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具有双重性结构即职能性结构和利益性结构。社会的职能性结构,又称功能性结构、技术组织管理结构。社会的利益性结构,则指的是人们的不同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在社会的职能性和利益性的双重结构中,利益结构更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社会利益结构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从总的趋势看,人们的社会利益将经历一个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社会结构的双重性;职能性结构;利益性结构;社会利益结构的演变
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从宏观上讲,社会结构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特点。在这里,我们着重考察一下社会结构的职能性和利益性,或者说社会的职能性结构和利益性结构,并从社会结构的双重性上进一步考察社会利益结构的演变。
社会的职能性结构,又称功能性结构、技术组织管理结构。职能结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结构呢?“为了使社会有机体正常运转起来,人们必须从事生产、运输、交换、分配、消费等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活动,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等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活动,从事军事、政治、外交、组织等协调、管理、保卫活动。人们在从事每一种活动的时候,都形成一种人与人、人与物的特殊的结合,形成着一定的结构,组成某种‘社会器官’。而具有特定功能的各种‘社会器官’的有机结合则保证了社会有机体生命过程的实现。我们把由社会系统‘生命’实现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人们的各种活动、环节与它们之间的功能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结构称作社会的功能性结构。”人类总体在自然环境中生活,每个人又在社会环境中生活,都需要发生和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组合来实现特定的社会职能,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类职能。要实现这些职能,就要求社会组合必须有与之对应的结构,这就是社会的职能性结构。从国家层次讲的社会职能结构,主要是各种经济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文化管理体制。
人们在社会组合中不仅维持着职能关系,还保持着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又形成了社会的利益性结构。社会的利益性结构,指的是人们的不同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生活资料的分配关系,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关系,都是社会的利益性结构。在社会的利益性结构中,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为核心的财产关系是其重要内容。所以,社会的利益性结构,亦即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力结构,是社会的根本制度,它体现为社会的经济制度(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政治制度(哪个阶级专政)和意识形态(哪种思想居统治地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论述都涉及到了社会的职能性结构与利益性结构的问题。恩格斯在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说过:“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在这里,恩格斯分别提出了对生产部门的“管理”、“经营”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公共的“利益”、“私有制”、“财产共有”、“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协议来分配产品”等问题。前者属于社会的职能结构,后者就属于社会的利益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也涉及到生产(社会)的职能结构与利益结构。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不管是自有的资本还是别人的资本)分离的管理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管理劳动就完全无需资本家亲自担任了。”“只要这种劳动是由劳动的社会形式(协作、分工等等)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像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剥去,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在资本内部发展起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性质,能够脱离它们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脱离它们的各因素的异化、对立和矛盾的形式,脱离它们的颠倒和混乱。”在这里,马克思所讲的“管理”、“协作”、“分工”等劳动的“社会形式”,就是社会生产的职能结构,它是直接为形成生产力和生产活动服务的,它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根本联系,可以离开资本主义而存在;而“资本主义的外壳”、“资本主义形式”则指的是以资本家占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它们是社会的利益结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灵魂,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存亡的。马克思还反复阐述过“协作”、“分工”等现代生产结构在组成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例如,他说;“[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是: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的应用等等。”他还说过:“协作是一般形式,这种形式是一切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社会组合的基础,并在其中任何一种协作中得到进一步的专业划分。”马克思把“协作”称作“一般形式”,“是一切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社会组合的基础”,这就把它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利益结构)中剥离出来,把它看成超越利益结构的一般性生产结构,这就是社会生产的职能结构。
应当承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弊端和腐朽性、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最突出的任务,因此,他们把充分揭示社会的利益性结构,即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及阶级差别、阶级对立与斗争作为主攻方向。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关于社会的利益性结构的论述要更多一些。但决不能由此就断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注意到社会的职能性结构,更不能由此否定社会的职能性结构的存在。也正是由于我们以往过多地重视了利益性结构而忽视了职能性结构,以致以利益性结构取代了职能性结构,这就在实践上造成了重大失误:只注重所有制问题,满足于建立了公有制生产关系,而忽视科学管理问题,从而直接影响了各项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的效率。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某种程度上仍把以所有制为核心的利益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全部内容,又往往造成体制改革的被动,以致一些人以为体制改革就是所有制改革,把所有权与经营权混为一谈,认为要建立适合现代化生产的新的科学管理体制就是要变革所有制。这个错误在本质上与先前的只满足于财产关系公有化是一样的,都是只看到了所有制问题。显然,要切实搞好改革,必须认识清楚社会结构中存在着职能性结构与利益性结构两个层面,切不可以偏概全。
现代西方学者对于社会的职能性结构,给予了较充分的注意。韦伯对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体制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科层制理论。丹尼尔·贝尔也对西方社会的技术组织管理给予了较充分的分析:“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这是一个根据最低成本、使用代用品、谋求最佳效果和寻求最高价值等原则来分配资源的途径。……社会结构——是一个旨在协调个人行动以达到特殊目的的职能结构。”西方学者们认识到,社会的职能性结构具有普遍性,不因社会制度的差异而不同。这都表明,社会的职能性结构的确与利益性结构不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质上是利益性结构的不同,即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财产关系的不同,而不是技术管理体制、经济经营方式等职能结构的不同。所以,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在坚持各自的利益性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相互学习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方面的成功经验,从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从发生学上看,职能性结构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形成的。在原始时代,“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①这表明,正是提高劳动能力的最初需要,促使社会的职能性结构形成了。但是,由于这时的生产力极其低下,几乎没有什么剩余产品,分工也是完全按自然条件(男女老幼)而进行,社会内实行的是氏族的共用共享制,人们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区别,也没有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的高低区分。当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并出现了私有制之后,人们在社会利益上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别,社会地位与社会权力也形成了显著的不同,阶级出现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主要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方式等构成的财产关系的区别。
在职能性结构与利益性结构并存的时代,它们是统一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具有相互对应的关系。一般来讲,凡在社会中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集团,也拥有政治、文化上的统治权,同时在职能性结构中也居于经营管理的支配地位,不论是经济管理、行政管理,还是文化管理都基本如此。当然这也不是说它们完全一致,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它们二者有时统一,有时也相区别。例如,当代社会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往往只具备经营管理权而无占有权。但从根本上讲,管理权还是在拥有资产的董事会尤其是大股东手里,所有权仍与管理权在深层次上相一致。所以,既要注意职能性结构与利益性结构的一致性,也要注意其差异性,并能动地利用其既一致又差异的关系。
社会的职能性结构与利益性结构既在社会总体上发挥重要作用,彼此也保持相互影响。不论职能性结构还是利益性结构,归根到底它们都是社会系统的结构,作为社会结构,它们还要形成社会总体上的功能,这些社会功能包括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组合的等社会整体能力和力量。表面看来,似乎只有职能性结构参与形成社会能力,利益性结构由于涉及占有和分配方式以及阶级关系,似乎对社会能力的形成就不起作用了,其实不然。从根本上讲,人们的各种活动是为了追求一定的利益,因而追求利益成为人们活动的动力。在阶级社会中,利益不是统一的而是不同的,但这不同的利益也要通过各自的活动来取得。经济、文化等活动是不同阶级的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必须进行的活动,尽管阶级不同因而在社会内部分配生活资料的方式也不同,但是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形成物质和文化生产力并从事物质和文化生产活动。在物质和文化生产活动中,经营方式上的职能性结构形成了物质和文化生产力活动的工作机制,而利益性结构则形成了生产活动的动力机制。没有职能性结构形不成物质和文化生产力,没有利益性结构则形不成生产活动的动力和积极性。所以,利益性结构是否调整得合理,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阶级社会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对腐朽没落阶级的斗争及财产关系的变革,也直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职能性结构与利益性结构也具有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职能性结构形成工作机制,工作机制的最高原则是效率。因此,提高效率是改进职能性结构的直接目标。但是提高效率却不是人们工作的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各项工作的成果。这些工作成果又正是人们进一步参与分配的利益所在。人们是在社会的利益性结构中获得各种社会产品的,并不是从职能性结构中直接获取,因为职能性结构与利益性结构并不能简单划等号。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厂的经理是管理者,但他获取报酬却要按照协议以领取工资的方式来实现,而不能像资本家那样直接占有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工厂的经理也是管理者,但工厂归集体所有,他也必须按规定以领取工资的方式获取报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为了获得合理的利益,就必须不断调整利益性结构(占有与分配方式)。从这里可以看出,效率应是手段,而公平才是目的。
人是需要和利益的主体,在人与人组成的社会里利益元处不在,社会简直就是一个利益集合体。所以,在社会的职能性和利益性的双重结构中,利益结构更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为了深入认识社会的组合和发展,我们特别需要对社会利益结构的生成进行一番更深入的探讨。
社会结构本质上是人际关系的制度化,由于社会是由人和人的社会性创造事物所组成,因此,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就不只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经由社会事物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关系,这就使人际关系或者说社会结构复杂起来。人是具有生命的存在,人需要和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才能生存和发展,
这些物质、能量和信息就是人的需要对象或利益所在。由于这些利益对象都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所以,人的利益总是社会利益,人际关系也必然成为具有利益性质的关系,社会结构也必然具有利益性。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社会结构都是利益结构。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的生命活动无所不在,人的利益需要和追求也无所不在,社会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利益。这就是人的社会利益的必然性。
人的需要具有丰富的内容,满足人的需要的利益对象也是丰富的,进而获得利益的手段、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人际关系的复杂化,社会结构也会复杂化,社会的利益性结构也必然会复杂化。从大的领域看,人的利益可分为物质利益、人际关系利益和精神利益,在社会结构中,这些利益就变成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经济利益进一步形成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经济利益结构,政治利益进一步形成社会的政治利益关系和政治利益结构,文化利益进一步形成社会的文化利益关系和文化利益结构。利益与人的需要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又不完全对应。需要是人的主体匮乏状态,这包括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如生理、安全、合群需要,也包括人的高层次的发展需要如社会认同、自我实现的需要。严格地讲,利益主要是对应人的较低层次的需要的,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人的高层次需要是一种超越生存的追求,而人的利益主要限于维持和发展人的生存,超越生存不再属于人的利益范畴。利益永远是向内的,是外部事物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特性,是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服务的。而超越生存的高层次需要作为人的追求则是向外的,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贡献,这是高于人的利益的。
社会的经济利益结构是社会利益结构中最基本的内容。人的经济利益有许多方面,但基本的作用就是保障人的物质生活。但在社会中,由于众多个人的参与,形成了复杂的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不只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所组成,而是以物质资料为中介而形成。社会生活的物质资料主要分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直接为满足人的生活需要服务,它们是供人直接使用享用的,这种使用和享用关系同时也是占有关系,具有排他性,即不能同时由他人所使用和享用。生产资料是用来生产生活资料的。在人类的原始时期即采猎时代,生产资料属于自然界,生活资料直接由自然界生产,如野果、野兽等。人们为了获取野果和野兽需要发明和使用工具,工具属于社会内部的生产资料,但这时的工具极其简单和稀少,对它们的拥有还形不成社会的重要经济内容。这时,只有生活资料的使用和享用才是重要的。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包括自然资源(如土地、草原、森林)和日益复杂的工具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物质资料,对这些物质资料的拥有关系就复杂起来。这些拥有关系主要包括占有、使用、享用关系。人是社会的成员,物质财富无论如何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以某种方式从社会中获取,这种获取方式就是分配。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中除了占有、使用、享用的拥有关系之外还有一种关系,这就是分配关系。分配关系十分重要,以何种方式进行分配决定了财富的获得途径和多寡,才能进一步拥有一定的财富,亦即进一步占有、使用和享用财富。于是,以物质资料为中介的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就形成了主要由拥有关系、分配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经济利益结构。经济利益结构虽然是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但其中一点也离不开人与物的关系,在这里,人与物的关系不是构成某种工作能力的关系(例如不是构成生产能力的关系),而是一种财产关系即财富的归属关系、拥有关系。
社会的政治利益结构起源于社会组合及其管理。众多个人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际关系错综复杂,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组织管理活动,这原本属于社会的职能活动和职能结构。但这种职能活动和职能结构同时具有利益性,即人对人的社会地位差异性,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异性形成了人对人的支配权和统治权,这就促使社会组织管理活动和结构进一步形成了具有利益性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结构,即形成了人与人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和社会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地位差异性结构。所以,政治结构的本质是人们的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社会中实施管理职位的少数人组成了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统治阶级或集团,而居于社会下层亦即被管理被统治地位的多数人则组成了社会的被统治阶级。由于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相关性,这又使政治统治集团与经济上的富有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社会的统治、压迫和剥削阶级,而社会的大多数人则沦为被统治、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或群体。
社会的文化结构作为利益结构,情况比较复杂。文化在这里主要指的是精神文化活动和产品。文化活动和产品也是人的需要和利益所在,但它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物质的经济的活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它是依附于物质的经济的活动的,所以,在经济上处于占有和支配地位的集团也同样居于对文化活动和产品的占有和支配的地位,而在经济上处于被支配的阶级在文化上也是贫乏的。此外,从事文化创造的人群一方面要受到经济统治阶级的支配,另一方面还要受到政治统治者的支配。少数文化创造者也会上升到社会的显贵地位从而成为精神权贵,拥有了显要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成为社会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处于匮乏时期的文化也是人们的利益对象,占有、支配、创造和分配文化产品也是一种社会的利益关系和结构。
社会利益结构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只有历史地观察社会利益结构,才能更充分地把握它的实质。
在社会利益结构中,经济或称物质利益是最基本的利益,它决定着其他利益的结构和变化。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观察一下经济利益结构的历史演变。经济利益结构的核心是人与财产(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关系。人与财产的关系主要包括四项,这就是享用、使用、占有和组织管理。所谓享用,就是人对物质资料的消费,这种消费主要是指在生活中对物质资料的利用,也包括由于参与生产而分享别人拥有的生产性物质资料(从而获得并消费相应的生活资料),这是人与财产的最直接关系,是物质资料对人的生存活动的最直接参与,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利益和权利。所谓使用,主要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资料的利用,而不论这些物质资料在法律关系上是否属于自己。只要有使用关系,人们就可获得对物质资料的享用,当然,出卖劳动力而获得的使用关系只能分享一部分或较少的物质资料。所谓占有,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占有主要体现为支配权和处置权,可以按占有关系决定如何使用、出让生产资料。占有是最高的拥有权力,它除了享用权和使用权还包括处置权。所谓组织管理(简称组管),主要指的是对生产资料的使用过程、产品的流动交换过程以及劳动成果的分配过程的组织管理。组织管理是对复杂的物质生产、流通、分配过程所形成的社会系统的规划、组织、控制、调节等活动。组织管理起初由财产占有者直接实行,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扩大和复杂化,形成了专门的组织管理者及集团,尽管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在物质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中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
人与财产的利益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变化形成了社会经济利益结构演变的核心,也决定了其他利益结构的演变。可把人与财产的利益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简单地排列如下:
在人类的祖先古猿时代,还未形成生产活动,也没有财产关系,古猿只是利用自然环境生产和提供的现成的动植物食物维持生存。当然,在古猿时代,这些动物们已经具有生存领地,它们在一定的区域空间活动,享用这个区域的生态环境所提供的食物,同时排斥其他同类及其群体对这个区域食物的享用。显然,在古猿时代形成的只是古猿与环境及其提供的食物之间的享用关系。
当古猿转变成人类之后,劳动和生产活动出现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享用关系,人所赖以生存的食物不再是自然环境简单提供的,而是需要经过采集、渔猎活动才能获得的,这就进一步形成了人类对环境资源的使用(生产)关系,只有在使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享用关系。使用(生产)关系成为原始人类与自然环境最重要的关系,人类不再像动物那样现成地享用大自然提供的生存资料了,而必须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活动来获取。由于这种使用关系成为享用生活资料的前提,因此,这种使用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职能性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利益关系,能否具有这种人与环境资源的使用关系直接决定了是否具有享用关系。显然,使用关系是从享用关系分化出来的,古猿与环境的享用关系分化为原始人与环境的使用关系和享用关系。所以,采猎时代是一个人与物质财富形成了“使用——享用”关系的时代。
当采猎时代发展到农业时代,新的财富关系又形成了,这就是从使用关系中又进一步分化出占有关系,从而形成了“占有——使用——享用”的财产关系。古猿对自然环境只具有享用关系,采猎时代的原始人与 自然环境形成了生产劳动关系即使用关系,使用环境资源成为能否享用生活资料的前提和关键。但在采猎时代环境还直接生产着人类必需的生活资料如野果和野兽,人类的劳动只是把野果和野兽采集和渔猎回去用于生活,因此,对于采猎活动而言,作为生产资料的环境资源还是不确定的,因此在人类与环境资源之间还没有确定的占有关系,只有动物式的领地范围,还不是占有关系。当种植、养殖的农牧业作为主导生产方式确定下来之后,用来种植和养殖的土地、草原、水塘等环境资源就成为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人们与这些生产资料就逐渐形成了相对确定的占有关系。只有在占有关系确定的条件下,才能进一步展开使用关系和享用关系。占有的生产资料不仅包括环境资源,还包括日益复杂的生产工具、生产场所等重要的生产条件。早期的占有关系是群体占有关系,即由氏族或部落集体占有、使用和享用,这就是原始的公有制;后期出现了个体家庭占有关系,这就是私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都表明人类与生产资料之间形成了占有关系。公有制本质上是群体所有制,这个群体可以是原始社会的氏族和部落,也可以是现代社会的企业和国家。这里的“公”只是群体,即一定范围人群所组成的团体所占有,而非整个人类共同占有。某一个群体占有可以排斥其他群体占有,而人类共同占有是没有排斥对象的占有,因此这也不再是占有,所剩下的只是共同使用和享用。所以,当到了全球化的占有时代就不再是占有了,占有制消亡了,只剩下共同使用关系和共同享用关系。
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物质生产活动出现了新的特征,这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的科技化、机械化、工厂化、国家化乃至国际化,这些特征集中地表现为系统化。工业化的物质生产、流通和消费成为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即使一个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都是高度专业化,这样高度复杂的社会物质活动突破了农业时代的家庭化组织管理,其组织管理的职能也不再是占有财产这个人所能承担的,于是逐渐出现了一个专业化的组织管理者群体,他们成为社会物质生产、流通、消费活动的直接调控者。因此,一种新型的人与财产的关系形成了——这就是组织管理关系。组织管理关系是从占有关系中分化出来的,早期的组织管理职能是由财产占有者直接实行的,后来随着组织管理活动的复杂化才分化出专门的组织管理者阶层。虽然组织管理关系主要是一种职能关系,但职能关系往往与利益关系直接相关联,所以,对财产的组织管理关系必定体现为一种丰裕的利益关系。高度专业化复杂化的财产组织管理关系是在工业时代才形成的,所以,工业时代是一个形成了人与财产的“组管——占有——使用——享用”关系的利益结构的时代。
从采猎时代到工业时代,人与财产的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形成了一个从“使用——享用”到“占有——使用——享用”再到“组管——占有——使用——享用”的演变过程。按照这个趋势看,社会的利益关系是否将越来越复杂化呢?是否会形成更加复杂的利益环节呢?否!社会的利益结构不会再向更复杂的形态演变了,恰恰相反,社会利益结构的演化将出现新的转折,逐步走向简单化。这个简单化转折就出现在新工业时代。新工业时代的物质生产活动具有崭新的特点,它们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对象深入到元素层次并同时扩展到太空层次,物质财富满足了人类的生活需求,人类利益从个人本位、群体本位提升到类本位,社会组合和社会利益高度全球人类一体化。在这样的物质生方式的基础上,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实现了全人类共同占有,而由于全人类共同占有失去了排他性因而也就不再是占有制了,人与物质财富的占有关系消亡了。所以,
新工业时代的物质利益关系不是复杂了而是简单了,由于“占有关系”的消亡,工业时代的“组管——占有——使用——享用”四个环节的利益结构变成了新工业时代的“组管——使用——享用”三个环节的利益结构。在这里,“组管——占有”的两个环节融合为“组管”一个环节,全人类的共同占有制变成了全人类的共同组织管理、共同使用和共同享用。
严格地讲,占有制萌芽于采猎时代,只是由于采猎活动的环境处于不确定状态,人们对环境资源的使用和享用是主要的,占有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还未有严格确定的占有关系。同样道理,新工业时代占有制也并非完全消失了,而是逐渐进入衰退状态,有的领域不再有占有关系,有的领域占有关系在淡化,有的领域占有关系则维持了较长的时间。例如,在太空领域,人类与太空环境不再是占有关系,只是共同的组织管理、使用、享用关系。在地球的某些领域也是如此,如南北极、公海等。人们居住和生活的土地、草原、河流等许多传统领域的占有关系则逐步公共化、全球化,占有制需要有一个逐步淡化的过程。但新工业化时代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越来越表现为共同使用和享用地球资源而不是分割地占有地球资源,因此,占有制必然逐步淡化和消亡。
当从新工业时代走向天然物理时代,物质生产方式将发生质的转变,这是人类从包括工业时代和新工业时代在内的化学时代走向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大时代——物理时代。物理时代分为天然物理时代和人工物理时代,前一个时代是初级阶段,后一个时代是高级阶段。在天然物理时代,人类的劳动对象主要是基本粒子的物理物质,包括各种物理的场。大尺度的时空范围都将成为人类活动的场所。人类自身也将发生根本变化,生命形态的人将得到逐步改造,起因于生命活动的物质需要和利益都将逐步淡化并最终消失,人与环境的物质性享用关系也将逐步消亡。所以,天然物理时代是一个人类逐步改变自身生命形态的时代,也是一个生命形态的物质需要和利益逐步消亡的时代。这样,在天然物理时代,人与物质财富的关系就将从新工业时代的“组管——使用——享用”的结构进一步减缩为“组管——使用”的结构。没有了享用的环节,严格意义上的利益结构已经不存在。但是,人类对环境的使用(作用)还是具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人类对环境的作用虽然不再是单纯为了生命需要,但依然具有更高层次的需要,这就是人类彻底认识自然、创造新自然的历史使命。这时,人类与环境世界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信息性的调节控制作用和能量质量的物理作用。
当人类进入人工物理时代,这是一个人类能够创造能量和质量、改变时间和空间的时代,简言之是一个能够再造新宇宙的时代。人类与环境宇宙的关系最终只剩下“组管”的环节了。“组管”是一个什么环节呢?就是一个信息性的调控活动。人类自身只是一种信息性的作用力量,在宇宙中发挥着新的独特的调控作用,使宇宙由旧的形态转变为(产生出)新的形态。“利益”的原本含义早就转变为崭新的含义——从物质的生物化学作用到质量能量的物理作用,最终只剩下了信息作用——然而,正是这个信息作用,发挥了再造新宇宙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只是抽象、粗线条地考察了经济利益的演变历程。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社会的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演变历程大体是与之相适应的。
在探讨社会利益结构的演变中,需要特别深入探讨一下人们的社会利益的分裂和统一问题。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利益集合体,其利益结构和职能结构一样,也是十分复杂的,利益结构的复杂性主要 表现在人们的利益的分裂上。本来人与人是同样的生命体,拥有着同样的需要,但是,由于人类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的需要和利益也不断超越了生命需求,从而使人的利益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上不断延伸开来。不论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需要不断创造和发展,不可能一下子满足人的需要,尤其是人的需要的膨胀远远超过社会财富的生产,加之人口的高速发展更使社会财富呈现出不足和匮乏的状态,于是,匮乏和不足的财富在社会人群中的不均衡分布就成为可能。当财富和人形成了一种拥有和占有关系,人们享用的财富不平衡就成为必然的现实了。
在采猎时代,氏族体制下的人群对物质资料的使用和享用都是共有的,即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和共同享用由生产资料生产的生活资料。除了使用和享用还有占有,但这时的生存活动还是不确定的,作为生产资料的环境资源也是不确定的,加之不同人群的交往关系还是极其疏远的,因而对环境资源还没有形成十分固定的占有关系。到采猎时代后期和农牧业时代初期,人们的生产活动相对稳定下来之后,人们与环境资源的占有关系逐步确定下来,这时物质资料的占有是在氏族范围内共同实行的,这就是氏族的公有制。这种公有制具有明确的范围和排他性,主要是指排斥其他氏族和人群的占有、使用和享用。显然,这是一种群体占有制,并非人类的共同占有制。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共同占有,有的只是人类的共同使用和共同享用。例如,今天全球人类对南极和北极地区只有共同的使用和享用而没有什么共同占有。这是因为,占有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支配权和处置权,而对所谓的共同占有而言却没有支配权和处置权,因此,也就无所谓共同占有了。再如,月球对人类而言是可以共同使用和共同享用的空间地域,这似乎表明人类对月球具有共同的占有权,其实则不然,人类对月球并没有什么支配权和处置权,也就说,人类对月球没有什么共同占有关系。所以,在人类之初是没有占有关系的,只是进入农牧业时代之后,形成了氏族范围内的共同占有制即氏族的公有制,而从未有过全人类的共同占有制。确切地说,社会的占有关系是从农业时代之初的氏族小群体公确制开始的。此后,又逐步形成了私有制,出现了社会利益的分裂及对立的阶级,形成了对抗性的社会利益结构。
占有制尤其是私有制只是社会利益分裂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使用和亨用的环节中发生的不平衡就足以促成社会利益的差异乃至对抗。所以,考察社会利益的分裂不应只关注占有制度而忽视其他方面如分配制度。分配上的差异起因于社会职能上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分工导致的利益差异和分裂。恩格斯曾这样论述过分工导致的利益分裂:“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起初,“在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归结为产品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公社内部的直接分配。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的伴侣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他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随后,“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了。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社会分工是社会活动发展的结果,社会分工导致了人类活动能力的提升,例如从采猎活动到农牧活动的提升、从农牧活动到工业活动的提升,等等。社会分工在实现了人类活动能力的提升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这进一步导致人们的社会职能的区别,并进而导致人们在财富分配和占有上的分裂。
然而,利益分配的差异虽直接来自社会职能的差异,但这只是表层的原因,最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社会利益负载物的匮乏和短缺。只有当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之后,人们的利益分配差异才会逐步消失,人们的利益分裂和对抗也才会逐渐消失。所以,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既有一个利益逐步强化的过程,也有一个利益逐步淡化的过程。说到底,利益是环境世界(包括社会财富)对人而言的价值作用而非人对环境世界的价值作用,因此,利益不是人类发展的永恒命题,人类的发展终将达到一个超越利益的时代。到那个时代,人类不再追逐环境世界对人的价值作用,而是不断追逐创新、不断追逐对再造新宇宙的贡献,即人对环境世界的价值作用。在人类对环境世界的价值作用中,人们追逐的是贡献而不再是利益,人们的利益分裂就将转化为利益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利益不是向内的而是向外的,指向对环境世界即新宇宙的创造。这正是人类的终极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