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某些人打着所谓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迎合国际上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的需要，杜撰所谓“改写”、“重写”甚至“戏说”历史的文章，大做包括中国社会和共产党历史的翻案文章，极尽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之能事。他们污蔑栽赃毛泽东同志、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妄图达到搞臭、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和抹黑、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他们与混进党和政府内的腐败分子一起，败坏了党风，污染了社会风气，毒化了人们的思想，致使本有的社会诚信严重缺失，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受到了强烈的损害。
西方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国内的自由化分子不厌其烦地拿我国六十年代暂时困难人口非正常减少问题来说事，就是目前污流浊浪中泛起的很不可小视一股。他们把这作为毛泽东的一大“罪过”，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块“软肋”，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的绝好“例证”。在六十年代我国人口问题上做文章，就成了他们的撒手锏，作为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
比如，军事科学院的辛子凌就写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万8千人，并引用某个刊物发表的所谓研究结果说，这比中共上台前2129年中国历史发生的203次（死亡人数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多人还多764万！其他诸如海淀进修学校历史教师袁腾飞等人，也如是说。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563页的谬误
笔者不得不深为遗憾地指出的是，刚刚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563页在“继续大跃进和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标题下行文的最后，就写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①]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根据“正式统计”中的两个注释中，1000万的数字注明出处是：1、国家统计局编：《1983年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信阳地区的数字的由来是《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那末，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即《1983年统计年鉴》中的数字有无错误和造假呢？没有，没有错误，也没有造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既无错误，也没有造假。
那么，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和资料汇编有无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之说？没有，也没有说。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得出减少1000万人口结论呢？
他们没有对我国六十年代户籍人口变动进行任何的研究，仅凭主观推断就轻率地把户籍人口的减少完全当成了真实人口的减少！
大家请看啊！三年自然灾害，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那么三年不就正是3000多万吗？这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和自由化分子们的说法不正好一致吗？
这可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研究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向全世界公开承认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饿死了3000多万人”！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作者的这一主观推断，不仅配合了全世界所有敌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攻击和污蔑，更为严重的是，它数十倍地夸大了党所曾经犯过的而又改正了的错误，它严重地误导了社会舆论，抹黑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抹黑了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求之不得的举动。
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吗！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射向中国共产党的一支毒箭吗！
二、孙景泽先生解开户籍统计结果矛盾之谜
六十年代，尤其是1960年我国人口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由于我国六十年代自然灾害影响和党内某些领导人的不实事求是、浮夸风等，1960年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呢？
这是一切好心的人的一个疑问，也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1960年我国统计局数据之间有个不能解释的矛盾：1960年底的户籍人数应该=1959年底户籍人数+1960年出生人数—1960年死亡人数+外国移民迁入国内—中国公民迁移国外。由于国际移民当时很少，忽略不计。
可是这样统计的结果，却少了1000万户籍人口！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户籍人口的减少是否就是真实人口的减少呢！
孙景泽先生，通过对1954年（即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至1982年期间29年我国户籍人口变化的研究，解开了人口户籍统计结果矛盾这个历史之谜！也就是说，在国家统计局数据中，我国五六十年代的户籍人口的统计数据与实际人口数超出寻常的不一致之谜被解开了！
那么孙先生是如何解开这个谜的呢？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29年期间户籍人口的统计结果出现了非正常变化，这一变化大大超出了统计逻辑误差。
由于工业发展和生产大跃进，我国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出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人口大迁移，由于户籍管理法规规定的漏洞（不用迁移证只凭其他证明就可以落户籍，等）和管理不严格，在大迁移中，发生户籍人口非正常大量增加现象，是由于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44万人的结果。这些重报、虚报的户籍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由于户籍管理趋于严格等原因（诸如核实人口以计划供应粮油等）而被注销。
由于遇上经济困难，我国在1960年9月至1964年期间进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简工作，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由于农村当时对于户籍的依赖性差，不少人迁出了城镇户籍，而没有迁入农村，就是说，在大迁移期间，有部分人拿到迁出城镇的户籍后，不想或者没有很快迁入农村户籍。（尤其是1960年底拿到迁出城镇户籍的，因1960年初已经领到该领的票证了，就没有在当年底迁入农村户籍，这样1960年的户籍统计人口就减少了。[②]）结果出现户籍人口非正常大量减少的现象，这是因为有1510万人口漏报了户籍的结果。上述漏报户籍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1970年至1979年期间又补报了户籍。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1960年至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这是我国六十年代初户籍人口非正常大幅度减少的根本原因。这一减少与人口死亡无关。
孙景泽先生研究得出：关于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统计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其中695万是由人口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同时，他还研究并论证了，所谓“死亡漏报是造成户籍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是错误的。因为漏报死亡的人口数字只可能是短期的，不可能在以后多次的人口普查中仍然保存户籍。
倒是出生漏报影响户籍统计数据结果，即减少户籍人口。例如：截止2000年11月1日，人口普查结果1960年出生的还存活（40岁）的有14684726人，可是1960年户籍统计出生人数仅有1391万多人，就是说经过了40年了，出生的人，非但无一人死亡，反而增加了77万多人！根据1959年出生2000年存活的1305万人推算，1960年比1959年实际出生应多162万！
根据国家统计局《1982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年出生1650万，孙先生研究并论证，如按照1960年实际出生人数比1959年多162万调整，那么该年出生人数应为1811万，与 《1982统计年鉴》的数据1391万比较，漏报人数为420万！由于1960年漏报出生人口420万，所以1960年实际人口比1959年至少增加115万。
由此得出，我国1960年比1959年的真实人口绝不是如户籍统计数字那样减少了1000万，反倒是增加了115万！（户籍变动少登记的695万加上漏报出生420万，共1115万）
同时，孙景泽先生还指出，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通过汇总全国户籍登记得到的真实数据，没有经过人为的修改和伪造。数据中的所有人口数字都是户籍数字，所出现的所有矛盾都只是表面上的，都可以用本文的方法加以合理的解释。六十年代初我国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包含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死亡率之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因出生人数漏报应当下调，具体下调幅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1960年我国真实人口比1959年增加115万，而不是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所说的减少1000万！
三、孙学文研究员已指出过因饥饿引起死亡的人数
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在2009年12月，几个网站就发表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学文研究员的文章：“毛泽东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③]孙在文章中，也得出了与孙景泽先生相似的结论。他在文章中写道：
关于此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问题。由于1958、1959年和1962年都比上年新增人口1200多万人，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问题出在1960-1961年，这两年总人口分别比上年减少1000万和348万人（顺便说一下，改革开放31年来，每年人口死亡总数在800-1000万左右），表现在这两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和14.24‰。考虑到出生率等因素，西安交大蒋正华教授采用历年生命表参数计算和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对美国科尔教授线性公式计算结果进行技术性修订（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他们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691—2158万人，那种估算在3000-4000万人以上则是高估。
至于说“三年大跃进活活饿死了3755万人”，那完全是复辟狂捏造。因为这是毫无根据的信口雌黄。人口专家一般讲的是“非正常死亡”，包括饥饿死亡及由营养不良引起其他疾病死亡、自杀、他杀及各种交通事故和自然灾害（如地震灾害、火灾、矿难、台风）等死亡，还包括一个大项，即营养不良造成出生率的下降而使新出生人口减少。前文引用蒋正华、李成瑞和美国科尔教授测算的数据是“非正常死亡”，而非复辟狂所说的“活活饿死的”。如果只算饿死的，不包括少出生的人口，那么把所有死亡人口全部算作“饿死的”也根本不到复辟狂捏造的3755万人的数字。按复辟派的说法是“三年大跃进”饿死人，是指1958-1960年，不包括1961-1962年开始经济调整时期。我在前文已说了，1958年、1959年和1962年比上年新增人口都在1200万人以上，比2008年新增人口673万人增长将近1倍（以本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得出），得出这三年不存在“非正常人口死亡。”
那么只剩下1960年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按国家统计局后来经过核实的死亡率测算，1960年死亡人口测算公式是：上年底总人口×当年死亡率，即67207万人×25.43‰＝1709万人，虽然复辟狂未列入1961年开始调整的年份，但因为1961年年底总人口比上年减少348万人，我认为存在非正常死亡问题，按上述计算公式计算，1961年各种原因死亡人数为940万。把这两年死亡汇总共计只有2649万人，比复辟狂所说的3755万人少了1106万人；况且中国历来统计，病死的要占死亡人口的绝大多数，至少占80%以上，2008年包括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呼吸系病、损伤和中毒、内分泌营养和代谢及免疫疾病，消化系统病（包括营养不良和冻饿夭亡）、泌尿、生殖系病、神经系病和传染病等十种疾病死亡人数占城乡死亡总人数的92.55%和93.53%。即使按80%最低比例扣除疾病死亡，也应该从这两年总死亡中减去2119.2万人（2649×0.8），那么充其量称为饿死或营养不良引起死亡的为529.8万人。
前文我将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这两年多死亡721万人；与2008年相比多死亡783.4万人。按80%病亡扣除，其中因饥饿或营养不良引起死亡的人数充其量在144.2-156.7万人。仅及复辟狂捏造的3755万人的3.8%-4.2%之间。也就是复辟狂们在这里夸大了23-25.1倍。
这两年确实存在饿死人的问题，尤其在我的家乡——安徽部分农村，
这与当时粮食生产浮夸风和随后的高征购政策有关，但粮食放卫星和随后的高征购政策不能只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用邓小平重新复出后所说，当时毛主席头脑发热，刘少奇、周恩来和我，头脑都发热，只有陈云未吭声。但陈云、薄一波等在1958年钢铁产量翻一番运动中提倡土法炼钢，也有责任。“三面红旗”都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而是别的领导人率先提出。[④]
该文发表在2010年1月，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后记是2010年12月写的！对于这篇研究我国问题包括人口问题如此重要的文章已经发表了整整一年。在此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早在这年的4月21日乌有之乡就发表过名为邋遢道人题为“五六十年代人口统计数字的困惑”[⑤]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就对六十年代真实人口大量减少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质疑。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们，是没有看过这些文章呢？还是看过文章之后对其观点不以为然呢？若是前者，那就说明他们生活在信息社会时代，在网络作为信息最新和传播速度最快的载体时代，却无视网络的存在，看来他们确实是落伍了。由于他们视野的渺小，眼界的狭窄，导致他们头脑的僵化和偏执，才得出那样错误的结论。他们脱离了社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甚至也脱离了中国学术界！他们丧失了研究和撰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应有素质，辜负了党中央、数千万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若是后者，他们就把中国传统正直文人的那点良知和德行丧失了，那就是执意与中国共产党的敌人同流合污，与人民为敌，从而才故意向我党泼污水！
但愿他们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四、承认和改正错误是有力量和自信的表现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历史书籍的编纂，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件极为严肃的重大事项。它不仅如江泽民同志所说起着“资政育人”[⑥]的重要作用，也是关系到对党、对人民、对历史是否负责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党史撰写者党性和史德的一次检验。党史著述，既根本区别于文学创作的所谓“戏说”，也不同于某人传记的撰写，它是一项通过认真、严谨和艰苦的科学研究，从而准确、全面、客观、公正地再现党的历史真相的工作。
建国后，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国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道德状况，得到全世界一切正直人士的高度赞誉。仅《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就有五次明确地谈到，那时我国的社会风气“是健康的”、“是非常好的”、“社会秩序很好”。[⑦]我国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毫不夸张地说，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不仅数千年旧社会积淀下来的污泥浊水，诸如吸毒、卖淫、赌博、绑票等，荡然无存；而且人际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助人为乐，团结互助，蔚然成风；尔虞我诈、欺蒙拐骗现象很快消失；夜不闭户、拾金不昧等中华民族世代渴望的优良道德成为真正的现实，友好、合作、助人、救人的感人事迹随处可闻。当时的社会犯罪率和自杀率是属于世界上最低的国家！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雷锋式的好公民，成千上万！人间确实是充满了真正的爱！这种面貌和状态的形成有各种因素，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它与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绝大多数党史研究者不仅具备高尚的史德，而且具有高度的党性，他们的著述经得起历史检验，确实发挥了资政育人的作用不无关系。
作为当时在校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他们不但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而且也通过阅读包括党史之类的书籍报刊（六十年代普通高校开设有三门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如“红球飘飘”丛书等，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想当年，争做“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学生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争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共产主义接班人是一种自豪和时髦；学校的好风气和社会的好面貌，令那个时代的人们终生难忘。邓小平在1980年谈到那个时代的时候说，是“值得回忆的”，目前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中，不少就是那时的过来人。
薄一波同志在给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的信中说：“要写出一部真正好的、站得住脚的、传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绝非易事，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史实资料收集、核实、研究工作。希望全体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能够发扬拼搏奉献精神，并以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严谨、精炼的文风来写作，把撰写这部巨著当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来完成。我认为，写历史很重要的一点是尊重事实。古人赞誉良史‘在齐太史公，在晋董狐笔’，讲的也是一个实字，内容要实，文风也要实。”[⑧]
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们并不是这样做的！
谎言，只能欺骗于某时、某地和某些人，不能在所有时间、任何地方欺骗所有的人。列宁早就尖锐地指出：“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是本身有力量和自信的表现，有错不要紧，知错改错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的传统作风。“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⑨]笔者相信，作为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们，即该书的作者们，大概不会对《毛泽东选集》中的这段话生疏吧！党史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部分，笔者相信并期盼，《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尤其是负责同志，是会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的，是把党的声誉摆在个人所谓的“面子”之上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前夕，他们主观上绝不会故意向中国共产党来泼这盆污水的，他们是会发现和改正这一严重错误的，是会主动自觉地坚决清除这盆泼向党的污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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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第563页
[②]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说：“1959年、1960年、1961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值得回忆的，两千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现在就不容易。”（《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68页）
[③]首先发表于2009年12月31月乌有之乡，之后登在毛泽东旗帜网、主人公等网站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学文研究员的文章：“毛泽东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12/123057.html
[⑤]邋遢道人：“五六十年代人口统计数字的困惑”，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4/80217.html
[⑥]转引自《薄一波书信集》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第811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7、233、296页；第三卷，第153、318页
[⑧] 转引自《薄一波书信集》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第808—809页
[⑨] 《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