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和2003年交替之际悄然在中国大地上降临的名叫非典型性肺炎的疫病掀起了一场极大的波澜。这场波澜对经济、社会特别是对国人心理的震动之大、影响之深，即使不能说史无前例，也是非常罕见的。可比作起于青萍之末的核粒，在人们不经意间裂变成横扫全国的原子冲击波。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于这个冲击波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讲，非典也成为建国54年来从未有过的理性审判台。在这个审判台面前，多少年来被视为圭臬的思维方式露出了马脚，多少年来习以为常的习惯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多少年来被容忍的问题再也使人难以容忍了。包括两位高官被撤，一批中下层官员纷纷解职，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稀有之事。 值此反非典形势明显好转而国人尚需继续努力之际，从国家和国民的长远考虑，需要我们以更宏阔的眼界考量一下非典所触及的深层问题了。
首先要对一种流行的说法略作校正：即非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说法。如果从人们对非典的蔓延没有心理准备的角度看，可以说它是突如其来的。但如果从非典的发病到蔓延的时间看，毋宁说它是突如其来的，不如说它是在人为的耽搁中逐渐来临的。因为从2002年11月中旬发现病例到2003年4月中旬后非典的大范围扩散有5个月的时间，即使从2003年1月在广东出现一些传染病人算起，也有3个月的时间，怎能说是突然降临的灾难呢？问题在于，先是在广东由于信息不透明、防护滞后失去了先期控制的最佳时机，后是在北京由于同样的原因又一次失去了控制的好时机。这两次耽搁是造成非典蔓延的主要原因。（www.yypl.net）
其次指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在2003年4月20日（该日中央对北京市和卫生部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之前，尽管非典蔓延的实际情况已很严重，尽管反非典的工作已开展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新闻媒体涉及这方面的报道却很少，媒体惊人一致地表现出沉默或近似沉默；而在4月20日特别是24日（该日召开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成立大会并作了具体部署）之后，即随着重大人事的调整、国家防治非典指挥部的成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紧急动员，媒体又惊人一致地对非典和反非典的宣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涉及各种内容的报道铺天盖地、滚滚而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媒体几乎成为由非典独占的媒体。这种现象是发人深省的。
现在让我们考量一下这场非典所触及的深层问题：
非典使延续几千年的官本位体制及其思维定势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官本位体制弊端集中起来就是：官员和民众成为社会的两极。官员是号令的一极，民众是服从的另一极。这两极社会反复出现的一个规律是：当官方的形象、官员的利益、官衙的治理和民众的需要、民众的利益、民众的生存发生矛盾时，体制的本能反应就是首先保证前者不受损害，这就必然要造成民众的需要、利益、生存的损害。这次非典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表现再次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应对非典中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是：①关键时期防护措施不到位。有的没有及时采取隔离等措施，有的虽然采取了但力度很不够。②社会性动员滞后。没有及时动员社会力量形成群防群控局面。③信息延误。包括公开通报滞后、瞒报漏报、以信誓旦旦的虚假信息误导公众等。当然，不能把这些失误都归因于官本位体制弊端。其中有认识不足、缺乏经验的因素。但官本位体制及其因循的思维方式无疑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比如，针对传染病采取严格的以隔离为主的防控措施本是常识，但某些首发性、重疫区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却一再无所作为或作为不力，且迟迟不向社会公布信息，固然有怕影响稳定的因素，但更深层的担心还是与形象、政绩有关。不然后来有的省为什么要专门宣布“不以是否有‘非典’病人人数作为工作好坏的恒量标准”（见2003年4月30日《报刊文刊》）呢？从名目上说，对无所作为和作为不力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实在的后果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由于失去（对非典的）早期控制良机而导致公众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广东还发生这样的事：为了避免引起其他病人的恐慌，广州中山二院的护士到病房“只戴口罩，不穿隔离衣”，造成“就是去送饭那会儿功夫，都可能被感染”的凶险处境（见2003年5月9日《职工快报》）。广东省在2003年2月初医护人员非典病例占到总病例的34.4%，和这种作法有直接关系。（www.yypl.net）
非典深刻暴露了现有新闻制度的缺陷。这就是主流新闻在行政依附中失去自己应有的独立品格、自主品格和自由品格，成为首先是贯彻行政意图的新闻。当公众的需要和政府的某些意图发生矛盾时，新闻就会表现出不应有的缺位或不切实际的虚夸。其结果必然使公众的利益蒙受损害。如前所述，在非典报道方面，国内主流新闻在4月20日特别是4月24日之前和4月20日特别是4月24日之后，其态度转变之快、转变之大、转变之划一令人瞠目。个中的原因就在于媒体是随着政府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媒体。当然，近年来一些媒体在舆论监督、维护民众的权益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是在新闻管制的夹缝中发挥的作用，往往需要很大的勇气，要冒相当的风险。这次非典事件中，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的只有像《南方周末》这样极个别的媒体。但即使是《南方周末》，对非典内幕的披露也是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中国媒体的非自主性还表现在官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在2003年4月4日和4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两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非典防治和及时公开信息有推动意义的提问几乎都来自国外、境外记者。如每天通报非典型肺炎是由合众国际社记者提出的，应在通报中显示疑似病例是由华尔街日报记者提出的，关于公布数字的出入问题也是由多个外国记者提出的。而国内记者近乎成了一种陪衬。（www.yypl.net）
国际合作滞后是造成这次非典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滞后实质上反映了处理突发公共事务的政治封闭心态。而政治封闭心态说到底是封闭性政治体制的反映。它在显示表面自信的同时，吞下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苦果。在这次非典事件中，我国与国际卫生组织的合作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时间迟滞。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2月初向我提出要求到中国考察非典型肺炎，但直到2月底、3月初才来到中国。第二，地点错位。那时的疫病主要在广东，而直到4月初，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考察和交流的地点却都在北京。第三，没有抓住重点。从直到4月10日的合作看，主要在研究病原学和流行病学以及临床诊治层面上进行，而且主要体现为泛泛的意见交换，未见围绕具体项目的合作行动。当然，对这些问题可以作出多种解释，但面子心态恐怕是很难做出解释的解释。其实，早在疫情扩散之初，钟南山教授就提出与国外、境外开展协作的建议，却被某些人视为缺乏政治警惕。长期以来，国人对待灾害问题已形成一种近乎顽固的自力更生情结。用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灾害本身无可非议，但如果将这种精神绝对化和泛政治化，过分敏感地将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灾害和能否维护国家体面、民族自尊心联系起来，那只能得到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苦果。最终国家的面子不一定保得住，而国民却必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其实，面对灾害，任何国家都需要国际帮助，就像国内任何地区遭受灾害都需要其他地区帮助一样。有信心有能力也罢，无信心无能力也罢，灾害最终都要被人“战胜”，非典当然也不会例外。问题是“战胜”时间的长短、付出代价的大小、造成影响的深浅，却是大有区别、大有讲究的。而能否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灾害，能否以积极的姿态寻求国际的帮助，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最关键的方面采取最有效的行动开展国际合作，对战胜灾害的时效却十分重要。尤其对待非典这样技术难度大、传染性强的陌生疫病更是如此。这已被越南等国的经验所证明。（www.yypl.net）
针对非典疫情从前期的作为不力到后来的举国总动员，构成从高层到基层、从官员到媒体、从城市到农村、从卫生行业到各行各业180度的大转弯。这一大转弯一方面显示了集权政治体制下对资源的充分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也伴生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体制性错误倾向。在4月20日之前，尽管非典的实际蔓延程度已相当严重，但包括媒体在内的各行业、各地方没有多少反应，及至4月20日中央、国务院采取紧急措施和动员之后，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抗击非典蔓延的大战场，上上下下、各行各业、城市乡村、官员民众一时间都投入到抓非典、抗非典、防非典的大战之中。960万平方公里可谓到处严阵以待。这种依靠集权体制举国动员形成的人民战争对控制非典确实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五月中旬后非典疫情的大幅度下降就是明证。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抗非极端化的倾向：如不该隔离的被强行隔离了，不该停业的被强行停业了。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甚至明文下令，宾馆、餐厅不得接待来自北京、广东、山西等疫区的客人。“4月27日以来，北京到外省市的集装箱运输车在省、市界地受阻、受限，有的要求司机出示北京市市级以上医院的健康证明；有的运输车辆须在界地停留48小时后方可入境；有的禁止北京车辆通行”（见2003年5月22日《南方周末》）。河南省某县对返乡人员一律采取“留观棚”隔离观察的办法，没有任何症状的人员，也必须到村里搭建的“留观棚”里观察半个月才能回家。县境内有大小两万多个此类的“留观棚”。“在华北平原广袤的土地上，这种‘留观’设施随处可见”（见同上报）。这和前期有的地方居然不许护士穿隔离衣到非典病房的做法构成多大的“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反差。难怪《远东经济评论》说：“城镇乡村竞相采取隔离、封锁措施，中国变成了条块分割的国家。”诸如此类极端化的做法不仅明显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构成对公民人身权利、企业经营权利的严重侵犯，也人为制造、助长了紧张、恐惧气氛的蔓延，而紧张、恐惧气氛的蔓延是干扰社会正常生活、并对一些行业造成沉重打击的主要原因。问题还在于在官本位的集权体制下，不但一些施政者容易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错误，社会公众也容易接受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安排，甚至纵容这种安排，这正是体制性的深层悲哀。（www.yypl.net）
这次非典事件中暴露的公共卫生问题不过是更为深层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弊端在部门领域的反映而已。非典当头棒喝：对突出官权、漠视民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叠床架屋、漏洞多多，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传统体制必须进行创新式改革了。随着非典的蔓延，我国公共卫生体制多年积累的深疴旧病暴露了出来。诸如条块分割，职责不清；管理混乱、腐败迭出；部门磨擦、相互掣肘；重治轻防，重城轻乡；体系薄弱，队伍老化；封闭内敛，公信力差；运转不灵、难以应急。等等。一些专家学者著文提出不少建议，政府也正在采取补救和克服的措施。然而由于公共卫生体制的弊病不仅由来已久，而且说到底是整个传统体制弊端的领域性反映。所以必须从大体制着眼看待（公共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例如从应对突发事件看，就绝不仅仅是卫生领域需要面对的。近些年来，洪灾、火灾、雪灾，隔三岔五的恶性船舰失事、一起又一起造成重大伤亡的矿难、多起规模性的人员中毒、大面积带有突发特点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哪一个不是突发事件？而在处理上一再陷入“按下葫芦起来瓢”的窘境。造成这种情况表面上是认识和局部原因，从深层看是漠视民权、突出官权的大集权体制使然。在大集权体制下，官方的关注力决定着行政和准行政资源的运作，并引导着社会的运行。比如官方关注的重心是政治运动成果，那么行政和准行政资源就要围绕政治运动来调配使用，社会的运行都要往保证政治运动顺利开展方面靠；如果官方关注的重心是经济发展成绩，那么行政和准行政资源就要围绕经济发展来调配使用，社会资源都要往保证经济指标增长方面靠。实践证明，官方关注的不一定符合民众的利益，官方不关注甚至排斥的在不少情况下恰恰符合民众的利益。从另一方面说，民众关注的但由于民权表达受到种种限制又很难引起官方的重视，民众不关注甚至排斥的却因为官方的竭力推行又很难拒绝。然而官方关注民众不关注甚至排斥的却能顺利地得到行政资源的支持，并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源进行支持；相反，民众关注官方不关注的却很难得到行政资源的支持，争取社会资源的支持也困难重重。加上官权独大体制中官员普遍奉行的多报喜少报忧、多栽花少挑刺、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指官方不愿意看到的事）等处事准则，就往往使一些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甚至生存生命的（现实或潜在的）重大事情被置于边缘地位，不少突发事件就是在边缘化中发生的。有的因先期防范不力而发生，有的因长期无人关注演变成突发性灾难，有的因初期控制不力后来蔓延成灾（如非典）。等等。事实证明，边缘化中发生的突发事件又会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边缘化处理中重复发生。这已成为一个规律。在这一规律下，民众的利益、生命受到严重侵害，社会的发展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次非典事件不过使这种侵害和影响极端化了而已。（www.yypl.net）
上述所有这些在非典中凸现的体制性弊端可以总括为一点：那就是官本位体制对民众权利、利益、生存、生命的本能性漠视。这种漠视在体制范围内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但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纠正。要得到根本性纠正，那就必须进行创新式的改革，必须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将官本位社会转变为民本位社会，将官权主导下的社会运行转变为民权主导下的社会运行。从而为张扬国民的权利、利益、生存、生命开辟通衢大道，促使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质量发生飞跃式变化。在此意义上，但愿非典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