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建９０周年。为重温党的历史，追寻革命先辈的理想和品格，汲取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我与几位同事近日专程参观了中共“一大”的两处旧址。
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买到一本《中共“一大”南湖会议》。这是一本史料汇编，兼有研究和考证。该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初版，２００３年４月第三次印刷；编纂者为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嘉兴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和南湖革命纪念馆，可以说是一本比较权威的党史资料。看了这本资料，再看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感到展览内容有些与史实不符。印象深刻的是有一组塑像，复原一大会议场景，其中毛泽东站在会议桌中心位置挥手发言，其他代表静坐侧耳倾听，给人以毛泽东就是一大会议主角的印象。然而，这样的“创作”却与史实不符。
根据目前公开的史料，毛泽东只是中共“一大”的一位普通代表，在会议期间并无突出的表现，更谈不上是会议的主角。即使主角不只一位，按照对会议影响的大小，依次排列，也轮不到毛泽东。
其一，会议的主席是张国焘。据董必武的回忆：“开会时，是叫陈独秀当主席，主持会，陈独秀没有来，就委托张国焘主持会。”张国焘之所以能成为会议主席，一是作为北京小组李大钊的代表；二是他与刘仁静同第三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一路从北京到上海，与李汉俊等会商开会事宜，可以说是会议发起人之一。据包惠僧的回忆：“会议的一切筹备工作，差不多都是由北京的代表们一手包办。”
其二，会议的后勤服务是李汉俊、李达。上海会议会址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寓所，相关会务事宜也由李汉俊操办。南湖会议则是采纳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为此，李达及夫人都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据张国焘的回忆：“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
其三，起草大会宣言的是董必武、李汉俊、刘仁静、李达。据董必武回忆：“起草大会的宣言，我参加了，李汉俊执笔，刘仁静（有的记录是李达）也参加了。”
其四，会议的选举结果，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前，由周佛海代理书记。这个结果，反映了当选者当时在党内及会议期间的实际影响。
其五，在会上发言争论较多的是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等人。
最后，中共“一大”真正的幕后主角是第三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他们不仅出席了在上海的开幕会，而且重大问题要向他们报告，由他们作出决定。据包惠僧回忆：“吃完午饭以后，开始讨论宣言时，也发生一些争论，最后决定把宣言草案和大家的意见交中央和马林会商决定。”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根据第三国际的建议作出的决定。会议期间，代表们听从马林等人的指导，也就在情理之中。
以上史实表明，在中共“一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并非主角，也没有对会议产生重要的影响。后人为了突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凭想象“创作”出毛泽东主导会议的场景。由于不符合史实，因而其实际效果就与创作者的愿望相反，对毛泽东的形象不是添彩，而是贬损。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所谓主旋律也好，舆论引导也好，都需要有历史事实作为基础，离开这个基础的任意编造，只能是历史的泡沫。当年，为了突出宣传林彪，曾经把井冈山“朱毛会师”改为“毛林会师”，留下历史的笑柄。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党史宣传中仍然存在诸如此类的任意编造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