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乎是所以的主流传媒都在就G20峰会做出报道和评论，但在中国，可能有相当多的人不但不真正了解G20峰会及其意义与自己的关系——因为发生在中国的事太复杂和多样了：既有农民工因出口加工企业倒闭失业、数量众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些企业职员减薪、一些在外投资经营者撤退回国，也有仍然持续的几近奢靡的高消费不加遮掩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对于一些人，金融危机好像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更对中国自己应怎样发展，怎样与外部相交，缺乏冷静地思考。
相当多人在传媒的影响下认为这次美国不行了，其他发达国家也不怎么样，我们行，是我们在帮美国，甚至是我们在救世界；或认为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不大，中国的恢复会比其他国家快。最不了解情况的是出现在中国央视荧屏上的那位老大妈——面对记者的提问，“峰会？20人参加？不知道”，对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她说：“教育年轻人，听党的话，好好工作”。
G20峰会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经过改革3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期，从中国重返联合国）到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回到它在国际主流社会中应有的位置之上了——别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己也做了应有的调整。但中国要恰当地发挥自己促进国际关系向着有利于人类和谐发展的作用，是还须时日的。
应对金融危机有许多制度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如增强救急能力、调整财政政策、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对抗贸易保护主义等，制度的技术设计固有优劣之分，但更重要的是在今天世界已形成利益、主张、制度、文化传承不同的各个国家后，国与国之间能不能真诚合作，以求共生共存。峰会固然“展示各国领导人团结一致共同对付经济危机的姿态”（吕品，经济观察网），但“姿态”与实际的真诚合作还是有距离的。今天的世界各国都需要改革自身的和相互间的制度，而要改革制度，改变观念和改变彼此间的关系又是根本。
G20峰会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七国是原西方发达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是被称之为“金砖四国”的“新兴经济体代表”，而其他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则有韩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南非和阿根廷、墨西哥。
国外有称“G20走向G2”，即谓中、美将主导世界，国内冷静的评论言此“忽悠大于实际”（向松祚，财经5连发）。中国经济增长（或说国力增长）固快，但中国与美国等七国的经济在结构、创新和发展能力与实力的综合比较上确有不同，与俄罗斯、印度等也各有优劣。至于相互关系，中国不但和美国等七国关系时好时坏，就是在“金砖四国”中也绝无可能“代表”其他三国。同样，中国也很难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代表发展中国家”。国外研究有称：“中国可能会在2041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形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六大经济体主导世界的新世界经济格局（高盛证券公司《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 年的道路》）。那么，假设真如此，中国面临的将是什么呢？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留给中国的城乡分治，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和地区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中国现有千万富翁30万人，他们持有的可投资资产相当于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9%，而中国人均年收入低于1067元的农村人口就有4300多万人，一个由生活在农村的人、农村进城谋生人和城市失业人及低收入人组成的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弱势人群早已形成；中国没有建立起包括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失业、工伤、生育、医疗、养老及法律援助在内的城乡一体的、全体国民同样享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现有的城乡分立的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比一些比中国经济状况差的国家还不如；中国国内尚未形成良好的权益保障、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机制，缺乏在法治之下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斡旋调停和诉讼去化解冲突的，为社会多数成员接受的方法；中国与周边国家不但存在着领土、领海之争，且在一些事项上时相抵牾，中国与美、英、法、德等国虽早就提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实际上也未做到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真诚合作，在前述问题都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如果仅是中国经济和国力增长达世界第一，对中国而言，恐非好事。
先贤治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有言：治国“如烹小鲜”，复有言：要先“居安思危”，继而“使贤用能”，然后“修兵马，备器械”，方能“使国家固若万里之金汤”——所有这一切，在今天应理解为对人民负责任，以人为本——不但以本国人为本，且以世界人为本，构建一个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格局下的和谐世界，人类才有希望。
（200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