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发展的前景不一致，在国家管理的深层次上，中国和西方的分歧带有根本性质，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趋同。
一、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
在铁器发明以后，人类在对自然的生存斗争中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老虎和狮子这样的猛兽不再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威胁，人类再大自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和西方出现了根本分野，中国人保留了更多的先民遗产---温和的道德主义，而西方人更崇尚丛林法则---竞争性的利益准则，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
在此后长期的各自分离的前进过程中，西方人很好地发展了利益准则普遍化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并在地理大发现以后，通过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等原始积累手段，顺利完成了资本主义化的第一步。而中国人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时期里，在道德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集权制度，从而使中华民族能够在季风气候的“饥荒之国”里，集合起全民族的力量共同奋斗，把源远流长的文明成果保留下来。
作为一个派生的结果，中华民族能够完成民族大融合形成稳定的统一国家，而西方终于分离成几十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以占世界1/4的人口使用统一的汉字，而西方发展了几十种区域和民族语言。欧洲的中世纪一片荒凉，而中国人以不懈的毅力完成了长城和运河这样的旷世大工程。
在道德主义的基础上容易形成集体主义，在利益准则的基础上产生个人主义。本世纪中叶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梅奥发现，中国人和以色列人比西方人更具有集体主义倾向。
二、在发展前景上的重大区别导致管理目标的根本修正
以欧美为代表的富裕和发达，其经济特征是“资源依赖进口，产品依赖出口”。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中，市场竞争力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地位，管理是以“追求效率”为中心的；因为若不能使产品具有市场竞争力并占领市场，就无法赚取外汇以支付进口资源所需要的费用，天下毕竟已经没有白吃的午餐。
在一些资源特别缺乏的国度如日本，人们对竞争力的追求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的一些朋友在日本呆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说，日本人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感，所以也格外有敬业精神。好象就只有一个例外，台湾人的自我感觉是格外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在全球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之下，富裕和发达不具备普遍意义。大陆的发展的现实目标只能是小康水平，而且要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也并不轻松，必须集中民族的力量，突破自然的限制，更多地生产并利用可再生的资源。西方以“追求效率”为中心的管理目标，必须为“更充分利用资源”的目标所修正。
作为一个例子，在三峡工程论证的过程中，加拿大的长江联营公司推荐160米蓄水位方案。该方案得到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世界银行还宣称“将不支持任何高于160米的方案”。但是在八十年代中国极其希望国外资金支持的背景下，还是选择了175米蓄水位的高水位方案。这一事情的分歧，并不在于双方在工程的最佳投资效益认定上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中国的工程决策除了要考虑单个工程的最优投资效益以外，还不能放弃“充分利用资源”这一目标。
为了实现普遍的小康生活，中国人大概必须跟我们的列祖列宗一样，建设许多举世无匹的巨大工程。如投资巨大的南水北调的东线和中线工程大概还算是小的；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有可能最终扩大建设规模，而且可能会改成全抽水工程完全进行汛期调水，年调水量将会增加到300-400亿立方米，借以配合解决中国水电站丰枯季节出力差大的问题。而议论中的大西线调水工程更是把调水范围，从长江扩大到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这样的工程，其规模之大对政府和民众的意志都是一个考验。
三、在发展前景上的重大区别导致社会阶层价值取向的重大差异
实际上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中国以“忠孝”为主要特色的个人自我抑制的家族集体主义就已经发育，否则就无法很好地集中力量以抵抗天灾和解决共同的安全问题。所以平民主义目标在中国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从先秦的民本主义到毛泽东的纯平民主义，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重要性。
在古代中国长城以北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气候不适合发展农业，只适合于发展畜牧业。所以中华民族的主体---农耕民族始终无法有效地控制这个地区，而游牧民族的强大对定居的民众构成很大的威胁，历史上从周代开始到明代止，游牧民族“寇边”的问题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只是到了晚清，对中华民族的威胁才由陆地转移到海上。所以自古至今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华民族所不能回避的一大难题，正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地修筑长城，才使得这个问题得到部分解决。
而中华民族生活在一块季风大陆上，水旱灾害频繁，又摊上一条以“善淤善决”著称的黄河而不是清江，人们也必须团结起来和洪水搏斗。从大禹时代到现在，中国人已经和黄河搏斗了几千年，目前也只能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恐怕我们的子孙还得继续和黄河斗下去，好象没有速成的方法和一劳永逸的高招。这样的问题在今天也仍然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解决。
在安全和民生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中国人没有坦途和捷径可走，必须集中全民族的力量来共同努力。即使在今天中国人要过上小康生活，也必须在土地和其他资源利用上大规模突破自然的限制，兴建和运行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才能达到目的。这样的工程在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自持能力是不可能具备的，必须以国家的力量进行广泛的利益输送和成本分摊，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平均主义的法宝还是要继续使用的，绝对的产权和绝对的个人主义与此是不相容的。
而且由于人均资源短缺，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中占主导的前景在中国是没有的。对此恐怕不能长期容忍一部分人富甲欧美，而绝大多数人长期贫穷，辗转沟壑间。这是因为基本的人道精神要高于商业自由和产权绝对化，多数人的生存权利要高于少数人先富快富的发展权利。在中国，多数人的生存和少数人的发展权利，不是一对容易“兼顾”的目标。多数人的生存目标优先，也是中国革命最后采取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本原因，而其他形式的革命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正是基于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的特点，普遍富裕没有可能，中国精英主义者注重独特的阶层利益（独善其身）的现象非常突出，与民众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的分化都非常严重，这不仅由来已久并将继续下去，这与西方的中产阶级非常“爱国爱种”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老毛反复提到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和依附性”问题，并发展到对精英主义者极端厌恶“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而中国的精英主义者也确实不知“爱人和自爱”。实际上直到今天，主流精英仍然脱离民众和国家利益甚远，许多网友还在担心精英卖国。
确实，放眼整个世界，象中国精英这样肆无忌惮地攻讦中华文化，蔑视普通民众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人的最得力臂助，并充分表现民族虚无主义的大概只此一家，而主流经济学家几乎就是丛林法则的推销员。所以在中国抑制精英阶层的破坏性和自私，也是实现中国进步过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毛泽东时代曾经作过这样的工作，虽然显得过于简单和粗暴，但是基于中国精英的特点，平民主义具有非同寻常的正义性和重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
一个民族的精英不能够全心全意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虽然汤因比认为知识阶级买办化是第三世界被殖民化的普遍特征，但是具体到自己的族群就不一定那么甘心接受了。在此提请中国精英注意自身的价值和存在意义。
二○○○年十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