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来看，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模式，还没有找到谋求社会公平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方法，美国至今仍未能跳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而走向‘公平政治’。而‘中国模式’的未来前景，就在于中国能否成功地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政治的发展道路，能否有效地跳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能否真正地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新政’就是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新尝试，是走向‘中国模式’新路径。”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俊祥以《“重庆新政”是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新尝试》为题在中国选举和治理网（2011-11-23 20:39:02）上发表文章这样说。从刘教授的这段话里，可以知道，他在说三层意思：（一）美国至今仍未能跳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而走向“公平政治”；（二）中国在尝试着能否有效地跳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能否真正地实现共同富裕，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政治的发展道路；（三）“重庆新政”就是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新尝试、是新路径。
刘教授说的公平政治是从广义政治观上来讲的。他说：“根据广义政治观(详见刘德厚著《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人类社会狭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属于广义的政治社会，现代国家的政治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主导其变化发展。因此，人类政治就是政治主体利用权力、规则等政治手段对人的利益全局关系进行调控并对整个政治社会进行治理的活动，由于用以调控治理的政治手段的不同，而存在权力政治、社会政治、经济政治、文化政治和法治政治等不同政治形式。”我认为，刘教授用广义政治观来论述问题实际上是在掩盖问题的实质，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治虽有联系但毕竟不同，把他们混起来谈虽然能掩盖许多问题，但最终弄不清问题的实质和解决不了问题。美国确实存在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但不缺失公平，不论是经济公平还是政治、文化和法治公平。我国从中共建政以来就一直都没有政 治公平、文化公平，毛时代还有经济公平，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没有了经济公平。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施行的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发展的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发展路径也无法提供公平，不论是经济公平还是政治公平或文化公平。
刘教授于文中之所以要从美国谈起，无非是想抬高所谓重庆新政的地位，既然美国都没有“公平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还没有解决“公平政治”问题，那么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在尝试着这是多么大的意义啊！刘教授所讲的所谓“公平政治”其核心无非就是共同富裕。我要告诉刘教授的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全世界都没有“共同富裕”这个东西，所以所谓的重庆新政没有如你所想像的那么有意义。
一、“美国模式”提供公平但无法解决两极化
刘教授说：“主导‘华盛顿共识’的‘美国模式’，也即美国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根据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美国现代史之弧”的观念，可以说，美国的‘政治模式’，就是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间周期性历史转换的自由民主政治模式。”他还说：“由此看来，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模式，还没有找到谋求社会公平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方法，美国也还只能在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之间周期性地历史转换，美国至今仍未能跳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而走向‘公平政治’。”由此可知，刘教授认为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但他又认为美国还没有找到谋求社会公平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方法。这种说法很片面，应该说，美国是民主国家所以有公平，但是由于美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模式，所以美国无法消除两极分化问题。
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制国家，民主的价值观和原则在政治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三权分立、代议制、现代政党政治、新闻自由和保障公民权利等。美国国家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系统，每个系统起着各自的作用，同时又相互制约。美国多元民主的特征是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民主政治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美国政治中最重要价值观是自由，美国人政治心理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人们一开始就对绝对的和无限的权力疑惧重重，坚持认定权力乃是自由的天敌，大力倡导“有限政府论”。在美国的政治中，“个人自由和保障公民的权利”这种价值取向是第一位的，民主是保障个人自由最有效的手段，或者说从个人权利观点来看民主制度最具有合法性。正因为如此，民主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国家问题上 ，美国人把国家看作人类过一种共同的、有秩序的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为了将这种必要的代价限定在较小程度，美国政治致力于限制国家的权力和职能。限制的途径有两种：第一，以分权的方式造成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内部制衡，从而防止出现专断权力;第二，限制国家权力的活动空间，强调个人与公民社会的权利。
罗尔斯说过，没有民主自由就没有公平正义。美国实行民主制度，实行自由选举制度，这种自由的选举制度为在政治上实行现人人平等提供了机制。因为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个公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再也没有了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每个公民在政治地位上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人格尊严。这就是政治上的公平。美国实行民主制度，实行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制度、实行两党制、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制度，被选上当领导的人由于有了有效制衡，政府投资、采购、工程承包和地皮买卖等等都无法黑箱操作，官商无法勾结，公权力无法严重滥用，法治得到维护，这就为商人、企业家和股份公司提供了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由于有独立工会劳工的利益也能通过集体谈判得到保护。所以刘 教授所说的“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模式还没有找到谋求社会公平”的有效方法这一看法是错误的。
美国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体系的特征是混合经济。在这个体系内，企业和私营机构做主要的微观经济决策，政府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较为次要，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低于其它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社会福利网相对较小。因为美国实行以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主要是私人企业和股份公司，所以，靠工资收入的阶层和阶级虽然衣食无忧但与靠资本收入的阶级和阶层比较起来，差别很大，虽然也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但中产阶层比起富人来讲，也差别很大。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来看，美国社会确实没有实现共同富裕。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这种收入上的差别更大了。 从经济构架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带来动力、公平交易、经济自由和创新等等，但也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今天，美国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即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当今金融资本成为美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之后，金融资本明显呈现出一大趋势即当代金融业不产生就业。金融资本最具有流动性，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资本的特性就是流向可以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因此，在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金融业之后，美国金融资本流向海外发展中国家，因为在那里，它可以获取远较国内高的收获，这样它不产生国内就业。同时，当代金融业主要是用货币炒作货币，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电脑化的行业。从其所雇用的员工的结果来看，只有股东和少量的技术操控人员(即金融工程人员)，不需要传统金融业所雇用的大量雇员。因此，华尔街在不断制造着富翁的同时也在解雇大量的员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跨国公司就已经把制造业和通过产业链的全球化将本国许多中低端制造业转到发展中国家去了，这对本国的就业也产生负面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促使着美国家朝着两极分化趋势发展。
在西方，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是保护市场经济的最好政体。在历史上，工商业私有者成为了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时，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这是有产者民主的开端。当工业资本产生的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时，西方民主从有产者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重新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政府不能和从前一样光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随着这种政治的转型，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成为福利经济。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取得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不得不继续扩张。所以，民主为两极分化的缓解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会加剧两极分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通常表述为“中国模式”。在国内关注和讨论之初，“中国模式”首先被看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即“中国模式”是以经济为基础或核心的“现代化模式”，或者特指中国经济模式。在进一步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地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统一”。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通常确认为三个方面：（一）在政治上，实行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二）在经济上，实行以国有经济占一定比重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三）在文化上，实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一元化文化。
如果“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要超越“美国模式”和“华盛顿共识”而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治理模式，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因为这种模式从头到脚都没有社会的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从长远看，“中国模式”的价值和前景几乎是零。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在追求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这实际上就是在中共一党领导下，由党棍做主，其他友好阶级和阶层团结在以中共为核心的周围，这是中共所追求的所谓“公平政治”。中共建政之前，抗战时期，中共对“公平政治”的追求，集中体现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共建政之初，在《新政协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政治制度设计中，仍然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公平政治”理念。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也一直在追求这种“公平政治”。但我们从六十二年来的中共政治实践中特别是在邓小平执政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可以知道，这种所谓的“公平政治”就是没有公平。
中共实行一党领导制度引申出徒有其名的选举制度、形式化的立法与司法制度、党控制下的官吏选拔与任命的行政制度、意识形态垄断制度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体系等等。这种制度给予党棍或官员极大的特权，因为有这种特权，使到所有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使法律成为摆设。党棍或官员在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下，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谋取私利。由于改革开放是在没有实行民主和法治之下搞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官员腐败、权贵掠夺、官商勾结等就如山洪暴发一样表现出来了。在这种一党专制制度下，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各个领域都没有公平。比如，在招考公务员和提拔官员时中共党员优先、官员的子女亲属优先、有钱人的子女优先等等，这是公平吗？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权贵”（党棍子女或亲属）这类人通过三种方式发家致富了，从1978年到1989年通过倒卖廉价物资发家，从1992年到2000年由于实行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权贵或者利用手中的资金或者从银行贷款低价收购国有资产，重组后上市，又发了一笔；从2001年起到现在利用父母手中握有的公权，或者低价领进工程项目高价转手获利，或者低价买进城市周围的土地然后高价转手或经营房地产又大大发了一笔。这样的发家加大了两极分化，而权贵有这样的机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的，所以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剧了两极分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由于有中共政权在操纵经济，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处于半统制半市场化阶段，迄今为止，中共控制的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有垄断利润和特权，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基本上是高官的子女和亲属。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划分垄断利润，他们的收入是普通职员的几百倍甚至是上千倍，这也是两级分化，而这样的两极分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予高官的子女和亲属的特权，所以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剧了两极分化。
在所有民营私有企业中，老板或股东靠资本获得收入，
工人和白领靠工资收入，老板或股东的收入是工人和白领靠工资收入的几百或几千或几万倍不等，这就是两级分化，而在这样的企业中，由于工人和白领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组织独立工会，无法用集体的力量来制衡资本，出于弱势状态，而官商往往又相互勾结，所以这种两级分化无法缩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权力被中共党棍（党的各级领导）所垄断，通过公权收上来的税款和其他钱都被他们集体侵吞或滥用了，比如“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消费就已达19000万亿。本来，这笔收上来的钱可以用一部分来补助低收入者从而缓解两级分化，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予官员的权力太大，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又没有别的权力制衡他们，所以两极分化只能是加剧。
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就提出了通过“先富—共富”的路径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强调要通过政治、政策和政府干预，防止两极分化；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江泽民也强调，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在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以及富人与穷人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既不搞平均主义，也要防止收入悬殊和两极分化；虽然胡锦涛总书记更是倡导公平正义的执政新政治理念，提出了一系列公平的发展构想和政策措施，即是通过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等，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当今中国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存在着的唯GDP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效率思维，长期以来不仅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且导致了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
（三）重庆的所谓“新政”能带来共同富裕吗
刘教授说： “‘重庆模式’即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重庆这种模式的发展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地方的主政者与政府及其政策行为的产物与表现。于是，在‘重庆模式’的更深入讨论中，也必然地将‘重庆模式’归结为一种“政治模式”，即‘重庆新政’。 ”它是“特指中共‘十七大’以后的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重庆直辖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社会与生态发展的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发展路径。概括地说，这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实现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他还说：“要推进中国特色的公平政治，需要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的政治智慧、政治决心和政治创新。而‘重庆模式’的公平政治创新即‘重庆新政’，就是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一种新尝试。”
也就是说，所谓的“重庆新政”是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一种新尝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薄熙来的权力来源是中共中央授予，不是民选的。这种权力来源刘教授说具有政治合法性，看来我国的政治学大教授还不知道什么叫“政治合法性”。因为主权在民，所以政权来源的合法性只能是通过公民的选举，这已经是通行于全世界的公理了。现代国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通常都是实行地方自治，地方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在于地方公民的选举。
我们且不论薄熙来掌握重庆地方政权合不合法，薄熙来在重庆掌权，他在当地拥有最高的特权，当地人没有人能拥有与他相同的谋求市委书记的同等机会，在这一点已经没有公平了，我们且也不管公平不公平，我们只来看能不能实行共同富裕。我们也来假定薄熙来很廉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看他的新政能不能实行共同富裕。
刘教授认为重庆新政能实现共同富裕。他说：“由此才产生了‘重庆模式’的以‘分好蛋糕’促进‘做大蛋糕’的‘公平新政’。这种分好蛋糕的‘公平新政’在2011年7月20-21日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通过的《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中，得到了最新的诠释和体现。该《决定》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决定把缩小三个差距作为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要突破口，走重庆的民生路、念重庆的共富经，坚持‘共建、共享、共富’，努力促进重庆人民的共同富裕。”
我的观点与刘教授的观点正好相反，我认为重庆新政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研究者们一般将“重庆模式”总体概括为如下的状况：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来切实改善民生，等等。但在重庆的经济成分里毕竟有大分量的私有经济，实行的也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是以国有经济“驾辕”。有大量的私有经济，就意味着有少数人靠资本能获得收入，有多数人靠工资收入，你怎么做，靠工资收入的人都不可能比靠资本特别是靠大资本收 入的人收入多。况且在专制条件下，专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就算没有贪污受贿的事情发生，但掌握公权的党棍其亲戚子女总是多多少少能够利用其权势捞到好处，占据竞争优势，这既不公平也会加剧两极分化。由此可见，所谓的“重庆新政”也无法消除两极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新政不是什么“公平政治”的新尝试和新路径。
事实上，要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就必须全部实行公有制经济，只有公有了才有可能按劳或按需分配。但是，在现有科技条件下，无法实行公有制，历史上，我国和原苏联都实行过公有制，但都因缺乏效率而无法继续，并且造成的结果是共同贫穷。世界历史事实证明，公有制虽有公平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实行不了，只能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因此，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只有等到五十年或一百年后出现了第四次科技革命产生了非线性智慧机器能代替人的一般性工作时再去考虑消除两极分化问题吧！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宣扬什么共同富裕都是骗人的把戏。
2011-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