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3日电：9月3日，在《中国外交2009》的首发式上，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在接受中新社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外交决策、政策规划越来越注重参考公众的意见。他说，当前来自报纸、电视等媒体的信息，甚至是网民的意见都是中国外交决策、政策规划时的重要参考。但他也强调正确引导舆论、媒体向公众提供准确、全面的信息至关重要。去年底，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马朝旭也表示，公共外交这一新型外交形式，已成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长杨洁篪指出，公共外交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公共外交现在是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 外交关系到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当然也关系到国民福祉。但长期以来，外交却被厚厚的神秘色彩覆盖，公众只知道外交的结果，不知或少知外交决策的过程，更难对外交决策、政策规划产生影响。现在，外交部表示外交决策、政策规划越来越注重参考公众的意见，这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无疑是应当肯定的进步。
中新网9月3日电：9月3日，在《中国外交2009》的首发式上，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在接受中新社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外交决策、政策规划越来越注重参考公众的意见。他说，当前来自报纸、电视等媒体的信息，甚至是网民的意见都是中国外交决策、政策规划时的重要参考。但他也强调正确引导舆论、媒体向公众提供准确、全面的信息至关重要。去年底，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马朝旭也表示，公共外交这一新型外交形式，已成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长杨洁篪指出，公共外交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公共外交现在是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
外交关系到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当然也关系到国民福祉。但长期以来，外交却被厚厚的神秘色彩覆盖，公众只知道外交的结果，不知或少知外交决策的过程，更难对外交决策、政策规划产生影响。现在，外交部表示外交决策、政策规划越来越注重参考公众的意见，这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无疑是应当肯定的进步。
但是，公众意见的形成却有一定条件。社会学、新闻学研究表明，公众意见的自发性形成是有条件的，它的形成和流布是与传播方式和渠道密切相关，往往为信息源的议程设置所诱导。因此，“公众意见”的形成与信息接受密切相关，接收什么样的信息，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受众”的反应。如果得到的是单一、扭曲的信息，受众反应必然扭曲。例如，两年多以前“奥运圣火”期间，由于传言“家乐福”大股东支持“藏独”，引起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的愤怒，发动了“抵制家乐福”的“运动”，个别地方甚至还有过激行动。但很快，商务部以“表态”的方式出来“辟谣”，公布真实信息，说明家乐福并未支持“藏独”，而是支持北京奥运，同时披露家乐福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华雇佣4万多人，占全部员工的99%，年销售额近300亿元人民币，所销产品95%由中国制造。这样，一些民众“抵制家乐福”的活动很快停止。 同样，公众意见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表现出来的。对同样的事情，公众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观点表达表现，而不同意见、观点则被种种方式“屏
但是，公众意见的形成却有一定条件。社会学、新闻学研究表明，公众意见的自发性形成是有条件的，它的形成和流布是与传播方式和渠道密切相关，往往为信息源的议程设置所诱导。因此，“公众意见”的形成与信息接受密切相关，接收什么样的信息，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受众”的反应。如果得到的是单一、扭曲的信息，受众反应必然扭曲。例如，两年多以前“奥运圣火”期间，由于传言“家乐福”大股东支持“藏独”，引起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的愤怒，发动了“抵制家乐福”的“运动”，个别地方甚至还有过激行动。但很快，商务部以“表态”的方式出来“辟谣”，公布真实信息，说明家乐福并未支持“藏独”，而是支持北京奥运，同时披露家乐福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华雇佣4万多人，占全部员工的99%，年销售额近300亿元人民币，所销产品95%由中国制造。这样，一些民众“抵制家乐福”的活动很快停止。
但是，公众意见的形成却有一定条件。社会学、新闻学研究表明，公众意见的自发性形成是有条件的，它的形成和流布是与传播方式和渠道密切相关，往往为信息源的议程设置所诱导。因此，“公众意见”的形成与信息接受密切相关，接收什么样的信息，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受众”的反应。如果得到的是单一、扭曲的信息，受众反应必然扭曲。例如，两年多以前“奥运圣火”期间，由于传言“家乐福”大股东支持“藏独”，引起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的愤怒，发动了“抵制家乐福”的“运动”，个别地方甚至还有过激行动。但很快，商务部以“表态”的方式出来“辟谣”，公布真实信息，说明家乐福并未支持“藏独”，而是支持北京奥运，同时披露家乐福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华雇佣4万多人，占全部员工的99%，年销售额近300亿元人民币，所销产品95%由中国制造。这样，一些民众“抵制家乐福”的活动很快停止。 同样，公众意见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表现出来的。对同样的事情，公众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观点表达表现，而不同意见、观点则被种种方式“屏
同样，公众意见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表现出来的。对同样的事情，公众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观点表达表现，而不同意见、观点则被种种方式“屏蔽”，决策者得到的“公众意见”其实也是扭曲的，并不是完整全面的“公众意见”。如果以此作为决策参考，决策者其实是被误导。
所以，外交决策、政策规划越来越注重参考公众意见确是美好愿望，但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良好的主观愿望外，还要，或者说更重要的是要有制度保障。即公众能顺利获取真实、全面的信息，同时，各种不同的公众意见均有充分表达的渠道。如无这种制度保障，愿望再好，也很难落到实处。
进一步说，“民主”是要有整体性制度配套的，没有整体性制度配套，尽管掌权者有“实行民主”的良好愿望，但结果可能并不“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