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迅速突破数年前提出的2020年人口规划目标(1800万)，即将达2000万，形成了每2年人口增长超过百万态势。有学者发表文章认为北京不应限制人口，并拿东京、首尔做类比。侯东民教授认为，大家都忽视了北京的独特性，那就是水资源，人口增长正在严重透支北京的生存基础，对此社会迄今没有深切认识，对人口猛增的症结及其调控渠道也缺乏准确认知。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本人对这些“城市极限承载力”，乃至于“中国人口承载力”之类的研究，基本上持一个否定的态度。说实话，此类研究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做，但就我看到的相关研究而言，由于研究者的立场、加上自身知识与视野的局限，总是有意无意地低估了技术、制度创新和管理手段进步对城市人口容纳力、国家人口承载力的动态影响，更忽视了市场机制本身对人口流动、人口增长的重大调节作用。因此，这些研究对特定区域人口极限容纳力的估计很快被现实发展所突破，一点也不奇怪。——陶然(学者)
如果按照“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的理论，美国的拉斯韦加斯和以色列这两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里无一例外是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们每年花多少无谓的公款在“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研究上？又有多少决策建立在如此无稽的理论成果上？更挡住了多少公民正当的城市权利和城市梦？——童大焕(媒体人)
北京地下水已用到极限
一地区保证生态平衡水资源利用率应在40%以下，人均水资源1000立方米以下属缺水，500以下属严重缺水。北京水利用率已超过90%，人均水资源已低于200立方米。
为保证水需求，北京长期压缩维持河系生态平衡、抵御污染必须的生态用水，严重超采水库水及地下水；同时限制上游河北相关地区用水，并不时紧急从更严重缺水的河北调水，目前正协商从频遭断流的黄河调水，北京最后的希望是国家耗资巨大的南水北调工程。
但近期科考队对我国西部大河水源地的调查表明，状况并不乐观，湖泊萎缩到处可见，加上今年沙尘暴重新肆虐，西南曾出现严重干旱、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难以预计，给南水北调长期效果添加了不确定因素。
即便南水北调按计划长期给北京稳定供水10亿立方米，北京多年平均水资源量37亿立方米(上世纪60年代年均40多亿，90年代30多亿，2000年以来仅23亿。因此很难判定多年平均与今后现实水量关系)，加上南水北调，也就47亿而已，按目前近2000万人口计算，南水北调后人均不到250立方米。
一般预计北京今后人口将达2500万，按人均250立方米低水平计算年需水也要62亿，与47亿供水比缺口达15亿立方米。据北京地勘局近年研究，至地下150米北京地下水储量约600亿立方米。但北京2001-2008年均缺口12.7亿，累计缺口102亿。1960年北京打井深度不到10米，今天一些平原地区100米井已经废弃，新井直达150米，几乎触及基岩。
试问，人口继续这样增长，地下水还能坚持多久？一些学者认为北京人口今后可达5000万，这意味着不出10年地下水可以耗竭殆尽。
目前，在用水问题上对首都权力的利用已经达到极致，从长远看，全国可以支持奥运，周边却没有理由一直为北京GDP或人口失控买单。在目前人口态势下，南水北调后北京继续超采地下水或向河北要水等情况无法有效缓解，缺口还可能继续增加。人口过快增长使北京人口环境关系高度脆弱化，降低人口增速已经是北京“十二五”头等重要发展任务。
北京与东京、首尔不同
在以上形势下，北京人口容量及人口控制至今颇有争议。未来人口达到2500万似乎已成定局。有学者以东京、首尔为例，认为北京人口今后会达到5000万以上。北京合理的人口容量究竟应该多少？
目前东京人口1300万，相当于日本总人口10%，北京人口达到5000万，也相当于全国不到4%。目前东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近6000人，上海3000，北京“少得惊人”只1200，这样看北京人口确实还有巨大扩展空间。但这种类比完全错误。
一地区人口容量可以用经济、水、土地、交通等条件分别测算。但诸因素中真正决定人口容量的，是生态学上所称的最小限制因子，或称短板。对北京讲这一短板非常明显，就是有钱也难以随意买到的水资源。
东京、首尔确实高比重聚集了国内人口，但水资源状况与北京完全不同。汉江浩浩荡荡穿过首尔，不远处即直入黄海，首尔没有水资源问题，也基本不使用地下水。
东京早期发展出现过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但很快加以控制，目前基本利用河流及水库水，地下水开采极少，并大量回灌地下水，地面沉降极大改善。
东京能够如此，北京却根本做不到。因为东京年降水1550毫米，北京只有580，日本人均水资源3300立方米，东京地表水不够，周边完全可以补给。而中国人均水资源略多于2000立方米，北京及整个黄淮流域人均水资源更多在450立方米以下，并随人口增长还在下降(因此水资源也必将制约京津冀城市带发展)。
那么，北京人口合理容量是多少？加上南水北调北京水资源不超过47亿立方米，按人均300立方米计算，可以相对合理承载的上限约1600万人口。如仿效东京、首尔主要利用地表水，北京地表水加上南水北调不超过20亿立方米，承载人口七八百万而已，根本无法与东京、首尔比较人口容量。
目前，为解决近2000万人口用水问题，首都权力使用已经接近极限，政府疲于应急而难有稳定供给方案。但人口却在以2年超百万速度膨胀。面对这种形势，遗憾的是，目前社会认识，包括政府内部认识，仍然莫衷一是。这种乱象在严重考验政府的决策能力。
换言之，对人口迅速增长导致的严重水危机必须高度关注，人口控制势在必行。
控制的关键是手段合法
近年一谈到人口控制，就会引起颇多争议。这种争议反映出两方面问题：一是对北京人口控制合理性缺乏正确的肯定性认知，二是一些具体人口控制主张不能切中时弊、剑走偏锋，含有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因而频频引发争议。
可持续发展被公认是区域发展战略的最高统领。人口增长不断侵蚀城市生存基础，反映了北京经济发展及城市可持续管理某些重要方面，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矫正这种失灵，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任何政府讲都是义不容辞的，何况今天已经十分紧迫。面对水资源危机，北京被迫实施人口控制，法理上是完全正当的。
但同时必须清楚，人口过快增长是某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只是后果，不是原因。故矫正此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表面上是指向人口管理，实际上主要措施必须指向经济管理的改善，主要手段必然是经济手段、市场手段。
直接指向外来人口或外来人口管理，甚至提出限制文化程度较低公民进京等等，在陷入争议的同时也必然无法真正起到抑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多年来北京一直大力在抓外来人口管理，外来人口增长却越来越快，就在说明这样的道理。
所以，北京人口控制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控制，而在于应认识导致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并采取正确的管理措施。
尽管中外任何城市规划如涉及人口目标，都是预测性兼指导性而非指令计划性的，即便措施得当，人口发展与规划指标之间存在差距也永远是正常的。但北京人口增长近年远超规划毕竟是不正常的，主要既不是人口管理做得不好，也不是城市规划做得不好，而在于实现城市规划及人口目标所依据的条件———按首都定位管理与发展城市经济，现实中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
为企业准入制定门槛
近年北京一直大力抓人口管理，人口却激增，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失控及调控均不在事后的人口管理，而在企业准入造成的源头性人口需求，人口管理无力矫正经济管理所带来的问题。
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北京产业单位440万，比2004年第一次普查293万增长48%，净增147万，企业猛增带动的就业及常住人口增长岂能不快？
4年企业增长近50%，多大比例切合北京城市定位？企业准入是落实城市定位的根本保障。但目前北京基本照单全收，首都定位与企业准入严重脱钩。
企业准入无序使北京经济总量较快扩张的同时，企业整体质量(劳动生产率)及其提高速度多年来持续相对落后，这是上述经济管理失灵最重要的表现，也是导致北京人口迅速增长的首位原因。
2003-2007年北京三产产值增加96%，就业增加58%，同期上海三产产值增88%，就业仅增21%。这一期间北京三产就业猛增277万，几乎完全等于常住人口增量。在给定经济增速下，我们曾预测2004-2020年北京以以往北京或苏州、上海不同劳动生产率增速发展，仅就业需求差额可达300万以上。
为什么企业准入无序是经济管理失灵最重要的表现，也是北京人口迅速增长的首位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首都独特的区位优势对外界有强大的吸引力，各种企业趋之若鹜，只有首都定位而无实施细则，工商登记照单全收，企业增速降不下来，以往以及今后的人口控制都只能奢谈。企业增量迅猛，又想控制住人口，怎么可能？
因此，约束就业增长是当前控制人口增量的重心，按首都定位对企业准入制定规则“约束数量，提高质量”，是控制就业增长及提升首都发展品质最有力的途径，也是在水资源危机下北京不能不采取的措施。
以可能牺牲一点GDP增速为代价，有力地约束企业准入，加上旧有企业升级及配合其他正确的管理措施，戳破北京人口增长泡沫并非难事。当然，企业准入如何“约束数量，提高质量”，还需要拿出管理者的智慧。
侯东民，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