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副市长王立军亲自引爆“走入美国总领馆事件”一个多星期后，中国知识界从最初的震惊，愤怒、拒绝相信或者暗自得意等情绪中冷静来，转入对“重庆模式”以及2011年中国思潮的总结与反思。
上周，民间的温和派左翼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次聚集一堂。从网上公开的论坛记录上看，聚会的主题是“对话：2011年中国社会思潮”。大家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去认真面对彼此的立场，借此把握社会现状，为未来探寻出路。
当前中国的社会思潮，究竟应该是四分法还是六分法，该分为中左、中右、极左、极右；还是极左、左、中左、中右、右、极右？辨析不同思潮与它们的产生背景，如今已不纯为学术问题，而是具有现实指涉性的现实问题。
在王立军事件后，这些讨论显得更为重要。虽然所谓“重庆模式”的标志人物之一出事了，但是中国社会现实并没有改变；不论重庆的做法是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妙方，中国贫富两极化，腐败久治不愈，依然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按“中左”学者杨帆的说法，2003年至2005年，中国启动“国退民进”（国有经济在一些领域逐步退出，民有民营经济在这些领域的逐步进入），内部人借由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都是极右思潮抬头、迷信市场万能导致的恶果，标志了中央政策走到“极右”。他当年参与主导反对“国退民进”的辩论，意义就在于基本遏制了极右思潮。
右翼学者则声称，损害大众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为右翼知识分子中的“个别人士”所支持。大多数右翼学者对权贵资本主义同样深恶痛绝。
然而，右翼的药方与左翼不同。前者认为，中国标榜的社会主义理想并不真实，走到底也不能实现公平正义，因此，建设更合理的社会，出路在于引入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基本按照国际惯例行事。
仔细看左右阵营的论说，外人会发现这两派主张——这里指其中温和人士的主张，实际上并非全然不可调和。因为，前者的不满主要指向经济制度，后者的炮火则主攻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究竟是市场化的本身，还是权力高度集中下的市场化，才是各种问题的根源？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国家主义究竟是中国的优势，是过渡时期的有益工具，还是隐患？这是不同思潮的核心分歧点。
每一种论说，都有其论证基础与难以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待各方继续理性辩论，以求得真理越辩越明之效。一次爆炸性的政治事件后，各方都冷静下来，未尝不是好事。
在过去一周里，不止一个学者提醒说，不要抱着清算重庆经验的态度，重庆公租房、户籍改革的意义，它一系列民生举措的合理性，现在更值客观、理性的评估。
倒是，与民间的激烈讨论相比，中国政府显得安静，被动。过去一年多来，当局对各种讨论基本保持抽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民间的左翼话语代替了官方话语，与自由主义思潮互斗长短。
这个局面，是隐藏着风险的。中国社会不公、贫富两极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是极易产生极端思想的土壤。应该承认，社会发展大势，中国经济资源的分配总体上是倾向右翼这一边。比较起来，草根左翼比右翼更有极端化的可能，谁鼓励这个星星之火，为社会分裂、冲突埋下引信，未来也难免要背上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