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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楯:中国:适时规划,走向发达

  

  中国正步入发展的艰难时刻,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可支配的财力和资源足以实现诸多宏大设想,在世界上堪称“一花独秀”,另方面,4320万年收入在1067元以下的农村人和2200万靠政府低保生活的城镇人仍生计艰难,虽有占全国总人口0.03%的人,个人资产达3000万元以上,占全国总人口0.21%的人(有估计应为占总人口0.46%的人),年收入超12万元,但以国际通行的以每人每日不足1美元为绝对贫困标准、每人每日不足2美元为低收入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在民生问题上仍须努力。此外,在中国内外,郁积着的各种矛盾及潜在的冲突可能;以及,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和环境被污染、生态被破坏等问题,也都会使每一个有良知,对他人、对子孙后代负有责任感的人不能不心存忧虑。

  说“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等于“永远”处于“初级阶段”。以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中国而言,今日之中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如不适时规划,走向发达,对人类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则将拖累和为害人类。

  发达,不是遥不可期的;发达,须是全方位的。决定发达与否的,不在经济的量,而在与经济的质相关的制度与信念。由此,为发达设立的标准是:以人为本、和谐、可持续发展,以及,与之适应的良好的社会基础理念和制度。

  以人为本,就是不能以国为本,也不能以其他为本。80余年前,中国国民党执政时确立了“国家-社会本位”的中心法理,近10余年,中国共产党逐渐明确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新执政理念,这是历史的进步。以人为本,在宪法中表述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政策和政府行为准则上应表现为“民生第一”,强调国家对本国公民和整个人类的积极责任——应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城乡一体的、由中央财政承担的,包括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医疗卫生、生育、工伤、失业、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及法律援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升一个个的人的生存质量,提供空间,使尽可能多的人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努力,活得相对满意而有尊严。

  和谐,就是认可人们在实际上分属利益、主张和生存方式不同的人群,改变历史留给我们的视与自己不同为敌对,必欲消灭之或改造之的旧有思维模式,培育新的“个人之间以共同体意识为前提的相互善待”,进而建立人类能够互惠共处的理念和制度构架。

  出自中国2000余年前典籍《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与“小康”,不但同为中国人永续长存的理想,且在人类各种文明的理想中都有迹可寻。“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的大同理想,固使人向往,但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人们利益、主张各不相同的现实情状下,设置权利,以法治规则,人们互惠共生,和谐共处的小康境界,应也是使人心仪的。

  和谐包括了一国之内的和谐社会,涉及全人类的和谐世界,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谐基于今日人类社会主流共通的价值理念,靠制度去保障。在一国之内确立法治和善治应能实现和谐;在国之间,在世界范围内,则有一个如何应对暴力和恐怖行为的难题——但原则仍应是:一,国家武力,旨在威慑,使他国不能欺本国;二,暴力(包括国家强制力)即使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须严格限制在最低的必要限度内——即仅以制止非法侵害为限。

  讲到发展,有人会说“我们仍在发展中”,“总不能不发展”。问题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发展?对哪些人有利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不是要设法使目今已有的这种“发展”能够“持续”下去,而是要把目今已有的这种“发展”改变为另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办法就是: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我们应能拒绝消费主义的诱惑,改部分人影响全体的奢靡的过度消费为尽可能多人的适度消费;我们相信:社会公正,人们和谐相处,靠人类的智慧与勤谨,足以使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地球上永续葆有有尊严的和高质量的生存。

  今日的世界,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诸多的难题,人们相互猜忌,缺乏信任,容易误解。这些,都是历史遗留的负面影响;但如果不能超越旧有思维,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国家,各算小账,以邻为壑,人类只会自取灭亡。因此,在面对他者的时候,不要只是注意别人的问题,想看别人的笑话,而应更关注自己的问题,检讨自身,首先搞好自己的事。

  既然认定了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主潮流,就应首先主动地、有原则地与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建立坦诚的合作关系;国与国之间,当然有不同,有利益冲突,所以才需要确立“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理念,建立“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制度构架。同是人类,自有共通的基础价值理念,同时,又有不同文明各自的质态和发展路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

  我们应重读历史,看清我们已走过的路,选定我们将走的路。我们曾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发展是硬道理”,针对只顾经济增长,提出“可持续发展”,同样,也由于认识到了国家最可宝贵的是其一个个的国民,提出“以人为本”。我们面临着特有的修复最基本的道德伦常和人际关系、接续文化传承、修复社会、修复生态的历史重任,舍此,即无从走向发达。

  

  (20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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