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取来了两本书对着读：一本是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的《掌故丛编》，其中收录了《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以下简称《聘案》)，是民国时从清朝军机处辑录的档案汇编；一本是英国人斯当东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Sir George Staunton：An An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以下简称《纪实》)的中译本。读完后，说不出是可笑，可气，还是可叹，但还是有不少话要说——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一页。
文革后期听说过一件事：文革高潮中百业凋敝，但一位日本小商人与中国的贸易却一枝独秀。原来这是一位“无限热爱毛主席、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友人”，他胸佩宝像(毛主席像章)，手持宝书(《毛主席语录》)，入境先高呼“毛主席万岁”，谈生意前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比之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毫不逊色。与这样一位友好人士做生意，自然要先算政治帐，不要说少赚钱，就是赔钱也是对世界革命有利的，所以此人不久就发了“世界革命”财。
我本是以为日本人毕竟与中国“同文同种”，接受革命影响特别快，现在才知道这专利至少要归于二百年前的英国人。当时英国迫切希望能打破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消除英国对华贸易受到的限制，争取能在北京派驻常任使节，但他们深知，直接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使臣是不可能进入北京的，更不会得到重视，所以找了一个非常堂皇的理由——向乾隆皇帝祝寿。由于外国船只能停靠广州，英国人又找了一个很得体的借口：英国国王的礼物“体积过大，机器灵巧，从广州长途跋涉至北京，恐怕路上招致损伤”，因此特使的船只将在离北京最近的天津港口上岸。(《纪实》38页)他们通过东印度公司人员正式将信件递交给两广总督郭世勋，但不等中国方面批准，船队就从万山群岛北上。这一招果然有效，郭世勋明知这样做不符合惯例，但事关向皇帝祝寿大事，岂敢怠慢？所以立即上奏。
乾隆得讯后，果然龙颜大悦，于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二十日(农历，以下同)下达圣旨：“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即在天津进口赴京。”并命令浙、闽、江苏、山东督抚，“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至此，马戛尔尼一行被清朝方面正式当作专程来向皇帝祝寿的“贡使”了，他们的船队成了“贡船”，所带物品成了“贡物”，接待他们也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之所以要天津和各地预作准备，就是为了保证贡使和贡品能在皇上万寿前赶到北京。
尽管如此，各地官员还是没有深刻体察圣心，遇事拘于常规，以致皇上不得不一次次亲自过问。可是圣意多变，弄得臣子们诚惶诚恐，无所适从。
五十八年六月，当英国船队经过舟山群岛时，曾与镇海总兵马联系，要求派熟悉至天津航线的引水，马派出两人后就让船队开行，宁波知府克什纳也无异议。浙江巡抚长龄以马、克二人“不待咨覆，擅令开行”，上奏折要求对他们“严加议处”。乾隆见“素尚晓事”的长龄竟然“冒昧若此”，觉得这批督抚“非失之不及，即失之太过”，办事“殊属过当”。“外洋各国如至海口滋事，私自遣人前来窥伺，即应孥究。今英咭利国差人进京具表纳贡，系属好事”。长龄竟不加区别，实在糊涂。最使乾隆担心的是，长龄还将此事通报了江南、山东、直隶各省督抚，要是“各海口纷纷截查，致令该夷官误疑为盘诘拘孥，心生畏惧，成何事体？”看来，乾隆最担心的还是万一把贡使吓跑了，所以严令在“该国探船”经过时，“行止听其自便，不得稍涉张皇，致令外夷心生疑惧，此为最要”。
六月十七日，乾隆估计贡使不久可到天津，又对接待的原则作了具体指示：“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咭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征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六月二十日，根据山东巡抚吉庆报告，英船已在十四日到达登州庙岛洋面，“经登州府及游击上船犒赏宣谕，贡使情愿敬赴山庄叩祝”。乾隆又指示：“该国贡物甚多，辗转起拨，尚须时日。况现在天气炎热，贡使等起岸后自天津来至热河，尽可令其缓程行走，以示体恤。”“俟该贡使到时，必须整列队伍，以肃观瞻。”
第二天，又传来了英船在登州上岸的打算，乾隆表示准许，“但其贡物甚大，且极细巧，拨船尚恐磕碰，则用车拉运更易颠簸，必须人夫抬运，方为妥协”；并要吉庆赶到登州“亲为照料”，选择好“稳便”路线，“即饬沿途驿站，并飞咨梁肯堂、征瑞速为预备。所有正副贡使品级较大，酌与肩舆(轿子)，其随从员役止须与车乘”；令吉庆送至直隶交界，与梁、征接替。同日，军机处又致函山东巡抚，要求打听清楚贡品的具体尺寸，以便决定是放在北京，还是运往热河。
二十二日，乾隆令军机处指示征瑞向英使传谕“大皇帝因尔国王差尔等前来祝嘏，曲加体恤至意”：“尔等如瞻觐情殷，或携带表文及轻小物件先赴热河，以便于初十边到热河，值万寿日叩祝，更合礼节。”其余贡物或随后缓行，或留在北京。
二十五日，乾隆认为沿途及天津已对英使颁赏牛羊米面等物，到热河后还要与其他贡使一并赐宴，所以指示征瑞“其自天津登陆时不必再加筵宴。”“盖款接远人之道，固不可稍事苟简，致阻向化之诚。然加之体恤则可，若过为优待，隆其礼节，转使外夷不知天朝体统尊严，为其轻忽。征瑞于应接款待之间，务宜加倍留心，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柔远，此为最要。”至于对英使及其随从的供应，完全可以宽裕，从官项中开销。
二十七日，乾隆传谕梁、征，由于英使从天津换小船至通州上岸，时间充足，所以全部贡物都可运至热河。“该贡使等航海远来，经过天津，地方官设筵款待，亦礼节所当。如该督等接奉此旨，该贡使业经过津则已；如尚未过津，仍著就近先行筵宴。”“若该贡使于进谒时行叩见之礼，该督等固不必辞却；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要变顺其国俗，不必加之勉强。”他再次叮嘱他们要“留心款接，不可过于优待，转为所轻，以示怀柔而符体制”。估计梁肯堂接到上谕时，已来不及安排在会见英使时宴请，所以连忙将筵席送至船上，令英使“始终不明白”“总督大人为什么采取这种特殊方式待客”(《纪实》266页)。次日(原书作二十九日，按内容应为二十八日)，乾隆见征瑞关于二十三日上船与英使会面的报告上没有说明具体“行礼情形”，指示他们立即上报。前天才说过“不必加以勉强”，这时却说：“外夷遣使入贡，其陪臣与天朝臣工相见，礼节自有定制。即如阮光平系安南国王，其与同知王抚棠接见时礼貌尚极恭敬，何况马戛尔尼等不过该国使臣，而征瑞系钦差前往照料，该使臣进谒时自应倍加恭敬。”“若过为优礼，夷性贪得便宜，待之愈厚，则其心益骄，转使外夷不知天朝体统尊严，为所轻忽，关系甚重。”
于是在梁肯堂与征瑞在天津会面英使时，增加了一个新的礼节，《纪实》云：“总督引导特使通过大厅顶端一个阴暗深处，据云那里代表皇帝陛下御座，必须对之敬礼。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而特使也不得不对之鞠一深躬。不可理解的是，总督单独一人在大沽接见特使的时候，并没有提出这种礼节来。”(272页)
可是到二十九日，乾隆接到征瑞报告，说由于英使坚持要平行相见，怕上船与他们会见“有失体制”，准备派一位属员上船；又下了另一道上谕，指责“所办又未免太过”“殊属矫枉过正”，说自己前一道谕旨“原不令该盐政自居尊大，与远人斤斤计量”；又说：“试思该使臣向征瑞行叩见礼，亦无足为荣；即不行叩见礼，亦何所损？梁肯堂若亦计较至此，更成笑话。外省习气，非过则不及。况该使臣航海远来，至一年之久始抵天津，亦当格外体恤，岂可以此等相见礼节与之较论？殊非怀柔远人之道。若该盐政如此拘泥，不能体会联意，转难向汝等降谕矣。”三十日，乾隆在翻译出的“贡单”中发现了钦差字样，下令军机处一律改为“贡差”或“敬差”，并要征瑞将底稿也改正。“此事原不值与之计较，但流传日久，几以英咭利与天朝均敌，于体制殊有关系，征瑞等不可不知也。”
七月三日、五日、八日的上谕都是指示“贡品”如何装运，装在何处，但随着接见时间的临近，乾隆的注意开始转向具体礼节。在八日的上谕中，乾隆责问道：“梁肯堂、征瑞折内俱称筵宴时该使臣等免冠叩首等语，前据梁肯堂奏，与该使臣初次相见，敬宣恩旨时，该使臣免冠竦立，此次折内何以又称免冠叩首？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或只系免冠鞠躬点首，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著传谕征瑞：如该使臣于筵宴时实在叩首则已，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便拜跪，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候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厘纳赍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此系我亲近为汝之言。如此委曲开导，该使臣到行在后，自必敬谨遵奉天朝礼节，方为妥善。”皇帝不惜亲自为臣下设计诱导英使拜跪叩首的方法，真是用心良苦。八日，乾隆在接到征瑞关于“贡使等十分恭敬”的报告后，仍不放心，怀疑他“恐不无代为粉饰”，“传谕征瑞留心察看，该贡使究竟是否实系恭顺，抑或不免稍露矜傲情形，女据实具奏，以便该贡使到时酌量接待，不必回护。”当天又通过军机处致函工部尚书金简和侍郎伊龄阿筹备接待英使一行“在圆明园、万寿山等处瞻仰，并观玩水法”，“进城时敬瞻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官、宁寿宫之壮丽。所有水法等处届期预备”；还要他们预告疏浚昆明湖，以保证湖水充足，贡使乘龙船游湖时“临时不至有误”；圆明园观看演龙舟前也要“留心修饰”。
十二日，根据征瑞报告：“使臣等深以不娴天朝礼节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乾隆十分得意，传渝：“该使臣等奉伊国王差遣，远来祝厘纳赍，其敬奉天朝，自系出于至诚，断不敢稍愆礼节，致蹈不恭之咎。今该使臣等经征瑞告知，途次敬谨学习跪拜，其瞻觐时自必能恪遵仪节。”对英使也显得格外关怀，恐他们“不习劳苦，于乘骑不便”，要征瑞“沿途照料，缓程行走，即于八月初间来到热河，亦不为迟。”但当天军机处通知征瑞，由于“该贡使到后，亦须先为学习礼制，倘有不合仪节之处，尚应逐一指示，拜跪娴熟，方可带领瞻觐”，所以应在七月二十八九日到达。
但实际上，英使马戛尔尼在这个问题上从未作过让步。他虽然不得不在御座前鞠过躬，并对中国官员在载运使节团的船和车上插上“英国特使进贡”字样的旗子视若无睹，却始终拒绝单方面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对征瑞的用心，英方是完全明白的，《纪实》写道：“过去俄国使节关于觐见礼节也曾有过争执，钦差虽然完全知悉，但他仍然对英国特使可能无条件迁就他的要求抱有此希望。假如办得成功，这将是他的一大功劳。……他除了自己出马而外，还通过经常和特使有接触的中国官员从旁劝说。这些官员在这件事上确下了不少工夫。他们委婉地向特使解释，各国有各国的风俗，外人按照当地国家的风俗办事，对外人有利。他们假装认为特使已经同意行磕头礼，他们对特使说，为了避免不习惯，临时失仪，最好预先做充分演习。”(321页)自然，英国人不会想到，这一切竟都是出于皇帝本人的指示。在北京时，英使通过征瑞向当朝首相和申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明：“为了避免失仪，和向尊敬伟大的皇帝陛下表达地球上最远和最大国家之一的崇高敬意，本特使准备执行贵国臣民和贵国属地君主谒见贵国皇帝陛下时所行的一切礼节。本使准备在下述条件下这样做：贵国皇帝钦派一位同本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本使在贵国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样礼节。”文件交给征瑞时，“他似乎并不反对信中内容，答应立刻转递”。(325页)但到达热河后，征瑞突然将文件退还英使，显然他和和申都不会有胆量向乾隆转达这样的要求。直到英使向和申面交备忘录时，
和还做出毫不知情的样子，在英使的坚持上才表示考虑后再答复。次日，征瑞又带两名官员来劝英使无条件行跪拜礼，英使明确表示谒见乾隆时只能与谒见英王时一样，行单腿下跪礼。当天，英国人发现“承办事务的下官员突然把使节团的伙食标准大大降低了”。
其实这也是乾隆亲自过问的结果，八月初六的上谕说：“此次英咭利国使臣到京，原欲照乾隆十八年之例，令其瞻仰景胜，观看伎剧，并因其航海来朝，道路较远，欲比上次更加恩视。今该使臣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久，不知礼节。昨令军机大臣传见来使，该正使捏病不到，上令副使前来，并呈出一纸，语涉无知。当经和申等当面驳斥，词严义正，深得大臣之体。现今令演习仪节，尚在托病迁延。似此妄自骄矜，朕意深为不惬，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京中伎剧亦不必预备，俟照例筵宴，过万寿节后即令该使臣等回京。伊等到京后，著留京王大臣(亲王和大臣)在中左门之东值房收拾三间传见。王大臣等应照行在军机大臣传见之礼，按次正坐，使臣进见时亦不必起立，止须预备杌凳，令其旁坐。所有该国贡物，业经装好按设，自可毋庸移动。其发去应赏该国王物件，即于是日陈设午门外，王大臣等当面传旨赏给，令其下人并差人送至伊等寓所，仍著征瑞照看。其正使臣求进贡件，已谕知征瑞不必收接代奏，候其在寓收拾一二日，妥为照料，赍发起身。该使臣等仍令征瑞伴送至山东交代接替，亦不必令在京伺候回銮接驾。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但英使远航朝贡的事早已尽人皆知，乾隆大概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竟有如此难题，而此时如再驱逐英使，或不让他觐见，丢面子的只能是他自己，所以最后只能允许英使按本国礼节觐见。而且他大概也感到这样的结果张扬出去，对自己在臣民中至高无上的威望并不有利，所以第二天又给留京的王大人发了一道上谕：“今该使臣经军机大臣传谕训戒，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伊等航海远来，因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裁抑。今既诚心效顺，一遵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以遂其远道瞻觐之诚。该使臣祝庆先行回京时，王大臣等毋庸传见，仍令在馆舍住宿，所有京中各处前拟令其瞻仰处所及筵宴赏赍事，俱俟回銮后再行降旨遵行。”由于乾隆始终将英使来华的目的当作祝寿朝贡和兼作买卖，所以在英使拒绝以属国使臣地位拜跪叩见后就不再有兴趣了，十八日和十九日他两次下谕，安排结束英使的活动，准备尽快打发他们上路，英国国王派使节常驻北京的要求被断然拒绝。
三十日，乾隆下达了最后一道上谕，对英使的返程安排作了指示，也对这次“祝嘏瞻觐”作了结论：“此次该使臣等赍到该国王表文，并递呈禀，有越分妄请施恩之事，已颁给敕谕，明白详晰驳斥。此等外夷本属无知，今不准其所请，未免心怀怨望。虽经过省分，见天朝体制森严，断不敢妄滋事端，但所欲不遂，沿途或观望逗留，别生枝节，亦未可定。此次派出松筠及接护各提镇大员，原为催趱弹压，俾贡使等知所畏慑，趱程前进。所有经过省分，营汛墩台自应预备整肃。倘松筠等有稍需兵力弹压之处，即应听檄调遣俾资用。”
当年英使对这位82岁的皇帝身体之健康、精力之旺盛叹为观止，我们今天阅读这数十道上谕时也不能不佩服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精力，但不禁要问，一个拥有一千余万平方公里领土、四亿人口的国家的统治者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花如此多精力关注的究竟是什么？看来既不是中国与英国或其他国家的贸易和其他关系，也不是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实际状况，更不是中国的国力在世界的地位，而是这位大皇帝自己的声威和天朝的体制。在这些具体而微的指示之下，从首相和申、钦差、总督、地方文武官员，直到一切经办人员，都只是乾隆一人操纵着的工具，必须无条件地随着他多变的旨意不断改变自己的言行，纵然有再大的能力、再深的见解、再好的建议也是无济于事的。不知什么原因，在读这些上谕时颇有似曾相识之感，因为很自然地回忆起了改革开放以前某些重要外宾来访时的情况。
二百年前中英两国的这场较量，表面看来似乎双方不分胜败，或者说都失败了：乾隆终于没有能使英国使臣下跪，英国也没有获得派代表常驻北京的许诺。但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英国人已经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成果，而清朝却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一无所得。不仅如此，这还使中国丧失了一次与西方国家开始平等外交的机会，给以后数十年的中外关系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痼疾。
乾隆以前的中国皇帝是只有内政，没有外交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是世界的主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他一切国家和民族都应该毫不例外地服从他们，向他们称臣纳贡。至于一些过于遥远或野蛮的地方，并不是不可以由他们来统治，而是这些地方没有资格，是那里的人没有作天朝臣民的福气。而任何外国或外族，只要没有和中国的行政制度和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就必定是落后的蛮夷之地。所以朝廷中只有典属国、鸿胪寺，而不会有外交部；首都也只有蛮夷邸、藁街、四夷馆、蕃馆，不会有国宾馆。中原王朝与一切外国外族的关系都只是皇帝与臣子的关系，自然没有平等可言。幸运的是，高山、大海、沙漠、草原将中国与其他文明中心隔开了，使它成了东亚大陆最强大的也是唯一的文明中心。而在工业化以前，其他文明中心的武力，如东征的十字军、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的军队，没有一次能进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尽管曾经不止一次征服过中原，最终却毫无例外地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同样不幸的是，当沙皇俄国的势力已经扩展到西伯利亚以东，葡萄牙和荷兰的舰队已经航行在台湾海峡和南海，英国已经在印度建立了殖民统治并通过东印度公司向东南亚和中国推进，天朝的皇帝和绝大多数臣民却毫无知觉，在自己紧闭的大门内继续做着天下之中的美梦。如果说，乾隆五十八年前中国人对英国的无知还可以推向客观原因的话，英使来华以后就只能怪自己了。英国使团的两艘军舰和一艘供应船经过十个月的远航，顺利到达天津，这本身就是英国航海实力的显示。英使带来的礼品中有铜炮、榴弹炮、毛瑟枪、连珠枪和剑刀片，也有加配了全套装备、拥有一百零十门重炮的英国最大的军舰的模型，还有显示英国的科学和工业水平的天文地理仪器、工艺品、日用品、工矿产品、图片、画像等，但这些送上门的信息丝毫没有引起皇帝和大臣的重视，只是当作蛮夷的贡品而藏诸深宫，普通民众是无缘见识的。《纪实》说乾隆曾在圆明园参观了全部礼品，并对军舰模型很感兴趣，“可惜翻译人员的水平太差，许多技术上名辞译不出来，迫使他不得不减短他的问题”(406页)；大概只是作者的夸张或一厢情愿的推测，至多只是乾隆一时的兴致，因为在他留下的数十道上谕中没有任何涉及了解英国国情的内容。要是乾隆和大臣们稍加留意，中国人对英国坚船利炮的认识完全可以提前四十八年，而不必等到鸦片战争。
如果说，以前将外国都当成属国的做法还没有受到直接的抵制的话，英使的立场已经给了中国明确无误的信息——英使认为中国皇帝与他的国王的地位是平等的，他只能用与对待国王相同的礼节来觐见乾隆，根本不是因为西洋人的腿不便于拜跪。他还提出了对等的原则——中国一位与他级别相同的大臣对英王像拜跪，他就能向乾隆拜跪。一方面，大臣们无法驳斥他的要求，乾隆也不得不接受他单腿下跪的英国式礼节，另一方面却又把这解释为皇帝的宽大为怀，不与远夷计较，英国人的腿无法弯曲的神话也继续流传。所以半个世纪后还有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向皇帝建议，由于洋人的腿关节不能弯曲，中国军队只要以长竹竿为武器将他们拨翻在地，他们就会束手就擒了。而最终答复英国国王的“敕谕”够得上是一篇自欺欺人的奇文：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朕光宅四海，统御万邦。远至迩安，泽既覃夫中外，薄来厚往，恩尤偏于怀柔。嘉兹恭顺之忱，式赍宠绥之命。(依然以世界各国的主宰者自居，视英国为下属。)尔英咭利世居西隅，地隔重瀛，名不隶于职方，事罕征乎史册。因响风而慕义，始献赆以趋廷。谓前者八旬未预延厘之庆，今值万寿来伸祝嘏之诚。荐陈备列夫多仪，利涉远逾乎万里。是谓一心以向日，敢云惟德之动天。(本来没有资格列为藩属，远道来祝寿，诚心可嘉，但这也是皇帝的功德感动上天的结果。)既召使臣，俾遂觐扬之愿；偕兹藩服，同沾燕赏之荣。轸念勤劬，按日优颁饩廪；远虞匮乏，计年宽给糇粮。爰逮使还，聿彰禀告，所有锡赍珍绮，俱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王其祗受。(已与其他藩属一样对待，考虑使臣归途困乏，已供应大批给养，还破格赏赐你许多珍宝。)於戏！曰寿富，曰康宁，联惟自强不息；有民人，有社稷，王宜敬事永无愆。其悉不宝远物之怀，永副同底太平之化。故兹敕谕，毋替钦承！(我会自强不息，享受健康长寿；你应该好好治理国家，不要懈怠；要理解我不希罕远方宝物的胸怀，希望你永远接受我们达到天下太平的教化。特意给你作了指示，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不错，英国后来是当了侵略中国的强盗，但马戛尔尼来华的目的还只是宣扬英国的富强，争取中国的友好，建立平等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是一次和平的外交活动。
当一个外人以朋友的身份来访时，一定要让他以下属的地位接受赏赐；而当他以强盗的方式来掠夺时，却不得不全部满足他的要求。作为主人，难道不应该承担历史的责任吗？作为后人，难道不应该记取这惨痛的教训吗？遗憾的是，我们在谴责西方列强将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同时，却很少提及，在英国的炮弹落到中国领土上之前，中国皇帝也是以不平等的“敕谕”对待英国的，尽管两者的实际后果并不能类比。与中国方面的无知和自我封闭相反，英国却把这次出使当作了解中国的最好机会，所以组成了包括政治、军事、法律、测量、绘图、航海、医学、化学、天文、植物、商业、工艺、翻译等各方面人员组成的一百多人的庞大使团。在使团回到英国后的三年(1797年)，《纪实》的第一版就已在伦敦出版。这本相当40万字中文的书详细记载了使团在中国的见闻，在当时无疑是英国乃至西方其他国家公众了解中国的最新资料，其他没有公开发表的资料自应更多。从《纪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在沿途都作了周密的调查、测量、绘图、记录，中国的行政、职官、军事、刑法、户口、面积、物产、贸易、宗教、风俗、家庭、城市、交通、风景、植物等都有闻必录。如路过古北口长城时，对驻军和城防都作了仔细的观察，对城的构造作了特别详细的调查。(345—352页)在祝寿的旗号下，英国军舰在广州、舟山群岛、登州、天津间海域自由往返，还得到中国的引水和供应，由此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无疑有利于英国军舰以后对中国的进攻。当天朝大皇帝俯允其“向化之诚”而破例大开国门时，自然是想不到会给他孙子道光皇帝和后代留下后患的。
为了显示天朝无所不有的富厚，并深信英国人来中国无非是为了获得赏赐，所以乾隆一再指示供应和赏赐从优。使节船到达大沽口外时，由小船送上的礼品就有：牛20头，羊120头，猪120头，鸡100只，鸭100只，160袋面粉，14箱面包，160包大米，10箱红米，10箱白米，10箱小米，10箱茶叶，22大篓桃脯，22大篓蜜饯，22箱李子和苹果，22大篓蔬菜，40篮黄瓜，40大包莴苣，40大包豌豆，1000个西瓜，3000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十箱蜡烛，三大篓瓷器。由于数量太多，船上无法容纳，只能收下一部分。以后不须英国人开口，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245页)从《聘案》所载长达数页的赏单上可以看到，从英王到使团的最低级士兵，每人都有一份；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有赏，离开时还宽给一年的给养；其价值大概远远超过英国的“贡品”了，真做到了“薄来厚往”。为了搬运使团的礼品和行李，出动了90辆马车，40辆手推车，200多匹马，将近3000人；以后为使团从北京至热河，北京至广州，沿途动用的民夫、军队、官员，包括迎送的供应、布置、仪仗耗费的物资钱财更不计其数。有时使团成员想自己买东西，东西买到手后，钱又退回来，而卖东西的小贩却被中国官员施以体罚(389页)；在北京和各地都是如此。船队中1200吨的印度斯坦号还被容许免税购回中国的丝茶等货物，使英国人大获其利。所以就是在经济上，英国也没有吃亏。
这倒不是乾隆的发明，从秦皇汉武开始，中国的皇帝都是如此的。隋炀帝让外国人在洛阳自由吃喝其实并非例外，只是因为规模搞得太大，后来又亡了国，才被作为劣迹载入史册。尽管皇帝们都把外国人当下属和奴仆，但在接待他们时却格外优待，并且都是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难怪八十年代前我们接待外宾时还颇有天朝遗风，即使在勒紧裤带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也没有亏待过洋人。尼克松访华后那一阵子，曾听到某商店为迎接外宾而百货充盈，一位不知趣的顾客居然想趁机买紧俏货，结果成为形势报告中的反面教员。不过有一次我带学生去虹桥机场迎接外宾时，倒在机场商店里买到过一副市上无货供应的尼龙手套，自然是沾了洋人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