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张先生最近刚被拆迁，他的房子在东五环以外大约3公里，当年在宅基地修的平房，房屋加周边院落，共获得拆迁款近千万。按理说，他本属于农村户口，但90年代后期，由于城市扩张，他获得了农转非资格。近几年，北京房地产建设一日千里，这种本属远郊的土地价值因此陡增。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这位张兄笑得合不拢嘴，第二天便跑到车市，给自己添了一台路虎。
同样的境遇，湖南长沙的刘先生就没有这么走运。他建在岳麓山附近的一幢3层连四间的楼房最近要被拆迁，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补偿条款，刘一气之下，将自己的遭遇发布在网上；拆迁办的人则认为，刘所建房屋，超出了宅基地的面积，相当一部分属于违章建筑，而且刘属农村户口，他的房子并没有获得政府颁发的产权证。拆迁办叫来警察一起强拆，双方动起手来。结果，警察以散布有害信息，暴力干扰公务为由，将刘拘留。刘的老婆情急之下，抓住拆迁办的人又哭又闹，警察照样亮出手铐，将女人一并收监。
如何看待这两个反差明显的拆迁结果，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课题。由此我想到计划经济时代著名的价格剪刀差概念。刚好，上个月与人民大学的毛振华教授谈及中国农民的处境，他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经济史的描述：中国农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初期，长期处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状态；从8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5年左右，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持续处在与城市人口同工不同酬的收入境地，这可以总结为一种针对中国农民的“收入剪刀差”；而最近的5年，城市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城市人口房地产高速增值，但与此同时，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村房地产市场不成型，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醒目的、针对中国农民的“土地资本剪刀差”现象。
从历史层面看，毛振华教授道出了一个经济学事实：60年中国经济的基本逻辑，可能就是通过对农民利益的有效盘剥而形成。众所周知，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政策，就是设立了一套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人为压低农村的产品价格，提高工业产品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差距。保守估计，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155亿元；1979-1994年的16年，政府大约提取农业剩余净值12986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811亿元。现实意义上，中国政府正是利用这种“剪刀差”，试图推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使资源配置大面积、大幅度向城市倾斜，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悬殊的城乡差别。
从2006年元旦开始，随着政府取消农业税，这种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现象基本缓解，但这并不意味着针对中国农民的“剪刀差”思维方式从此消失。某种意义上，“剪刀差思维”成为政府部门的思维定势，在收入和资本两个新的路径上继续繁衍。
如果说“价格剪刀差”时期，主要以“廉价的农产品”为主要形态，那么随之而来的“收入剪刀差”时期，主要形态则为“廉价的劳动力”。有人做过统计，在过去的大约20年时间内，中国农村每年为城市建设贡献了1.2亿数量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年龄处于16岁到46岁之间，拿着世界上最低廉的工资，没有市民资格，不享受城市人口拥有的医疗体系和养老体系。一个粗略的统计数字表明，这种醒目的“收入剪刀差”，政府大概从农民身上抽取了9万亿人民币的豪迈资金来促进城市化进程。
不过，相比跟随而来的“资本剪刀差”，“收入剪刀差”似乎有点小巫见大巫。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经济掠夺手段，一方面，政府用压低农民土地资本价格的方式，应对不断扩张的城市版图和不断高涨的房地产价格，用悬殊的价格差来推动城市化的又一轮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将农民所建房屋统一定义为小产权房，剥夺了农民房地产资本的产权界定权利，导致所有农民的房子不能有效进入交易环节，从而使得农民的土地资本失去了升值的机会。有人也做过统计，每年农民在土地进入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本损耗高达5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农民每年正在以5万亿元的土地资本金，无偿支持中国的城市发展。
一个没有资本权利的农民，如何应对越来越残酷的利益分割？这种惊心动魄的“土地资本剪刀差”，如何让农民冷静面对？如果说过去的价格、收入剪刀差仅仅是一种流动的货币形式，那么今天土地资本意义上的剪刀差，则是一种被农民视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固定资产形式。中国农民对土地和房子的重视，很多时候甚至超过了对生命的重视，无数的农民一辈子都在为房子努力，当官员们举着一把剪刀要剪掉农民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的时候，农民应该怎么办？难道只有哭天抢地、暴力抗法、或者自焚的悲凉结局吗？官员应该怎么办？难道只能亮出铮亮的手铐，将农民收入监牢，开着推土机，凶猛碾过农民的土地和房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