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渐行渐远又融不进城市，职业选择上高不成低不就，注重精神生活却受到社会歧视，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 面临的非传统挑战，既有生活环境变迁的因素，更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层 面、从政府、社区、市民层面，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 “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先后形成了两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超过1亿人，占到全国1.5亿外出打工农民的60%，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从成长环境上讲，新生 代农民工主要分两类情况，一类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一类是随父母在城市出生或成长的。不管哪类情况，新生代农民工都基本没有 务农经历，接受过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较高，对家乡乡土文化和制度性身份的认同感减弱，对农村的一些传统和习惯淡漠，甚至持批评态度，具 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动力，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与父辈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他们生存发展所遭遇的非传统挑战，不仅将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 走向，也必然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与农村渐行渐远，却又融不进城市。从职业上讲，农民工是工人;从地域上讲，他们是市民，但是其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对这种制度赋予的“农 民”身份，第一代农民工的认同程度比较高，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程度则比较低，他们希望按照职业、生活领域等经济社会因素来重新认定自己的身份，尽快融入 城市。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调查中心自2005年10月至2006年5月，在江苏省徐州市区，开展了一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差 异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新生代 农民工群体中，64.7%认为自己是普通打工者，13.5%认为自己是拥有部分非农业收入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只 有3.8%。另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 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新生代农民工根在农村，但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所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对 农村日益疏远。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而新生代农民工却渴望真正做“城里人”。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 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由此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根在农村，心在城市，“打工无希望，回乡更失望 ”，只能游荡在城乡之间，成为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无根的一代”。
2.就业压力空前增大，职业选择上却有些高不成低不就。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学历上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二者面对的形势和要求却大不相同。老一代 农民工是在短缺经济阶段进城或者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只要肯出力就能生存。新生代农民工却面临着过剩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局面，先前很多的技术都成 了“屠龙之技”。新生代农民工欲顺利就业，必须二次培训，全面提高自身技能和综合素质，才能适应产业升级和调整落后产能的客观要求。在就业问题上，新生代 农民工不仅要和老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和另一个庞大群体———大学生来竞争岗位，这种非传统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问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与敬业 精神差、技能不精并存，他们普遍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 。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 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新生代农民工中的许多成员都是在家庭 的溺爱中长大，独立性差，团结协作和包容性不足，承受困难和挫折的能力低，不能踏踏实实地干活，一有不顺心的事儿，就闹别扭，提要求，甚至辞职。过于频繁 地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
3.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却往往受到社会歧视。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还能“安贫乐道”，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相 对较高 。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和城市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使他们往往追求较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轻松体面的工作、时髦的装束、时尚的休闲方式等等，这些在第一 代民工看来似乎与己无关的“城里人”生活，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诉求。但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只能选择比较廉价的文化消费方式。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在 选择工作时，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对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时间，进行人性化管理 非常满意，认为这样会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工作的信心和 动力更大。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空间上走近了城市，但在 社会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还与城市存在一定隔膜，制度层面、市民层面等都对他们有不客观的认知和明显的歧视，致使他们精神需求难以满足，向上流 动的诉求难以实现。4.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被问到是否愿意和城里人交往时，41.7%的人选择愿意，42.4%的人 选择无所谓，只有15.9%的人选择不愿意。很显然，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很愿意和城里人交往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远离主流社会的居住点，聚集在市郊等一些地方，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形成属于自己的 共同亚文化，并对处于其中的农民工造成影响。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亚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扩展性和传递性，对农民工子女的成长也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长此 以往，城市将形成双重结构：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当边缘社会不断扩大，势必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冲击，从而会带来隔离 、断裂后的紧张、矛盾和失序。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实质上是其自身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对的不仅有显性的制度的障碍，也有隐性的文化的制约。
1.生活环境的变迁。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村文化背景特别是早年形成的人格结构，会在以后的生活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为自身涂上基本的底色，对其进入 城市后的社会适应产生着隐性的排斥作用。脱离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农村环境，置身喧嚣的现代城市文明，从第一次社会化必经的“生理断乳”，到新环境下的将要面 对的更为痛苦的“心理断乳”，城乡两种文化的尖锐冲突，使得他们常常 感到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农村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以家庭、亲友为主体的初级支持网络，而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具有匿名性、 非个性化和以业缘为主等特征，两种社会支持网络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重家庭和邻里关系，主要依赖传统的伦理道德达到社会整合。而城市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 服从工具主义的理性。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其父辈对城市文明接受度更高，但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巨大差异仍给他们以很大的震撼，进而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很大影 响。这些由于城乡空间转换而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痛苦和挫折，对于一些心理承受力较弱的青年农民工来说，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焦虑心理，甚至对前途失 去信心，走向堕落的道路。
2.制度设计与社会歧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户籍制度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1958 年，国家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中国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户籍制度成为我国长期实行城乡隔离政策的载体和核心。近年来虽然在许多 地方户籍制度已经松动，但传统制度所遗留的各种弊端，再加上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农民进城务工的大门并没有真正完全打开，城乡壁垒并没有完全打破。而由户 籍制度所确立的等级观念、身份观念已逐步演变成了对于边缘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具体表现为身份歧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就业政策歧视、文化歧 视、人格歧视等。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但由制度设计所带来的社会歧视依然把他们排斥在外。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换和重新建构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网络的过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互为主体性的交往。人类透过生活世界所达到的沟通，不单使得人类相互间的交往成为可能，而且进一步发展、改进和更换其在社会的角色和自我 的认同。从农村进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重构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网络，通过交往融入主流城市文化。但他们不少人仅活动在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在这个社 会中他们凭借着老乡 、亲戚朋友等传统资源，去维持他们内部的秩序，以他们 特有的方式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有的接受城市文化的做法只是停留于简单模仿城市文化表象的层次，内心深处的自 卑和急于得到文化认同的心理期待被深深埋藏;有的难以 抵御城市灯红酒绿的诱惑，把农业文明中的好的传统也扔了 。空间上的隔离、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冷淡、歧视与疏远，不仅无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打破旧的角 色意识，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中去，反而加剧了他们的心 理不适应。多数不能在精神上很好地真正融入城市，而处 于封闭与孤独状态。
新生代代农民工渴望城市生活、思想活跃，急于外出闯世界，但缺乏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恰恰 是他们的一大软肋。除专业技能外，新生代农民工更欠缺基本的职业素养。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身份，但大部分人却基本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劳动，既没有吃苦 耐劳的 思想准备，也普遍缺乏基本的敬业精神。此外，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在短期内不可能把较多的农民工吸纳为 城市居民，而新生代农民工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心理承受能力较弱，但对未来心理预期 过高，不能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往往因失望而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甚至采取失范行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全。
超过1亿人口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温家宝总理说：“如何对待农民工，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大事。”因 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从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全局来考虑。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系统 工程，单靠某一项制度改进的单兵突进无助于问题的化解。根本解决之道，是建立社会支持体系，让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因 此，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从政府、社区、市民层面，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1.制度层面。首先应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歧视,分步骤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公正、公平的国民待遇。要加 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政策， 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 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要创建平等的就业制度，给予新生代 农民工平等竞争的权利，不断完善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 书制度;尽快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 险制度，建立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及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
2.政府、社区、市民层面。加大政府层面的支持力度。要在就业方面对进城农民多加指导，推动市 场组织和就业服务机构的建设，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支持。要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合新市民特点的、符合多层次需要的职业培训网，从根本上提高 新市民的文化素质和在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要在经济适用房和政府廉租房建设和分配方面，逐步向农民工开放，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 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居有其所。充分发挥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重要作用。社区作为联结农民工和城市社会的纽带, 向农民工传递着城市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改变着农民工头脑中固有的传统价值观,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为此，我们要努力建设开放型、多功能的城市社区，充分发挥社区的参与功能、教育功能、互助功能等，使之成为 政府各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接口。市民应调整心态，积极主动地与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帮助他们养成城市文明所需的现代思维和 意识，将他们视为享有同等社会权利的成员，帮助其在城市社区中建立 社会支持网络，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新生代农民工必须积极参与各种学习培训，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要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自强 不息的精神。要调整好心态，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各种市民活动，尽快完成由农民工到新市民的内涵转化，真正成为合格的城市市民。
4.社会层面。进一步关爱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积极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咨询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化解其心理压力和郁结情绪。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上遇到的实际问题，改变其不合理的思维、情感和反应方式，使他们逐步从心理上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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