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讲，“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现代性社会构建的目标和路径，即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现代文明秩序。
本文论述集中在经济领域，讨论重点不是经济结构而是经济制度，即市场机制中政府的职能。
一，“中国奇迹”是否展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版图。
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解读这一现象已成为全球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课题。
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表明中国已建立了一个区别于欧美“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可以充分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决策。
另一派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发展主义政府”主导经济的产物，而这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东亚模式”具有共同特征。但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会造成资源浪费、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缺失、社会不公和腐败贪污等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东亚国家已摆脱了这种模式，实现了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
此次金融风暴中使欧美经济体系弊端的显现，而中国应对危机的成功表现使得“中国模式论”占了上风。
二，所谓“中国模式”是改革中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制度创新。
“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表现为一种差异性，还表现为它的可示范作用和普遍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转轨过程中渐进式的路径选择和旧体制的影响，即政府对市场管制和行政干预。
我不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观点和制度，但中国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某种程度的替代。
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而且成为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
因此，“中国模式”的差异性更多地表现为转轨中的路径选择，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目标模式。
当下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
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和中国的现实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那么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东亚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呢？我以为也不尽然。
首先，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和角色来看，中国政府已经远远超过了“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或“发展主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表现为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汇率、利率的管制，中国政府除了上述方面，还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如土地、矿产等，参与市场竞争（国企），并通过行政审批干预经济活动。
这种体制既有“东亚模式”的影响，也有从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带来的特征，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中利益集团的行为驱动。
与“东亚模式”相比较，这种体制具有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利益结构，因而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更具挑战性。
其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因主要不是来自政府在市场活动中的特殊角色，而是政府放权、市场发展的结果。
这一过程可以看做是制度的变迁，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大大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费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释放出了人力资源的生产力和创造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加入了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中国进入了全球的产业链，由此大大扩展了生产边界（潜在生产能力）。
概括地讲，内外制度的改革，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因素。与“东亚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制度改革可以释放出更大的“帕累托改进”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我不赞同时下的所谓“中国模式论”，并对其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斥欧美文明的情绪保持警惕和担忧。
我认为，当下要关注的不是标榜政府主导经济的“中国模式”，而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即从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的经济，而政府的职能应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
中国经济的发展呼唤新的改革议程，在新一轮经济改革中应以政府职能转换为中心，重点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国家资本社会化、土地收益分配公正化等。
作者为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