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方尔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名师。本学年周二的课程安排如下：
早晨6；30赶往市内学院路研究生院，乘校车50分钟到达昌平校本部，给本科生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三节；中午13；00乘校车行50分钟回到学院路研究生院，下午给研究生上课；下午5点乘校车车行50分钟再返回昌平校区，晚上给本科学生上《中华文明通论》课三节；晚上九点再乘校车，车行50分钟返回学院路，再半小时回到家里。
其中车上往返时间约5小时，授课时间约9小时。
周一，往返城内与昌平间一次，授课三小时。
周三，往返城内与昌平间一次，授课三小时。
周四，往返城内与昌平间一次，参加每周政治学习。
尔加老师今年55岁，患高血糖病。排课系统可从来不考虑这样的折腾是否人道，它只认课时量。这样的课程安排，在尔加老师也许已经习惯了，就像他习惯了自己的疾病一般……
如果这就是我们的教授们的每日行程，那到真的该爬上中央电视塔的大裤衩高喊一声“感谢国家”了。我们的教授们究竟在做什么？我们的教育管理在怎样摧残着教授们的身体与精神？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沦落到怎样的非人性？大约外面的人是不太清楚的，教授们本该把自己的日程晒一晒了，但中国的教授们总是“忍辱负重”的，不敢也不会这么“嚣张”，本人已经发誓要“说出真相”，故再次“疾言厉色”一回，代教授们晒一晒，也算是不负“教授（副）”之头衔，故有本文之作。不过这里得严重申明，本处提及到的尔加教授的日程，没有经过他的任何允许，我也相信尔加教授绝不会允许我把它晒出来，所以首先在这里向尔加教授道歉，并愿承担任何问责。
年初因为萧瀚被下课事件写了一篇文章《没有人性的学术》，信手作文，却没想到引发了较大的反响。因为是随笔式的，个人感触的多，事实描述的少，尽管揭示了那种权力对学术的收买与控制等现象，但毕竟没有触及更全面的实情，没有挖掘背后的原因，总觉得意犹未尽，如鲠在喉。春节期间访中央财经大学一位教授，在上地奔流的车声中，谈起目前学术界的现状，为这种严重到荒谬的官僚化程度深感悲叹。一合计，才发现中国的高校已经完全科层化了，那些本该以学术为天职、以教育为职责的教授们，所作所为早已经没有多少学术的含量，更多的是一个官僚体制下的一介职员而已。于是想出了“教授职员化”这样一个概念，以描述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
本来早就想写出文字，无奈偶遭劫难，几乎一个月时都无法动手，只好打住。好在4月3日应三味书屋刘元生先生的邀请，到她那峥嵘独立在长安街一角的小四合院做题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宿命》的讲座，才得以一吐块垒，略为陈述了我的观察与归结，演讲记录正在整理中，这里先摘出相关内容，以完文债。
在浙大时候，就已经深深感到教授职员化的荒谬与荒唐、可笑与可怕，浙大教授们中流传着“大学成了生产队，大学是个养鸡场”的黑色幽默，无奈加无助而已。但那是教授们的事儿，仿佛跟敝人无关。等到到了北京敝人所在的学校后，才知道这样的无奈与无助，是何等的折磨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情感，困扰着他们的心智与手脚，侮辱着他们的尊严与灵魂，但却无可奈何，除了一声叹息，还能做什么呢？！
有被官僚化的大学，就必然有被职员化的教授；有被职员化的教授，就必然制造出没有人性的学术。一个逻辑链，一条无法斩断的绳索，制约着中国的教育界、学术界。自然，这种国家的官僚化、社会的科层化，也严重制约着整个中国的命运。
“被职员化的教授”！大学教授们，除了业余时间可以弄弄学问外，究竟在都做什么？曰，在做装订员、做报关员、做保管员、做记工员、做学习员、做管理员……
装订员：装订员的工作，主要是在期末，考试结束，教授们就得十二分小心，把所有学生的平时作业收集起来，按照教务处考务科管理系统所排定的名单与秩序，一份份整理好，排整齐，然而依据严格的档案装订方式与规格，裁纸压齐、穿针引线，把作业装订好。如果有缺交作业的，教授们得替学生做出说明，著明学生姓名学号，以备注的形式纳入装订好的作业之中，以被管理人员对证查询。期末考试试卷的装订工序一样，但要求自然更加严格，排序、整齐、打孔、穿线，做出说明，然后装订成册，交教务处考务科验收。验收如果不合格，那教授们就只好呆在那里，按照官员们的指示，拆线重装，等待下一轮验收。至于何为合格，何为不合格，那就要看管理人员的情绪，也许她或他某天微患贵恙，就该教授们倒霉，也许官员们忽发奇想，要显摆显摆自己的管理成果，那又得教授们倒霉了……偶然事件自然无法预计，所以每次交卷时，教授们都得有个心理准备，这一天要准备耗进去，如果运气不好，还得准备第二次来，如果遇到管理员们心情不适，那就还得准备挨一通训，大约教授们是不屑辩解的，自然也无法辩解——谁叫你笨手笨脚，连一个装订线都钉不齐，你这个教授是怎么做的？！
报关员：局外人是很难想象大学教授们要填报多少数据的，这些数据包括科研成果、项目来源、项目等级、科研经费、承担的责任，经费到位情况，完成情况，历年科研课题数目，课题等级，课题成果的方式，参与课题的成员情况，课题的影响度，获奖情况……教学情况就更加复杂，包括历年上课情况，课程名称、课程号、课程是新开的还是旧课，是开发性课还是沿革性课，是实验课还是普通课，是社科课还是人文类课，是专业必修还是选修？是通识选修还是专业选修？此外还包括选课人数、选课人数折合的系数，成绩分布、平均分数，分等级分数，分数分布情况是否符合规定的而曲线，考试题目的难易程度，难易度的说明，教师所教课程的学生评价分数等等等等……这些都必须自己记住，且要学会在复杂而时时变换的登陆系统中，摸索着把这些东西全部登陆上去。其实，就那些变来变去的统计系统，那些各种各样格式、规范、程序、有效无效输入的说明，就需要一个专业的电脑专家来对付，需要一个对各种数据与程序都很熟练的报关员来处理，否则忙乎了大半天甚至几天，电脑程序告诉你——无效输入，则你几天的辛苦就白费了，白费了还没关系，可以重来过，关键是白费了还得挨白眼——你什么教授啊，这样简单的程序都学不会！有时，教授们实在课多，事繁，一时半刻没赶上提交，则管理部门会给你一个最后通令，限期提交，否则，可要公开批评了。那是，教授们的面子可要大跌了，这样的面子，在“死要面子”的教授们是丢不起的，于是只好加班加点，熬夜熬昼，把什么学问什么教学什么家务什么社会活动，统统丢开，来对付这个变来变去的管理系统。
自然，如果教授们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生命，这些管理系统需要的各种数据，当然可以“尽职尽责”提交——事实上很多教授就是这么乖的完成了任务，故我们的管理部门并不觉得他们的管理给教授们造成压力，造成身体与精神的损害。而且系统总有教授们抱怨，故必须改进，于是每个学期要更新一次；而且每次更新，就会有一批新的经费，如果“不作为”，新的经费是不会到手的，所以必须更加频繁的更新；于是教授们遭殃了，在更新换代的各种程序与日新月异的各种数据统计中，迷失了本性，教授不教了，教授们已经训练成了一个准专家级的报关员了，不过这个报关员只能在校内报关，是无法替教授们赢来一分一毫的收入的。如果运气不好，又有些笨手笨脚的，赢不得收入倒还在其次，赢来了侮辱那才叫教授们有口难言。而侮辱他人似乎早已经是官员与管理员们的分内事，不侮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权力，而不显示自己的权力就不能被教授们“敬畏”，不被“敬畏”就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而教授们又总是容易“忽视”权力的，所以该时时提醒他们——你知道吗？谁在管着你们！
……
此外如学习员、保管员、记工员、管理员等身份，这里就不再说了，文章已经超出网络可容忍的长度，就此打住的好。何况更多的教授们会补充我的记载，留些空间给他们更好。
这一切，都来自于大学的行政化，来自于行政部门对教育的全面介入与深度控制。可以说，只要有一个处室，就要出台一套统计系统、控制系统，向教师们、教授们索要各种统计数据，各种原始资料，并要求教授们严格遵照程序执行，不许丝毫走样。
你可以拒绝，但你首先得明白拒绝的结果。如果你还想由副教授升教授，或保留教授的职位，或者还想继续带研究生，那么你就得随时填报各种数据——我们的硕导、博导资格，是每年都要申报一次，审查一次，仿佛一个教授的学术水平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异。仿佛管理部门永远都不相信我们的教授们的责任心，需要像对待流水线工人一样对待教授们，“严把质量关”！
你可以拒绝，但你首先得明白拒绝的后果，那就是你得准备过一种“适度清贫” 的生活，一种如同民工一样的长期异地分居、或者寄居他乡、或者永保单身的“非人性”的状态。因为你的收入与你是否填写表格、是否提交数据有直接关系。因为你的职称与你是否提交数据有直接关系。比如敝校，如果你不能规范的提交你的科研数据到科研处的统计系统中，并被他正式认可，那你的一切成果，就算是摆在科研处长的办公桌上，他也不会认账。他们不需要懂科研，但他们却有绝对权力控制对你科研水平的评价。尽管收集数据本来是他们的职责，但他们同样有权力要求你替他完成这项任务，而报酬可不会落到你的头上。这就是学校行政化化的好处，行政化就是让教授们替行政人员完成任务，而行政人员却享受着教授们的劳动报酬，真爽！这也就是为什么更多的学者们愿意“双肩挑”，一边任官员而一边仍做他的教授的原因。至少，这样“双肩挑着”虽然挺累，但可以不被他人欺负，还可以欺负他人！损失学术生命算什么！
学术、政绩、收入，三者搅成一体，合为一体，成为制约中国学术界的致命的紧箍咒，而其关键在政绩。一旦学术与政绩挂钩，官员们就可以名正言顺操控教授们的一切，因为官员们的命运取决于那些统计数据，为了自己的官运，必须控制学者们，而控制的最佳手段，据说就是对你肚腹的掌握，对收入的控制。于是，教授们屈服了，成为官员的随从，成了职员的职员，成了政绩的工具，成了只要不被下课，就得高喊“感谢国家”的乖乖儿。
你想拒绝吗？那你就等着被下课吧！
2010年4月5日 清明微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