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登陆”中国，从香港到广州再到北京，已在或将在香港大学、中山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作多场演讲或对话。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给人的印象深刻，一个近80岁的老太太，时刻洋溢着笑容，尽管走路都举步蹒跚，但在学术场上依旧神采奕奕，谈起问题犀利、睿智，时不时地还拍拍桌子对以示不满和惊讶，如今她还继续致力于关系全人类命运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治理的问题研究。相信对她的学术成果有一定的了解的人都会感慨她和他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这对学术伉俪对学术的执著和付出，以及对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集体行动理论、公共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等众多领域的研究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笔者有幸参加其中的一场对话会之后有颇多感想，其中对中国的学术也产生了一些想法，可能只是一个对中国学术的片面观察，也可能可以从中窥探出部分中国的学术景象。
第一、该怎么进行理论对话。理论对话的前提是你要把别人的东西搞明白，在弄清楚别人理论的由来、方法、逻辑、脉络之后对于人家的理论的各个方面进行对话，对别人的理论进行评价。而不要在不了解别人东西的基础上空打稻草人，不是提一些宏大就是细微的问题。同时不要直接上来就问外国学者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人家可能不了解中国，也没有义务、责任去解决中国的问题。很多的中国学者直接问中国政府该怎么办，中国该怎么建设公民社会，中国应该怎么解决食品安全的管制问题等。从中国学者提的问题来看，很多的问题都不是直接与其理论的要点进行对话，而是执着于问人家对中国政府治理的建议和看法，这算是对话吗？如果这样下去的结果只会是让你的学术一直都保持落后，一直保持追赶的状态，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理论勇气和自信去真正地对话。因此在与其他国家的学者的理论对话中应该持一种怎么样的态度，是全盘吸收，直接照搬，还是多一点批判性反思？是一直臣服于别人的理论之下，还是增强自己的自信，勇于于别人对话，是中国学术界一直以来所面临，但仍旧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第二、做研究的态度和精神。一个国家需要做学术的人，拉升国家的智慧，为国家乃至世界的问题的解决贡献力量。看着人家快80岁的老太太，路都快走不动了，但在学术场上还风采依旧，还充满激情地捶捶桌子，以示不满和惊讶，还关心全人类的问题，希冀以扎实的、一生的学术的研究来推动解决全人类的问题。这种对学术专注，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和我们中国众多的学者想着直接转为行政官员，做了行政官员就不做学术；以及众多的不专注于学术，更专注于金钱、职称，而草对学术、应付学术的众多中国学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没有对学术认真、执著的态度，没有对学术投入、付出的精神。当然我们不是没有这样的学者，但太稀少了，而我们要更多，更多地真诚地投入到学术中去做更多投入的研究、实现更多优秀的学术成果，并且带动更多的学生，去做更扎实的研究，以推动中国学术的持续的发展。正如韦伯所言，在学问的领域，唯有那些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才有“人格”唯有那些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与尊严。
第三、学术的任务与学者的责任。学术的目的除了个人的兴趣爱好之外，就是为了满足时代的要求，为实现一切美好的价值，为推进国家性、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使得国家和全球的治理更加高效、更加合理，为推动全人类的福祉做贡献，这是学术的任务，而将学术推进就是学者的责任。
不要直接上来就问外国人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人家可能不了解中国，也没有义务、责任去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学者们需要你们扛起自己解决中国各类复杂、棘手的问题的责任，况且还有更多全人类的问题，当面对全球性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相关的研究成果，无法和人家对话时，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发言权、话语权呢？
当中国的学术连自己国内的问题都整不好，更何况全世界的比较研究呢？但是没有全世界的比较研究怎么知道其他国家，特别是除了英美等重要西方国家之外的国家的政治、学术演进呢？而这些众多的国家面对众多的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是对中国有巨大借鉴意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我们的眼光放大一些，放长一些呢？
中国的学者往往关注的问题比较狭小，研究的问题常常集中于热门的问题，动辄就谈政改，谈民主、自由、宪政等大而化之的问题；当研究遇到困境，研究进入死窟窿里，不能将研究推进时，往往就将问题的一切都归结于体制等重大的结构性的因素之上，而不在其他方面找原因。
如果说现阶段还有一些东西不能立即改变的情况下，一些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自己本身可以实现的调整使得学术的空间在变大，不要把做不出好研究的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于体制、归结于政治。中国在大转型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案例库，谁能解释中国，谁就能在学术上取得伟大的成果，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中国的学者们需要反思为什么自己做不出好的研究。
第四、中国学术的现状及其可能的未来。对于中国学术的乱象已经有非常多的论述，为什么中国如此至少好的研究，为什么中国的学术如此落后，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对于其中的原因除了现今的不独立、不自由的政治和学术相连的体制，受限制的科研体制之外，还与诸多的其他因素。如今中国的学术界可谓山头林立，各自为政，学者们自娱自乐，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很多都是为了评职、为了课题费，为了课题而课题，每年都制造出无数的“学术垃圾”，而不是想着多做一些好的研究，多一点对话，从而将整体的学术水平向前推进。因此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垃圾研究”，抄袭成风，整个中国的学术生态极其糟糕。在如此恶劣、糟糕的学术乱象之下，怎么能够不让后继的研究者追随前人，而将中国学术推向更黑暗的深渊呢，中国又该如何应对今天的学术困境呢？
为了解决学术的困境，政治该为学术松绑。学术本身是为了推进现实世界中国家的、世界性问题的解决，学术本身承载着巨大的重任。学术本身无害，政治应该为学术松绑，改革影响和束缚学术发展的制度为其打开空间，鼓励其发展，这不仅会推动学术本身的发展，还能为政府、为社会、为人类解决问题，提升人类的智慧，实现时代的要求。
同时在转型时代的中国，需要更多立志于学术的中国的学者们去解释中国的问题，创建中国的理论，要中国的学者更加勤奋一点、视野开阔一点、态度诚恳一点、真心地为学术付出多一点，多研究一点有趣、有意义的问题，争取将学术不断向前推进，尽管这非常之难，就如韦伯所言，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学术就是那么艰难、那么需要付出的事业，不是所有的人能够在学术志业中坚持下来，但中国是个人口如此巨大、问题如此复杂的国度，就是需要学术为中国的发展做铺垫，中国的学术任务如此亟需，如此重要，真的非常需要更多的立志于学术的学者为之献身，以应对中国的未来。
学术是全人类最重要的事业之一，需要全人类的珍重，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中国也不例外，需要有更多立志于学术的学者去付出去解释中国，去为解决中国乃至全人类的问题做贡献，或许过程会很艰难，但在你们做出好的成果的时候，人类会记住你们、时代会记住你们贡献！同时也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去爱护、保护立志于学术的研究者，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和自主的空间，珍视他们的成果，感谢他们为人类作出的贡献。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应对变化中的越来越复杂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