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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人文精神:富强中国之心理准备

  

  综观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封建旧思想的魔影仍 依稀可见。在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富强的道路上,更应完成心理准备工程,解除 百年积弱在中国人文精神上所形成的阴影。

  如果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独立, 那么,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则意味着这个民族在一步一步走向富强。

  在中国走向更为强大的未来之路上,找出在其中起负面作用的传统心理背景, 破除百余年积弱在中国人文精神方面积淀而成的阴影,这一心理准备工程,实是 强大中国之必需。

  

  一、悲情民族主义情结:百年功过从头说

  

  可以肯定,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民族主义情结都仿佛是一面旗帜, 它居高临下,以历史的名义指导着当今中国人的言行举止。无数次的事实都证明 :在中国的各项国家事务中,一旦牵扯上民族主义问题,一切都必须为之让路。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何以如此浓厚,它怎样在中国人心理层面发生作用,又该 怎样评价这种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明确解答,将可以使我们更冷静地认识民族主 义情结在今日或未来中国应起的作用。否则,若一味盲从于它,则可能会导致中 国在走向更为强大的道路上更多一些曲折。

  实际上,中国民族主义情结之所以来得如此强烈,完全是因了近代史上帝 国主义强烈的疯狂侵略和压榨而起。历史上,古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潮并不突 出。自古形成的天朝观念,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一脉相承的繁盛文化,使得古 代中国人在心态上有一份骄傲,一份超然。当有异域文明冒犯中华文明时,文明 的优越地位使中国人有能力对之加以同化和改造。因此,民族主义情结之于古代 中国相当陌生而遥远。

  但是,在一八四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剧变,肮脏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华民 族耻辱的一页,此后的百余年间,侵略者对中国肆无忌惮地践踏和蹂躏,使这个 民族遭受着来自异域民族极为不堪欺压和劫掠,以此为背景,救亡图存的民族主 义情结在中国应运而生,并因此而带有浓厚的悲情成分。

  纵观中国的近现代史,悲情民族主义情结实是一条主线,贯穿于义和团式的 农民起义、康梁发起的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新民主主 义革命等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而且,它也同时成为思想界文化精英们着书 立说的基本出发点。

  应该承认,悲情民族主义情结在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奴役,争取民族独立 的历史进程中确曾起到了无与伦比的重大作用,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都留下 了浓抹重彩的一笔!

  历史是不可遗忘的,但未来却绝非历史的简单再现:对于今日中国而言,血 泪铸就的民族主义情结无疑应当继承发扬,但也终须有些改变。

  这是因为,今日乃至未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主旨,已绝非传统的救亡图存,更 重要的是获得民族独立之后的发展。如果仍以旧的被欺凌被压迫的心理来对待目 前问题,无疑会导致自己在面对西方时无端产生排斥乃至敌视的心态,这实不大 利于中国的建设。

  尤其应警惕的是,在发生国际纠纷、民族冲突时,中国民众的悲情民族主义 情结更是一触即发,愈是在这种时刻,政府愈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万不能为之 所左右。一旦形成极端民主主义,「民意霸权」一出现,将左右国家的政经决策, 甚至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国家利益。

  事实上,只要看一下当今世界,就不难发现,一些最旗帜鲜明地坚持旧民族 主义情结的国家和政府,往往也就在发展的道路上步履缓慢。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苦难催生的悲情民族主义情结,由于其自身的时代局限, 虽是一剂救亡之良药,但在强国之功效上,却颇值得深思。   

  可以肯定,在中国走向更加强盛的过程中,类似于如何建立一种能够合理配 置资源同时又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一种以法制精神与法律体 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如何建立一种能够有效沟通国家与民众、 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并能够具有较高效率的,体现宪政精神的政治和政府体制等等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都将是艰巨而亟需解决的。   

  这一切都要求中国人必须打破悲情民族主义情结的樊笼,以一种更为从容的、 大度的心态从异域文明中借鉴。中国人应该发展出新的民族主义。   

  勿庸置疑,新民族主义的立足点应是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强大,它应剔除旧的 不合时宜,增添更多的民族自信和自豪的合理内核,从而能够推动和促进中国的 强大。   

  

  二、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情结:千秋一觉家国梦   

  

  在中国的人文精神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核心内容也必须加以思考,即道德 理想主义情结。   

  对于中国人道德理想主义的认识,本世纪出的新儒家们已有精彩分析并加以 肯定,近年随着大陆学界对新儒家的推崇,这一情结也有以「德治」之名被弘扬 之势。   

  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却是:在今天,一个民族能否仅以道德立国?答案 是否定的。   

  其一,从外交层面来看,中国古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训诫, 为彰显泱泱大国的君子之风,历史上中国的外交向以道义为先,因此而吃亏上当 的例子不胜枚举。   

  就目前状况而言,中美之间冲突迭起,问题多多。中国人更应意识到,在一 切均以利益和实利决定的美国人那里,非但没有[ 铁肩担道义] 的道德教诲,也 绝无[ 知恩图报] ,[ 投桃报李] 的思想准则。   

  不独美国如此,近邻俄罗斯亦然。科索沃战事中,俄罗斯前倨后恭,首鼠 两端,终不肯发一兵一卒救助危难中的斯拉夫兄弟,个中因由,实值得国人玩味,这种种现实提醒中国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局势中,道义的力量业已微乎其 微。除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这个世界上实在并无君子亦无小人。仁义换不来 良知;投之以桃,换不来报之以李。因此,从外交层面上,道德立国的理想主义 实已破产。   

  其二,从内政建设上看。传统上,中国人家与国是不能截然分割的,它的好 处是能够唤起民众对政府的热爱与尊重,但也同时使政府承担了家庭义务,被政 府越权实施,比如带有行政色彩的各类文体协会等组织。   

  这样做的危害在于,一方面政府涉足精神生活,易落入以越位侵权之名实。 美国对中国政府侵害人权的攻击就源于此处;另一方面导致政府内部存在诸多务 虚部门,从政府财政分去一杯羹,缩水了政府在国防,教育等方向的投入。

  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深入进行,要尽快实现[ 小政府,大社会] 的改 革目标,就必须重新正视道德理想主义情结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历史告诉我们, 任何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过度推崇,都极易转化为对圣王明君的期待和迷信,从而 导致对法制建设的忽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一直是人治而非法治,这一情结实 难逃其咎。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国家建设中,道德理想主义并非毫无用武之地,只不 过它应该定位于社会,而不是定位于国家;应该定位于政治批判,而不是政治设 计;应该定位于政治监督,而不是政治操作。此结论确是值得参考。   

  因此对于道德理想主义情结的批评,我们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它,一个社会不 可能没有道德的滋养,道德缺失的社会是可悲的。我们反对的,是历史中国所宣 扬的道德立国之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这样预见,中国人走出道德理想主义梦乡之日,一定是 中国真正走向强大之时。   

  

  三、民族劣根性:并非过时的话题

  

  就现状而言,说中国正处于后文革时代实恰如其分。十年文革像民族发展史 的一场噩梦,其在各个方面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值得重新思考。目前,国人把文革 定性为一场浩劫,虽已结束二十余年,但其带来的后果正逐步显现出来。   

  有学者指出,就发生机制而言,文革在中国的出现决非偶然,它的实质是对 封建思想在历经数十年倾覆之后的一次大回潮,它以反封建为名,骨子里全然是 封建意识之髓,它撕下了封建思想温柔的说教面纱,露出了其血腥本质,至今仍 令人不寒而栗。   

  改革开放二十年,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可以认为还未遇到对旧思想理念的侵袭 和阻碍,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给国人带来的福祉,暂时抑制了旧思想在国人头脑中 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已并不存在,当改革开放遇到困难,这些旧思想所 发酵而成的阴暗心理将成为一种破坏力量,其反噬之力不容忽视。   

  实际上,从文革时代最鲜明的特征是,在思想上,旧的理想信念被粉碎,而 新的理想,观念还未来得及完全建立,部分国人从原先的政治高于一切的极端一 下子转向了经济高于一切的极端,从而造成了思想意识上的撕裂和真空;在文化 上,文革对教育的全面破坏,造就成了一代文化素质较低的国民,使他们较难适 应从文化生活极端贫乏到相对繁荣的急剧转变,从而丧失了面对多元化时的选择 力和判断力;在心理上,转型期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会使社会弱者产生一种 被冷落感,对自己未来的畏惧心理极易勾起对旧时代平均主义的怀旧情绪。   

  所有这一切,说是对封建小农意识残存也好,说是文革后遗症也行,这种人 格的扭曲,在社会行为中的表现可谓林林总总,使社会公众在心理层面普遍存在 一种浮躁状态。   

  具体而言,这中浮躁首先表现为某些政府官员的好大喜功。至今屡见于各报 刊的[ 豆腐渣] 工程是最好的注脚,其中甚至包括了名噪一时的北京一个大项目,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忧心。   

  其次,它表现为众多商人的骚狂和故弄玄虚。企业的领导人常常不愿或不敢 承认自身在技术水平、管理手段和营销方法上的不足,不去踏踏实实地学习借鉴 国外的先进经验,反而习惯通过不计成本地包装和炒作来制造某些名牌产品和名 牌企业,这种做法最后的结果往往只能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 ,比如九七年中央 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招标的标王秦池酒,九八年的标王爱多VCD,转眼之间边 落得个[ 落花流水春去也] 。如今二者经营状况之艰难实足以警醒众多企业家了。 而曾经一度号称[ 大陆首富] 的牟其中,最终牛皮吹破,官司上身,则更具警示 意义。   

  第三,它表现为社会民众普遍意识上的心理失衡。作家冯骥才曾经做过这样 的一个问题假设:当你面对富人所有的富裕生活时,曾能否产生嫉妒心理?美国 人的反映是,这个假设根本不存在,富人之所以生活优裕,那时他们抓住了好机 会,如果我也有好机会,我会比他们更好;日本人的回答是:不嫉妒,我会主动 向比我强的人学习,然后努力超过他。   

  但中国人就不一样,中国人会说,何止嫉妒,我恨不得把那些家伙给宰了。   

  作家的这个假设虽然有些极端,但也确能体现出某些民众的失衡心态。该说, 通过近几年的改革开放之洗礼,人们的心态已普遍变的平和多了,但并未彻底改过。   

  综观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封建旧思想的魔影仍 依稀可见。这些旧思想之根深蒂固,实非二十年改革开放之力所能涤除扫清。因此,在中国的富强之路上,各级领导者当作好迎接霜风雪剑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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