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发现中国官场的一个有趣现象。大凡有中央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地方诸侯都正襟危坐，洗耳恭听，有的还不停地做笔记，有的只是倾听不做笔记。做不做笔记，却是有一点奥妙。如果你经常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做笔记最认真的往往是不太发达的地方，不太做笔记的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我数十次的观察，发现广东这种地方的官员虽然凝神倾听，但却不怎么做笔记。
从做不做笔记，其实可以折射出政府官员对中央政府的取态，几乎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行为的端倪。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有的地方还在讨论姓资姓社，有的地方官员却早与资本家勾结，与黑社会勾结进行权力寻租；有的地方还在倡导为人民服务，有的地方已经是为人民币服务，把当官当成生意来做；有的地方还一直在努力贯彻党的每一个精神，有的地方却早已变通执行，实行“拿来主义”，对味口就用，不对味口就抛之脑后。林林总总政府行为的差异，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文化的，有的甚至是政治的。
2001年的元旦，中央电视台准备直播“新世纪第一缕阳光”，当时有好几个地方都宣称新世纪阳光投射到自己的地方是“第一缕”，大家都希望用这第一缕来为自己的城市添加一个旅游卖点。本属自然现象，也可见地方政府把自然景观当商品售卖的热情，也可见政府趋利的积极性。浙江温州的温岭大肆炒作，在中央电视台直播前，早已把第一缕揽入怀中。吉林省却坚决不服，紫金山天文台为吉林出具报告称“第一缕”在吉林珲春的长白山脉，对浙江方面捷足先登的做法非常不满，并且以“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名义通电中央高层，最后中央领导批示，确认了吉林省的“第一缕”。作为直播负责人的我，随时能感觉到这背后的博弈和博弈的方式。浙江很市场化，一些旅游利益团体早已打上主意，早已用媒体的传播达到目的，而吉林更多的是寻求上级政府的肯定，有了合法的尚方宝剑但也没完全达到广泛传播的目的，好象也没有争到更多的利益，难道塑造自己的形象也一定要由中央首肯吗？在吉林呆了多天，我感受到这个地方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市场氛围不够，上级不叫干的事一般不会越轨，吉林可是乖乖仔。这些年，省部级高官出自吉林的真是不少。这也许不是偶然的。
天津，这个中国的直辖市，曾经是中国经济排行的前几名，当然那是在八十年代。现在的天津可以说是衰落了，经济徘徊在二十来位，真有一点悲壮的色彩。天津这个城市政府行为是有一点民本色彩的。记得八十年代中后期，《新观察》刊登过名叫石坚的著名报人所写文章，文章写到：要理顺群众情绪，群众不满意的事要尽力解决。群众不满意吃水，就有天津的引滦入津工程，群众对暴涨的物价不满意，市财政就有对各种物价的补贴，直到今天，天津的物价也算便宜，不然北京人结婚现在还浩浩荡荡地开到天津大操大办，大吃大喝。我所认识的一个企业老板谈起天津，他说最怕政府开会，一开会经常要赞助，募捐，搞得企业焦头烂额。当年，我为天津的以民为本而兴奋，毕竟那年头对百姓如此关怀，实属不易。现在看来，补贴一多，政府财政沦为吃饭财政，是否有财力去办长远的事，是否能把天津变得更有竞争力。今天，天津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港口又受到大连的挑战。我不清楚以民为本与产品经济时代所演绎出来的政府行为是否也是天津衰落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民意主导政府行为未必不决策失误。新加坡李光耀认为，长远发展与民意要平衡，政府行为不能只受制于民意。他的话有一定道理，这也许是研究天津问题的一个视角。
大连，可以说是中国最具美誉度的城市。大连的足球，大连的服装节，大连的广场哪一样都给国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花园化，洋化，绿化，亮化，美化，都令人心驰向往，可以说大连是最善于城市营销的城市。不过有人也注意到花园城市的成本是否过高。前几天，经济学家樊纲撰文指出：某花园城市成本过高，令外商却步。他没有说就是大连，但我想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套在大连身上。
多年前，朱总理去成都，成都因为花巨资整治府南河而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却遭到朱总理的批评。我想，朱总理也许担心的是作为西部的成都过于美化，耗尽财力，长久的竞争力会削弱。
四川，曾经有过盆地意识的讨论，盆地意识事实上就是小农意识。仅举一例，七十年代，因为中央计划的原因，四川猪肉调拨到广东，广东再支持四川的各种工业用品，这是中央集权下的“东西部合作”，那时候，广东每年都要到四川拜年，慰问四川人民。可能四川人产生了广东有求于四川的感觉，开始“卡拿”广东，最终广东建立了庞大的养猪场，能够自给自足了。那段时间，四川的猪销售困难，甚至出现“爷爷猪”，一次东西部合作的机会就这样搅黄了。时过境迁，四川现在又拼命地拉广东“东西部合作”，甚至通过中央要卖电卖农副产品给广东。置根于四川小农土壤的干部鼠目寸光，我不只一次听四川的一位领导说过：“我们把中央要求调给西藏的粮食任务完成，就可以给中央交差了”，而且他还提出“要象抓农业那样抓工业”，我不知道工业与农业能不能简单的等同。即便有如此干劲，四川的农业与山东比，山东农业已变成产业，已变成出口农业，而四川不过还是传统农业而已。为这个问题，我曾访问当过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他认为，交差的说法不妥。他认为，四川有那么好的条件，应该是跨越发展，追赶式发展。我认为，一个地方领导人有什么样的经历，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基本上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曾任四川一把手的周永康他在四川的战略布局就颇有眼光，就少了一份盆地意识。
最近几天，网上有人批评云南省省长，在云南有地震的时候，漠视灾民，却热情接待“皇马”，斥之为“公权追星”。我没有看到云南方面的正面回应，但我翻查云南的有关报道，省政府一边抓抗灾，一边接待“皇马”，很明显的是政府力图以皇马吸引公众注意，提升云南旅游知名度，这应该是省长的应有之举，怎会被斥之为追星呢？我颇感莫名其妙，是不是省长呆在灾民的帐篷里才是为民服务，营造城市形象，吸引人气就不是为民服务？这说明，民众对政府行为的理解还停留在艰苦奋斗的年代。
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总体来说，越来越有现代感，管理科学性也大大增强。比如：重庆近期取消各种路桥费，城市消费，房产销售，私家车消费都旺盛起来。
我们在研究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时候，也不能小瞧了现今政府官员的专业水准和见识，毕竟精英政治事实上已经在中国渐渐成了气候，与当年工农干部治理政府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好大喜功主导政府行为
中国经济近二十年维持了10%的高速增长，地方官员在经济增长中功不可没。公共选择理论把理性经济人假设用到政治领域。在政治市场中，交易的主体是政治家和选民，内容是权力和选民，媒介是选票，政治家通过管理国家给老百姓福利，以此取得老百姓的支持。中国并不是选票政治，没有西方民主社会的选举制度，所以刺激地方官员的不是选举制度带来的监督。斯坦福大学的周黎安博士认为：中国八十年代以来进行了财政改革，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包干来决定财政权力的分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包干合同一般是五年，而且地方政府有权利对留存的财政收入进行分配，因此，地方政府留存的比例越高，那么地方官员越有激励去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由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着地方省级政府官员的晋升，因此，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提拔省级官员来激励地方诸侯。而且他还发现：地方官员越年轻，当地的增长速度越快。在同样条件下，年龄越大的地方官员对财政包干中的比例并不敏感，越年轻的官员，较底的财政包干留存比例就可以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我非常赞同周博士的实证研究，但因为有这样的激励制度，在官员绩效考核模式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又出现另外一种情况：政绩最好的体现是经济增长，政绩最形象的表达就是外在的形象，外形的光鲜似乎就成了现代化的标志，有了这些才容易被提拔，所以，才有数字出干部的现状。在这种激励模式下，地方官员才更加主动，以更豪迈的热情抓经济，抓大项目，抓城市形象建设，从而形成了好大喜功的政府行为。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政府行为景观：上海机场到市区应该选择高速轨道交通或高速公路，但为了提升“上海在国际上的形象，就一定会选上百亿打造的磁悬浮列车，虽然这磁悬浮技术还不可靠，虽然德国也还没有商业化。那磁悬浮刚一试完车，因为技术问题，就不能按时运行，看到这样昂贵的城市景观几近瘫痪，真是令人揪心。
大连严重缺水，政府甚至要限制桑拿这个废水的行业，但是却铺起了更废水的进口草坪。花园城市几乎成为中国各地城市模仿的样板，全国各地的城市一哄而起学大连，种草，种花，修广场，有的地方甚至连乡镇也修起了硕大的广场，连火炉重庆的一些广场也砍掉树木移植上了草坪，不知到老百姓到哪里去乘凉？官员们为何这样做？在他们心中外形化的政绩是第一要务，这样可以留得政绩在人间，博得市民的欢心，这样可以拿到晋升的钥匙，成为更显赫的高官。
好大喜功的政府行为，除了官员绩效考核的简单化以外，还有历史渊源。君不见，中国历代的地方官吏不一定懂得行政运作，但往往是诗人，诗人官员处处可见。韦伯说：“中国古代的官员一半是官僚，一半是诗人”。北大的贺卫方把它叫做非专业化的统治。
再加上毛泽东喜欢诗歌，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官员，毛主席“截断乌云云烟，高峡出平湖”就有了三峡工程，今天的地方官员动辄要建“美国的纽约”，动辄要建“硅谷”，动辄要建一个“北方的香港”，哪一个不是豪气干云，气宇轩昂，唾沫滔滔！这等豪迈体现在政府行为上，就会求大，求新，求举世瞩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好大喜功这样的文化左右了地方政府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说，好大喜功也成为中国地方的发展动力。
三．不可忽视中小
好大喜功也罢，异军突起也罢，有一个问题再也不能忽略了：弱势群体。中央越来越重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但好大喜功者却漠视这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举外国政府管理经济的例子。对家乐福这样的“恐龙式”超市，巴黎市政当局有这样的规定，周末关门，只让小店开门，让小店也有生存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政府行为却是好大喜功，动不动就连锁，动不动就要引进沃尔玛，动不动就鼓励大资本花几百亿建便利连锁店，这样的业态杀伤半径之大，几乎打破升斗市民的饭碗，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使得他们更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姑且不说中小是吸拿失业的容器，就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也应该扶持那些中小企业，应该设计那些让弱势生存的流程。只有这样，才会建成一个协调的，和谐的，没有激烈的冲突的社会。
我非常推崇浙江政府的做法，既抓大，也抓“小狗”，还抓族群经济，为中小营造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浙江政府的行为模式是：“小企业，大市场，弱政府”，浙江政府对县域经济少了一份管制，县对省直接结算，对中小企业更多的是服务，保护，藏富于民，反而“小”变成了大。那些好大喜功者是否也应该从中得到点什么启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