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是公认的20世纪英语文学中最重要人物之一。《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展示了他对人的灵魂奥秘的探索，以及炉火纯青的人物刻画和情节描写，还有深邃的心理透视。这部现在被誉为“西方十大经典爱情小说”，1928年7月在佛罗伦萨由劳伦斯私人出版，由于书中多处直接的性爱描写，措辞大胆，立刻受到攻击，伦敦的《英国佬》（John Bull）杂志上刊出一篇匿名评论，称该小说是“最能给我国文学抹黑的邪恶产物”。（the most evil outpouring that has ever besmirched the literature of our country）英国文化当局以“有伤风化”为罪名予以查禁，直到1958年才解禁。时在法国的劳伦斯对英国当局的查禁立即予以回击：“但是真正的教化，却使我们对于一个字眼只有内心的、想象的反应，而不是肉体的、暴烈的、无理智的反映――那是要破坏教化的！”“事实上，思想和行为，字眼和事实，是意识的两种分离形式”。“这本书最好是拿给所有十七岁的少女们看看”。“一本纯正的，健全的，我们今日所需要的书”。“纵令我们不能如心所欲地作性的行动，但至少让我们有完备无瑕的性的思想”。（1929年4月，法文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序《我与盗版党的斗争》）他拒绝出版商有关删节本的请求：“那等于用剪刀裁剪我自己的鼻子。书流血了”。（同上）
这部小说1936年由署名饶述一的翻译成中文出版。但此前就有不少中国作家接触过小说的不同外文版本，并进行了“比较文学”式的分析，1934年，中国作家郁达夫曾这样评价劳伦斯和他的这部小说：“实际上我以为福斯托E·M·Forster及现在盛行的乔也斯James Joyeg 与赫胥黎Aldous Huxley和劳伦斯，怕要成为对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界影响最大的四位大金刚”。“我们试把中国的《金瓶梅》拿出来和他一比，马上就可以看出两国作家的时代的不同和技巧的高下，《金瓶梅》里的有些场面和字句，是重复的，牵强的，省去了也不关宏旨的；而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却觉得一句一行也移动不得。他所写的一场场的性交，都觉得是很自然得很”。林语堂这样评价：“金瓶梅是客观的写法。金瓶梅以淫为淫，劳伦斯不是以淫为淫，这淫字别有所解，用来总不太合适”。“劳伦斯可说是一返俗高僧、吃鸡和尚吧”。“在于劳伦斯，性交是储蓄一种主义的，这是劳伦斯与金瓶梅之不同”。（林语堂《谈劳伦斯》）初译者饶述一这样评价：“他们过着一种新野蛮时代的生活，机械的生活，他们不知道真正的人的生活是怎么回事。道德、习惯、社会制度，……束缚着人性的自然发展。我们要脱离所有过去的种种愚民的禁忌（taboos），从我们人身所最需要，最深切的需要的起点，用伟大的温情的接触，去产生新道德、新社会、新生命。劳伦斯的这种理想，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是发挥无遗的”。称赞这部小说：“在近代人的黑暗生活上，燃起了一盏光亮的明灯”。称劳伦斯是现代英国作家中罕见的被“精英的青年智识阶级所极端崇拜的人”。朱光潜先生也如此说：“一个人如果因看见内容涉及淫秽事迹的作品而动淫欲，他不但是道德的罪人，对于艺术也是孽蠹”。“不是见地狭隘，就是趣味低下”。（《朱光潜全集》第1卷，P312、318）
然而，198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饶述一的这部小说的中译本，立即被中宣部作为 “精神污染”予以清除，书被查禁，湖南省出版局的正、副局长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总编都受到处分。（朱正《〈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和我》，《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一期，85-87页）
性本来是人类延续生命的必须，是生命最美好的感受，也是人本能的欢乐。性是爱的根本，与爱是直接的因果互动。赋予性行为以丑或恶的色彩，是生命本能的萎缩，是宗教时代人性压抑的道德的阴影。自从人类社会有了等级、剥夺和交换，斗争成为获取权力和资源的途径，种系的延续与壮大成为目标，性便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赢者可以随心所欲，败者只能俯首帖耳，这其实是动物法则的运用。但这种法则一旦以文化的形式固定，性便成为权力或财富的附属，文化的二律背反必然给性涂上丑恶的色彩。尤其男权社会，女性资源与生殖功能结合，便与爱同时失去尊严。因此，其实这部小说根本不是写性，也不是写爱，而是写人！写人与病，时代的病、思想的病、文化的病。病的不仅是查泰莱男爵，整个空气充满了病菌，就像被煤窑污染的泰窝村，社会文化就像微碧山庄一样散发着霉味。每个人都在于病魔打交道，或接受、或绝望、或逃避，但有极少数人想战胜！正如小说在开头所言：“我们所处的，根本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可是我们却不想绝望地来顺受这个悲剧。悲惨的结局，已经出现了，我们是在废墟之中了，我们却在开始经营着新的小小的建设，来抱着一点新的小小的希望。这原是艰难的工作，对于将来，哪里还有一条直的大道；但是我们却在迂回地前进，或从障碍物上跳过。不管它地折与天倾，我们可不得不勉图着生存”。“这大概就是康斯坦斯·查泰莱的人生态度。战争搞垮了她的安乐窝，她也弄明白了人得活下去，同时要学聪明”。
这部小说的颠覆性在于它不是按照传统的情爱文化规矩，抒写情或爱，或大胆一些再由情爱到性，而是由无聊冲动的性开始，到难分难舍的情与爱。突出性的主动与创造，是性创造了爱，是性使爱深入巩固，是性使爱冲破社会文化的桎锢！这是千多年的人类显文化不可容忍的！
通过性行为透视人的灵魂，是劳伦斯的伟大文学成就。正如劳伦斯自己的诉说：“一个少女和一个青年男子，是性的感情和性的思想的一种苦闷的网，一种沸腾的混乱，只有时间才能理出头绪的。多年的纯正的性的思想，多年的性的奋斗行为，将是我们终于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地方，达到真正的功德圆满的贞洁，达到完备的终点，那时我们的性行为、性思想是相谐，不相左的”。“我们的性爱的思想，匍匐地爬行在一种黑暗中，一种秘密的惊恐中，这惊恐是我们的粗野的、未开化的祖先们遗传下来的”。“精神对于肉体的恐怖，使无数的人癫狂”。“如果精神与肉体不能和谐，如果他们没有自然的相互的尊敬，生命是难堪的”。这正合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 1923－2015）所言：“人类其实并非真的了解自己。史学家若对于人类潜意识中关于品味、性爱情欲、抉择等范畴，以及它们在人类有意识生活中所留下的痕迹投入相当的关注，便有可能触及人类心中那些本质性的力量”。
劳伦斯此前小说以结构松懈为特征，因此当时美国批评家约翰·麦西（John Macy）曾说：“劳伦斯的小说，无论从哪一段，就是颠倒从后面谈起都可以的”。但这部小说却不然，结构严谨，逻辑清晰，人物心理行为刻画自然通透。不仅符合心理学原则，也合乎人文演绎。是一本很好的人文启蒙读物！女主人公康妮开始从无聊的不排他的性寻求，到与梅勒斯性遭遇的逃避、接受、认可、依赖，通过性行为她对梅勒斯由轻蔑到认同到尊重到爱恋，层层深入，到最后她对性爱的专一与坚守，之间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可或缺。她对丈夫克里夫由同情到反感、抗拒，再到蔑视，小说事件与场景细节的述写自然而严整，皆在情理之中。男爵身残后，由空洞的文学名利追逐，到对下人的冷酷无情，对商业利益的本能投入，再到遭受离婚尊严打击后对包顿太太的无聊性侵和对商业利益的更深算计，印证了康妮对他的厌恶的必然。从梅勒斯的孤独自尊，到他与康妮性行为的一直投入与爱惜，对男爵无情奴役的忍受，对妻子残酷折磨的无奈逃避，对社会人生的坚定立场，对庸俗空洞虚伪做作的蔑视，对人格的捍卫，小说写得深刻而自然。
这部小说语言丰富生动，使它翻译成任何文种都不失精神魅力。
2015-5-28于峻修堂书斋
（作者系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