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似乎谁都在拥护改革；这也是一个“潜规则”的时代，但几乎没有人公开支持“潜规则”。一些人不敢公开反对改革，又紧紧抱住既得利益不放。于是，改革的声浪此起彼伏，改革的“潜规则”也暗流汹涌。其真相是：在改革中确保权贵阶层的利益不受损，甚至大幅增益。这在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房改、医改、养老三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住房改革从1998年开始至今已有12年。当前，在出于GDP考虑的地方政府和出于人民币考虑的开发商的联袂推动下，房价仍然居高不下。一个普通老百姓即便拥有了一套住房，但很可能是父辈的积蓄加上透支自己的未来换取的，成为“业主”的同时也成了“房奴”。而作为改革的主导者——官员们自己呢？
随着城市不断扩张，政府机关（包括党委、人大、政协、政府及职能部门、司法系统等）大多搬迁，不但办公楼越来越豪华，附带的宿舍区也越建越多，越建越高档。政府机关办公场地是规划用地，基本上不出钱或出很少的钱，就能堂而皇之在黄金地段圈地建楼。不少地方政府通过让公务员住房成为办公楼的“附属设施”等手段，采取“委托代建”、“定向开发”的方式，大兴土木地给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这些单位名义上大都打着“集资建房”的旗号，实质上是力图绕过土地公开“招拍挂”的政策门槛，甚至把公务员住房纳入免交土地出让金的“经济适用房”范围，再加上各种明暗的税费优惠，一套地段好、设施齐全的房子，公务员往往可以用只有市场价若干分之一的“价格”就能买到产权。
以前，一名官员一般只能占用一套住房，而房改后一些官员却可以轻松占有两套以上。房改货币化后，表面上官员没有了福利分房，但权力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利益却胜过以往。普通老百姓被房改浪潮推到市场海底，而官员们却依然在岸边坐享着社会主义的福利。
据新华网2006年5月12日报道，记者通过对山东、广西、广东公务员群体调查表明，超过80%以上的40岁以上人已经拥有自己的第二套住房。家住济南的财税干部刘峪荣不仅拥有5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还另拥有一套140平方米的住房。福利房是1998年刚进单位时分配的，另一套则是2005年单位“市场化运作第二套房子”的结果，市场价格100多万元的房子，自己只花了20万元。
尤其近段时间来，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形式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的趋势不断加剧，甚至连体制内的学者都无法容忍了，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在2009年5月28日《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称，公务员住房享受“超国民待遇”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
老百姓骂得最多的还是医改。因为它事关每个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买不起房子还可以租；上不起学可以不读，大不了让儿女继续当民工；没钱治病就只能等死。不错，国家在医改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但是，正如著名学者胡星斗所言，“中国的医疗卫生实行的是一种封建等级的制度，一方面，许多干部住院是为了疗养而不是看病，另一方面，中国有近一半的人看不起病，中西部地区60%到80%的人无钱看病，死在家中。”（《缓解医疗困境、实行免费基本医疗制度》，载“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据2006年9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指出：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的人口；2000年中国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位列191个国家的倒数第四；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850万党政干部占用；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不尽如此，国家审计署曾经揭发，内地司局级干部的公费医疗保健开支中，整容、美容、保健仪容占65%以上，省部级高干的配偶也利用便利条件享受高干医疗保健。
老百姓连救命钱都没有，官员们哪来的美容费？老百姓是被权贵阶层“潜规则”了！
今年3月“两会”期间，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差距过大的养老保险“双轨制”，在广大代表委员中也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据新华社2009年3月7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在会前调查了解到，当地30多名国有企业退休老干部的退休金不足2000元，而同他们一同参加工作的行政副科级干部退休后每月实际收入近5000元，一名县级机关当门卫的退休人员每月也能领到4600元。《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4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孙丹萍说，她所在单位一个处级干部退休金每月只有2000元左右，而同级别的公务员养老金高达六七千元，相差近三倍。这种差距并非个别现象，在全国司空见惯。这是权贵阶层借改革之名谋“集团之私”的典型表现。
“潜规则”不仅泛滥于住房、医疗、养老制度改革过程中，也盛行于其它诸多领域，如事业单位改革中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国企高管薪酬“与国际接轨”,公务用车改革中的“高补贴”……渗透到改革的方方面面，只要涉及到实际利益，就难能幸免。在改革过程中，既得利益者大都心照不宣，按权位高低和离权力中心远近，把人群划分三六九等，然后按等级来分配利益，而且这种等级分明的利益分配格局，都可以在改革的名义下制度化。权贵阶层凭借公权力谋“集团之私”的行为，也因此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潜规则”是改革异化的典型表现。它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不仅没有推进社会公平，反而让社会不公愈演愈烈。
今后中国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而改革过程的掌控人正是目前的既得利益者。这是中国改革面临的困境。人性中有幽暗、自私的一面，如果不增大改革者谋私的成本和风险，他们总是愿意把改革导向利己的一面，就难免改革异化，“潜规则”泛滥。改革只是他们手中的面团，任意搓捏。
推动政改，实现民主，建立足够强大且独立的制衡力量，是防止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异化的唯一途径。一个基本常识是，如果媒体成为权贵阶层的“喉舌”，军警听从权贵阶层的“指挥”，如果政改问题久拖不决，其它改革不是寸步难行，就是与理想目标南辕北辙。
2010年10月6日于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