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呼吁关注农村、关心农民的声音日渐其多，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提上了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也进入许多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对“沉默的大多数”或“底层社会”的注意无论如何是件好事，然而我们还是要问一句为什么。农民，作为如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的人口主体，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从来是无声者，是没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他们出现在历史记录中并不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募、税收、劳动、土地产出和谷物收获的贡献者，因而在统计学意义上是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无名者。但农民在历史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注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可谓不关注农民，但关注的原因在于，农民长久以来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而且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常常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历代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当前对农民的关注、对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农民的生存状况过于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或者不如说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反应。不少人以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或流民之患为例证，或者以中国加入WTO后最受冲击的农业危机为理由，提请决策者和世人的危险意识。显而易见，出于“危险”反应的对于农民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农民在这样的关注眼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然而，我们是否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想过，我们是否意识到，农民也和我们一样是生而平等的同一国度的国民，应当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利。我们完全不难理解李昌平们“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呼吁，这或许是由于现在谈论农民的人权还过于奢侈。而所谓“国民待遇”本应是农民生而具有的，而不应是来自上方的什么人的恩赐。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已经没有人愿意当农民，因为农民是二等国民，或者已降落为末等国民。仅仅因为出生在农村，就命定地必然失去许多权利而经历许多磨难。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是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实。要真正理解农民的生存，要使研究和决策真正有利于农民生存状况的改善，我们的立足和眼光应该改变，应从自上而下改为自下而上，应从“严防死守”的堵截雍塞变为顺应人心的沟通疏导，更应从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上给予和保证农民原本应该享有的权利。否则，无论是忧心忡忡的担惊受怕，还是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都于农民事无补。
关注农民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农民的眼光来注视，以农民的立场来思考，已有的农民社会经典研究无疑是不能忽视的。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继《农民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之后，又以《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两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的灼见。
斯科特首先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于农民革命的研究只对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感兴趣。这类关注主要集中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显然对国家造成威胁，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但就发生而言，所谓农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即便是非常罕见地成功了，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区分了所谓“真正的”反抗与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性的反抗行动。真正的反抗被认为是（a）有组织的、系统的与合作的，（b）有原则的或非自利的，（c）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并且/或（d）将观念或动机具体化为对统治基础的否定。与之相反，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带性的行动则是（a）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b）机会主义的、自我放纵的，（c）没有革命性的后果而且/或（d）就其意图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与统治体系的融合。斯科特明确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后一种反抗形式是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只有前一种才构成真正的反抗。不难理解，在历史中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若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农民也因而被认为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除非被外来者加以组织和领导。
斯科特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指出上述视角所遗漏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从他们那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
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作的一切。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治理策略。
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一个散布在广大乡村的阶级：缺少正式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广泛的游击式的防御性斗争而装备起来。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认为，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因而，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隐藏的文本——底层政治的意识形态
继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特征的分析性概念。所谓“隐藏的文本”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而提出的，斯科特使用“公开的文本”作为便捷方式描述从属者与那些支配他们的人之间公开的互动。然而这一“公开的文本”不可能讲述权力关系的完整故事。原因在于：首先，“公开的文本”并不表现从属者真正的观念，它可能只是一种策略。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者会意识到“公开的文本”只是一种表演，其可靠性会大打折扣。最后，“公开的文本”的真正意义是成问题的，它表明在权力关系中，关键的角色是由伪装和监视扮演的。可以看出，“公开的文本”会因为支配者和从属者双方的利益而在错误表述上达到沉默的共谋。而且，支配者与从属者之间的权力差距越大，这一权力行使得越专横，这种“公开的文本”就表现得越程式化和仪式化。换言之，权力的威胁性越大，伪装的面具就越厚。
如果从属者的话语在支配者在场时是一种“公开的文本”，那么“隐藏的文本”则用以说明发生在后台的（offstage）话语，它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隐藏的文本”因而成为由后台的言说、姿态和实践所构成的确定、抵触或改变了“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与“公开的文本”不同，“隐藏的文本”是为不同的观众和在不同的权力限制下被生产出来的。
斯科特对“隐藏的文本”的主要特点予以阐明：首先，“隐藏的文本”对于特定的社会场所和特定的表演者来说是特殊的。每一种隐藏的文本在一个有限的“公开”当中都是专门制作的，它排除或者说藏匿于特定的他者。第二，隐藏的文本至关重要而又未足够强调的方面是，它并非仅仅包括语言行为，而是包括整个的实践过程。对许多农民来说，诸如偷猎、盗窃、秘密地逃税和故意怠工都是隐藏的文本的组成部分。对统治精英而言，隐藏的文本的实践可以包括不露声色地奢华和使用特权，暗中雇用暴徒，贿赂，操纵土地产权等等。这些实践与其公开的文本相悖并且尽可能地保持在后台和不予公开。最后，显然，公开的与隐藏的文本的交界处是一个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斗争的地带——但并不是一堵结实的墙。统治者在定义和建构何为公开的何为隐藏的文本方面的获胜能力——尽管不会是全胜——与其权力同样重要。而有关这一界线的不懈斗争或许是日常冲突和阶级斗争日常形式的最重要的舞台。
正如斯科特本人毋庸讳言的，自己“这些对权力关系与话语的观察不是原创性的。它们是千百万人日常的民间智慧的重要部分。他的更广泛的意图在于阐明如何成功地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如何在无权者经常因有权者在场而被迫采取策略性姿态和有权者刻意地使其名誉和统治过分戏剧化的情况下研究权力关系。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隐藏的文本”，它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而有权者也会发展出一种“隐藏的文本”，那代表了他们统治的实践与主张，而它也是不能公开宣称的。弱者的隐藏的文本与权势者的隐藏的文本的比较，以及这两种隐藏的文本与表达权力关系的公开文本的比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支配与反抗的根本性的新方法。
“隐藏的文本”表明，在屏幕背后，从属阶级有可能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在其中权力关系表达的官方文本被从后台加以反对。这一社会空间的特定形式或它加以反对的特定内容在行动者特殊的文化和历史情境中是独特的。这些广泛模式的最终价值只有将其放入历史的和文化特性的背景中才能得以建立。
对于权势者和从属者的隐藏的文本的分析提供给我们一条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公开表现为承认、适应现存权力、财富和地位分配的表面下的非正式反抗，如同平静水面下的潜流。在多数情况下，支配者和从属者各自的隐藏的文本是从不直接发生联系的。每一方都熟知公开的文本和他们自己圈子内的隐藏的文本，但不熟悉对方的隐藏的文本。因此，通过对从属群体的隐藏文本与权势集团的隐藏文本以及这两种隐藏文本与他们共享的公开文本的比较研究，政治分析可以获益良多。而后者的比较将揭示支配关系对政治沟通的影响。
就“隐藏的文本”这一底层政治现象，斯科特告诫读者，记住这样几点是有益的：首先，隐藏的文本是一种社会产品，因而也是从属者之间相互性和权力关系的结果。第二，如同民间文化，隐藏的文本如同纯粹的思想一样没有实体；它只是以实践的、表达的、扮演的和散布的方式存在于这些后台的社会场所中。第三，隐藏的文本生长的社会空间本身也是反抗所要达到的成就，而这一空间是在统治权力的齿牙之间赢得和维持的。
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意识形态的隐藏的文本，不仅是一种话语、姿态和象征性表达，也是实践的依据。斯科特在东南亚一个小村庄的田野研究工作证明了农民反抗的实践与反抗话语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维系。而且，支配与占有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不可能将从属的观念和象征从物质剥削过程中分离出来。同样，也不可能将对统治观念的隐藏的象征性反抗从反对或减轻剥削的实际斗争中分离出来。农民的反抗，一如统治者的支配，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隐藏的文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占有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计谋（偷窃，装傻，偷懒，逃跑，放火等）。关键在于，隐藏的文本的话语不仅阐明或解释了行为，它还有助于建构行为。
“隐藏的文本”使得底层政治的伪装逻辑也扩展至它的组织和实质性方面。因为公开的政治活动代价过高，几乎是被排除的，因而反抗主要依托于非正式的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而非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市场、邻居、家庭和社区的集合既为反抗提供了结构也为其提供了掩护。
由于反抗是在小群体和个体层面进行的，即使规模稍大也使用民间文化的匿名性或种种实际的伪装，因而适合于对付监视和镇压。在这种非正式反抗中，没有可供逮捕的领导人，没有可被调查的成员名单，没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没有吸引注意的公开活动。可以说它们是政治生活的原素化形式。这些原素化的形式也有助于解释底层政治经常不被注意的原因。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通过掩盖痕迹不仅可使参与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文件证据。
底层政治本身的性质及其它的对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共同造成一种“合谋的沉默”，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历史与社会科学由于是知识分子用文字书写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有文化的官员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这就是被斯科特比喻为红外线的底层政治，与那些公开的民主政治、目标明确声音宏亮的抗议示威不同，这些由从属群体日常使用的谨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可视范围。
就此而言，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The Unwritten History of resistance），理解和分析农民的“隐藏的文本”，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斯科特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其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他的底层视角使他能够重新思考霸权（hegemony）概念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等概念：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虽然阐明了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但却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原因在于，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权理论还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我们从这一切当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坏的和指望较好的结果的一种精神与实践，而这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持久存在的张力。
从《道义经济》到《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我们不难看到，斯科特对农民的行为选择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实践层次上是不断推进的。如果仅仅关注正式的反抗行动，或如果仅以“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来解释农民的行为，我们就无从理解为何当他们进入生存绝境直至成千上万地被饿死的情况下仍未有公开的反抗；而处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奋起反抗了。对于农民的政治行动，仅用生存伦理的逻辑无法解释，还必须加上对镇压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考量。底层群体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如同国际争端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无从形成对垒的战争双方，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在这种情况下，底层群体的非正式反抗的对象可能不再是施加生存压力的统治者，他们的生存压力和无法释放的不满会将整个社会作为渲泄对象，甚至指向无辜的其他民众或同类弱者。他们反抗的方式也不再是公开的反叛或起义，而很可能以所谓社会治安问题（各种形式的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反抗的发生是没有组织、无需动员、没有纲领、不用合作的。对于这种畸变的反抗逻辑和反抗方式，可能当前极端的恐怖主义活动差强可比。这种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但却不可能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生存境域，或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变得比较合理。除此之外，正如“隐藏的文本”因其伪装性即以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而有可能反而强化了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反而变成强者的工具。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境：一个遭受了极端的不公正、走投无路的弱者最终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但却完全没有能力直接向欺压他的强者报复，只能将怨恨发泄到同类或处境稍好的他人身上。而此时强者会以保护多数人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名义将其严加惩处。在这一过程中，强者的权力毫发未损，反而因此增加了合法性与正当性。
从斯科特对农民反抗和底层政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获知的不仅是非正式反抗与底层意识形态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实际存在，更有支配与反抗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如果没有对于农民社会与农民权利的真正关心和理解，没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底层视角，是不可能达到的。
James C. Scot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C. Scott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