质区别，这不仅在理论上难以令人信服，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马克思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使阶级结构“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不否认，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如今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怀疑。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用资本主义初期的生活标准来衡量当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是仅仅算计着“中间阶级”的储蓄和股票，而是从“雇佣关系”的角度来把握这个日趋增大的“中间阶级”，那么，“分工越来越精细，阶级结构却日趋简单”的现实，不正好说明了马克思当年的论断是何等的深刻！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如今已被许多人作为“证伪”和“反讽”马克思主义的依据。我实在不明白，不少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人，为什么会被“中间阶级”和“多领化”的现象所迷惑，反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了。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在划分“有产者”和“无产者”时，采用生产关系标准比采用生产力标准更科学、更客观、更深刻：（1）生产关系标准不仅关注“有产者”和“无产者”的表面区别（如生活状况、收入水平），而且更关注“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本质区别（即雇佣关系），并揭示了造成这种区别的内在根源（即生产资料所有制）。（2）生产关系标准的政策含义在于：一方面，要改变“无产者”的命运，只能在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完成所有制变革，最终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另一方面，虽然仅靠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尚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广大劳动人民的“无产”状况，但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并由此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然为消除“无产”状况积累物质基础。这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当然，私有制的消亡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其中的反复、曲折也是再所难免的。
“与时俱进”的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比如劳动外延的扩展、脑力劳动的地位与比重的不断提高、科技和管理的创新劳动的意义日趋凸显等等现实存在，是马克思当年的考察视野所不能完满回答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个别观点、结论作出新的认识）。但是，这种创新和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否则，为了“创新”而“创新”，只图“发展之名”，不求“发展之实”，不仅不能“与时俱进”，而且有可能“与时动摇”，甚至“与时俱退”，最终也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基于此，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以下两点。
其一，有人引用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说，既然“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那么，“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划分已没有实际意义。我认为，这是对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误解。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中所否定的“标准”，并不是针对“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划分而言的，而是针对“先进与落后”的划分而言的。正如我们今天虽然不再以所有制成分作为衡量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但并不等于说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已不存在，其划分已无任何意义。换言之，财产的“有无”、“多少”固然不是划分“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但不等于说“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别已不存在，其划分已无任何意义。
其二，有学者担心，如果仍然把今天我国被雇佣的劳动群众视为“无产者”，会不会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带来负面效应？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公认，这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如果以为承认“无产者”存在的现实，就会给改革开放蒙上阴影，那么我们早已承认“老板”、“私有经济”、“剥削现象”的存在，又当如何？事实上，老板与打工者、雇佣与被雇佣、“有产者”与“无产者”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成。如果我们对当今“无产者”存在的现实都不能正视，又怎么能正视和实事求是地评价“老板”和“私有经济”的积极作用呢？
注释：
①近期的文献可参考：陈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1年第8期；高放：《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江汉论坛》2001年第8期。
②贾华强：《实践对劳动价值论的新要求》，《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9月4日。
③高放：《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江汉论坛》2001年第8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75页。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