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近来各方人士颇多论列。一般的讲，大家是认为学术思想应当自由，大都认为这种自由是民主国家重要表征之一。间或也有提出不同的论调的，但已甚少从正面来加以反对，他们只能从侧面来反对，说这种自由不能是绝对的，总或多或少地应当加以某些限制。这也可以说是时代潮流所趋，没有人能够过分违逆它。
我们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须弄清楚一点，就是这个问题要从政治上来提出，来讨论；要把它当做具体问题来处理，不能把它当做抽象的东西看。就是说，主张学术思想应有自由，是说学术思想不应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应当让它循着自身的规律去展开，去发展，不是说学术思想应象野马行云那样，漫无规律地乱闯乱撞。例如有些反对思想自由的人说，若思想绝无规矩准绳的限制，就是思想的自杀，说，某一种限制也可以促进思想的发展。他问：思想若不受逻辑的限制，则
不合逻辑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若不受道德的限制，则不道德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若不受国家民族利益的限制，则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等等。
这种反对论就是有意把问题弄混乱了，好来混水摸鱼，就是先把别人所提的具体问题拖到玄虚之中去，再对它鞭打一阵的办法。
目前主张思想自由的人，谁也不会认为不合逻辑的思想也是好的，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也是好的，不道德的思想也是好的。他们只是认为，某一思想的合不合逻辑，是不是不道德，是否危害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学术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应让学术思想自己来解决，不应由外力来干涉，由政治力量从外面来加以干涉。就拿逻辑来讲吧，没有了逻辑或不合逻辑的思想，它自身就站立不住，如果有人硬要提出这种思想来，也不能为思想界容忍而要受到唾弃，更不要说这种思想能否算是一种学术了。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更要引起思想界的愤怒，一经发现，大家就要起来加以猛烈的攻击。试问目前有人敢把汪逆精卫之流妥协投降的思想，破坏团结的思想，主张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思想推荐到大后方来吗?果然有人这样来推荐的话，思想界有不立刻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的吗?
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更是如此。在抗战建国时期，妥协投降的思想就是最不道德的思想，破坏团结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一心想着发点国难财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这些思想，尽管会在有些人的脑子内萦回奔腾，却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提到论坛上来；尽管会有些人不声不响地，遮遮掩掩地在那样做，却没有人敢于公然提出那样的主张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思想界断然不会容许这种思想出头露面的缘故。所以我们说，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规律。
主张思想自由的人，是认为思想的是非曲直，应让它在自由发展中自己来解决，不要用政治力量从外面来加以干涉，而不是抽象地来主张思想自由，把思想当做漫无规律的东西。这一点，是谈思想自由问题时，首先就要弄清楚的。
进一步来讨论，所以要主张思想自由，正是为的要来加强思想自身的规律，要让这个规律在思想的自由开展、自由发展之中壮健起来，坚强起来。思想愈能自由，它的是非曲直，愈能明晰而周密。譬如，上述那种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不道德的思想，敢于公然提到论坛上来的固然不会有，但很可能穿着伪装来出现，或弯弯曲曲来偷运，或强词夺理地来武断，或甚至凭借某种优越的势位来欺凌。遇有这样的情形时，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就自然会有人出来加以剖析，揭露，勾微，发隐，使它须眉毕现，无所形遁；或群起而攻，使它恃强难逞。否则赵高指鹿为马，也无人敢加指斥，那就连是非曲直也不会有，还讲什么道德，讲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呢?
至于逻辑，更要明显，真理因愈辩而愈明，逻辑也就是思想愈自由而愈臻完密。思想的规律是蕴藏于思想自身，正如身体的康强蕴藏于身体自身一样。要求得身体的康强，必须首先解除有碍于身体的自由生长的一切束缚如束胸、裹足等等。要求得思想规律的壮健与坚强，必须首先解脱障碍思想自由发展的一切束缚如政治力量的干涉等等。
从这一点上来看，目前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可以说就是要来把人类的思想自由从法西斯的瘟疫中拯救出来，民主国家所以不惜抛掷这样巨大的生命财产来扑灭法西斯恶魔，因为它是人类思想自由最凶狠的死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层，蒙巴顿将军就曾指点得异常明确，他说：“我们的敌人法西斯，当它走上政治舞台时，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所以照他说来，我们再也不能做这样的蠢事，一方面在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另一方面却又以为不能让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他这样说话的确是非常明智的，却也是非常平凡的。我们所以对法西斯誓不两立，所以对于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生死以之，对这战争看做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是因为法西斯侵略者要侵占我领土，掠夺我财产，奴役我人民，荼毒我生灵，而且也是因为它还要剥夺我自由，室息我思想，破灭我文化，毁坏我文明。那么，一方面在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另一方面却以为不能让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那不是再愚蠢也没有的事吗?
也有人这样说，思想自由是要有的，但在战时又当别论，因为战争须要力量集中，从而须要意志集中，从而须要思想集中，从而思想就不能讲自由。这种说法，真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在这一问题上，美副总统华莱士曾提供我们一个很贤明的意见。他在上月二十二日中美文化协会成立五周年时向中国广播，其中有一段说：“中国和美国在战时必须努力保存每一公民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权利。实现法律下的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诸大原则。中美人民以独裁者的行为为殷鉴，都知道我们如果在战斗过程中失去个人自由，那么，决没有战胜法西斯主义可言；如果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没有提供其批评的思想以及谋我共同福利的良法，那么，也没有建设新世界的可能。”华莱士这话还说得不明白吗?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不但没有战后建设新世界的可能，而且就连目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没有胜利可言。
华莱士这一段话，在有些人听来，也许要以为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如此，那么就请看看事实吧。试问我们到底凭什么来和法西斯强盗作战呢?我们凭什么能够确信自己的反法西斯战争一定能够胜利呢?靠武器精良，兵力雄厚，军事工业发达吗?是的，这一些自然在必要条件之中的。但是，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初，这些条件远比敌人差，为什么我们竟敢接受敌人的挑战，而且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呢?就是到了现在，我们在这些条件上仍然还是劣势，为什么我们的胜利信心仍然还是屹立不摇?苏联在这些条件上，至少在对德抗战之初并不见得比德国为优，为什么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人士一致相信苏联必胜，而且现在苏联确已大捷频传，快把敌人完全逐出国境了呢?没有别的，这里有一个关健，就是民主，苏联的人民向来保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等的民主权利。民主国家所以要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统治的理由在此。法西斯国家必败，民主国家必胜的根据也就在此。
国家的战斗力是要从人民身上获得的。只有广大的人民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时，国家才算是真正有了力量。否则就算你侥幸取得了大量的机械化部队，高度现代化的军事工业，也终于是枉然。前者的典型例子则是苏联。后者的典型例子是希特勒德国。苏联就因为他每一个公民都已有了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和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权利，都已有了提供其批评的思想以谋共同福利的自由，所以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能够泉涌而出，所以能在短短廿余年之中，把贫穷愚昧的帝俄一变而为
文化甲天下，富庶近英美的苏联，所以能在抗德战争之中生产突飞猛扬，战术精进，兵源泉涌，战士的英勇和牺牲精神和人民的爱国热诚，使全世界都为之惊叹不置。
因此，我们可以明了，华莱士那种说法，确乎完全是从事实中探究出来的真理，丝毫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华莱士所指出的这个真理，对于我们中国，特别值得珍视。我们所需要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正多，需要人民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需要人民提供其批评的思想正殷，需要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正切。不但为了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亟需要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为了要能战胜法西斯日寇，为了要能和同盟诸民主国家并驾齐驱，也同样亟需要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为了要在武装、战术、军事工业等等条件上，使我们的对敌劣势有所改进，更是亟需要有学术自由，思想自
由。
学术思想的自由，决不是和作战不相容，恰恰相反，是大有助于作战能力的提高的。
还有一层，学术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学来讲，是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哲学等一切学术思想来说的。目前一般人士，对自然科学可说已开始重视。不过实际上的重视的还是偏在自然科学的技术方面，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科学思想，科学态度等等，还未免重视得很不够，还是让少数自然科学家在四向呼吁。至于社会科学，那就更是有人把它看做不急之需。这实在是莫大的缺陷。这两种科学实是同样的重要，不宜有所偏倚。
如果一定要说对目前中国不能不有个轻重缓急的话，那么，社会科学暂时有比自然科学更值得被人重视的理由。因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致误入歧途，必须首先在各种社会问题上能够找到解决的途径——正确的解决途径，作为基础才行。
同样的自然科学，在有些先进国家就发展得迟慢以至于停滞，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就发展得非常之快；同样的自然科学，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发展起来就真正成为国利民福，在法西斯国家发展起来就适足以祸国殃民；这里的差别，正就在于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都能正确地解决了，另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则还没有能够解决，或没有能够正确地解决。
社会问题的解决有需乎社会科学做武器。所以，如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对于目前的中国是迫切需要的。
学术思想的自由对社会科学也比对自然科学更为重要。在目前，尤其在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可能引起的争论，要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可能引起的繁复得多。争论愈多，愈复杂，它所需要的自由发展也就愈大，愈迫切。因为是非是愈争愈分明，真理是愈辩愈深透，这个道理是谁都知道的。
学术思想需要自由，一般的讲，是指一切学术来说的，特殊一点来讲，尤其要指社会科学来说。
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是把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也是战胜法西斯日寇建立新中国的必要条件。我们迫切需要有学术思想的自由。
编者按：原文在于1944年3月26日《新华日报》
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