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社会舆论对三峡工程的关注，本人有幸作为中国政法大学《蓟门决策》第十三次论坛的主讲佳宾，参加了该论坛。不过，论坛结束之后我感觉论坛的主办单位对我的演讲并不满意。尽管也有一些同学对我的演讲表示支持，感觉他们从中了解到很多以前没有听说的真实情况，受益匪浅。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参加论坛的同学和学者，不仅没有能改变反感三峡、唱衰三峡的观点，反而认为我这个演讲的嘉宾不怎么样，比较偏激，不能客观的评价三峡工程，而是一味的给三峡和水电开发辩护。
客观的说，的确如此。我就是一直在尽可能的为三峡工程进行辩护。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有人怀疑我是利益的驱动，因为我是从事的水电和三峡一定是利益共同体。然而，实际上我自己非常清楚，尽管确有不少在三峡公司的同志对我的态度非常支持，但是，即使在三峡的领导层，也有人并不大赞同我用这种态度为三峡工程辩护。此外，在怒江开发问题上，也是一样。无论是三峡还是怒江，都有人认为我的极端态度是在给他们帮倒忙。如果是为了某种利益，任何人正常人都不会像我这样去干这种费力、挨骂还不讨好的傻事。甚至，还有人曾经当面给过类似的暗示和劝告，意思是说他们不欢迎我这样的 “帮忙”。但是，我并没有理会他们。因为，我在三峡和怒江问题上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坚持科学和真理，并没有取悦于什么人的意思。我既不是要帮三峡的忙，也不是要帮怒江的忙，而是要帮科学和真理的忙。所以，当有人说我是三峡的高级“五毛”的时候，我答复他，其实我是科学的“五毛”，真理的“五毛”。
此前，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向大家解释我的这种态度。倒是微博上一位网友的批评抱怨，提醒了我。他批评我说，三峡问题不能只从技术上考虑，三峡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我这才突然醒悟到，为什么我可以在我们水电行业内部比较客观的评价我们水电工程的利弊，而到了社会上就一定要尽可能的为水电的辩护。细想起来，这就是因为我与水电同行们讨论的，只是具体的技术问题，而在社会上关于水电、关于三峡的讨论，早已经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工程技术问题的正确与否，是可以通过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收益来进行客观判断的，但是政治问题常常是无法客观判断的，只能任凭每个人主观的判断。因此，从政治角度上看，三峡的实际作用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它是能否作为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证据。
同样作为蓄洪补枯，调节水资源和发电的大坝工程，当需要它为不同的政治服务的时候，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美国的胡佛大坝通过拦蓄洪水，彻底改变了美国西部的荒漠，带来了美国西部的文明。但是，对埃及有完全同样作用的阿斯旺大坝，却因为是由对手苏联人修建的，如果不能对阿斯旺做出与胡佛完全相反的否定评价，可能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所以，美国人就发动全世界的资源给阿斯旺大坝挑毛病，成功地制造出阿斯旺大坝造成了生态灾难的舆论。
美国人确实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利和弊。只要政治上需要，我既可以从利中找到弊，也能从弊中找到利。例如，防洪分明是所有水利工程最重要的目标。但是，美国人通过宣传阿斯旺大坝建成之后，由于缺少了一年一度的洪涝淹没，让土地失去了营养物质的补充，因而变得越来越贫瘠。因此，他们得到结论说“防洪”作用是阿斯旺大坝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之一。
客观地说，我们还真不能说美国人说的不对，人家确实是通过辩证的分析，指出了阿斯旺大水坝防洪之“利”所产生的弊端。并且通过成功的宣传炒作，让全世界几乎95%以上的人都忽视了阿斯旺的重要防洪效益，而接受了阿斯旺大坝造成了土地贫瘠的生态灾难的印象。
由此可见，当一个工程的评价要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时候，人们总能利用真理的相对性找出有利于自己政治主张的论据。在我国由于三峡工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程，而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象征。所以，每当我们对三峡工程作出某种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都会引起政治上的麻烦。2007年在国务院三峡办的一次会议上，因为我们讨论了三峡建成后的地质灾害和航运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全球关于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三峡工程有可能造成生态灾难的炒作，同时也带来了国内外舆论对三峡工程的非理性的攻击。后来中国政府通过组织主流媒体全面的反击，加上采取一些舆论控制的手段，才渡过了那场反对三峡的舆论风波。今年5月18 日，国务院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一些对三峡工程的技术评价说法，经媒体披露出来之后，又引起了社会上新一轮质疑三峡的炒作。
有人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总不能客观的从技术上去公开的评价三峡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民主政治的经验，不懂得如何利用民主政治的武器。我们常常用垄断的思维强调了三峡建设的目的是防洪、发电、航运。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大力强调我们防洪、发电、航运所获得的“利”就足够了，其它什么地质灾害、生态环境的问题默认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毕竟是利大于弊嘛。
当然，如果三峡工程没有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符号，我们对其进行这种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三峡工程的问题已经被政治化了之后，我们的这种政治上不设防的态度，就一定会导致麻烦。因为，利用真理的相对性，人家总能同过辩证的分析，找出你所说的利中的弊，而对于你自己承认的弊，人家当然可以大加利用，甚至作为造谣宣传的基础。
例如，在三峡的防洪作用上，虽然目前还没有人沿用美国人的套路，说三峡造成了长江中下游的土地贫瘠化。但是，面对今年的干旱，已经有人暗示，由于没有了长江洪水，所以，鄱阳湖、洞庭湖的水量得不到足够的补充，因此才造成了今天的两湖大旱。对于去年三峡发挥了巨大的防洪作用，成功地抵御了超过 1998年的瞬时洪峰的情况，也有人借某荆州地区水利干部的口气抱怨说：没有建设三峡，我们只是每年抗几天的洪，而建成了三峡之后，我们已经不是抗几天的洪的问题，而是要整个汛期长时间的抗洪了。因此，他们认为三峡的防洪作用是劳民伤财的。对三峡发电的效益，反对者虽然没有直接的诬蔑理由，但是，却可以通过强调三峡建成了，电价却上涨了，电荒依然存在的现实，来暗示三峡的发电其实并没什么好作用。对于通航，有人则强调，三峡大坝的过船闸的时间和 2003年三峡船闸断航的天数，来说明三峡工程损害了长江的航运。
就这样，在政治对手们的渲染下，不仅你自己承认的弊端他们可以用来大肆宣扬，大做文章。就是你所强调的利，他们也还能通过真理的相对性，逐一找出某种片面理由来加以否定。足以让人们感觉到，三峡工程的“利”是虚假的、有很大水份的，而“弊”则是严重到了政府不得不承认的地步。这就让我们每次对三峡任何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都难免导致三峡话题在政治较量中的失利。对此，一些习惯的垄断思维的领导，总是想通过采取封杀不利于三峡论甚至封杀所有涉及三峡的舆论的方式来解决。然而，其效果反而，使适得其反，更让人觉得似乎是政府的心中有愧，不敢让百姓说真话。
其实，为了适应民主政治的需要，我们必须学会辩证的分析三峡工程的利弊。对于反对三峡的人士提出三峡在防洪、发电和航运中的弊端，我们应该在承认的同时，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不应该去封杀它的传播。例如，对于三峡大坝通过船闸的时间太长，阻碍了航运的诬蔑之词，我们可以用一些高速路建成了之后，收费站也出现了拥堵的现象加以类比。现实当中，越是效率高、作用大的高速公路，越可能会出现收费站的拥堵。三峡的过船闸困难，也恰恰是三峡航运作用大提升的结果。三峡建成后由于有利于航运，长江的航运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三峡的船闸的货物通过量，从以前的每年不足1000万吨，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每年7000多万吨。建成几年以来的三峡船闸通货量，就远远超过了葛洲坝建成后22年全部的过坝量。这种情况，与高效率的高速路的建设简直完全一样。这其实恰恰应该说明，三峡工程对改善长江航运的作用极其重要。
同时，对于三峡工程建成后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新问题，也不能简单的称其为弊端。而更必须注意强调其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例如，对于清水下泄，绝不能简单的强调其负面作用，而否定了其消减地上悬河的重要作用。什么河床下切了，原有的取水口取不上水了的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你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取水口改造就是了。因为，即使没有三峡的清水下泄，随着泥沙的淤积和河床的不断增高，你的取水口也还是要进行升高改造的。
对于三峡建成后蓄水的初期的地质灾害的大幅度增加，一定要让大家认识到，不是三峡制造了地质灾害，而是三峡的水位变化让原来高海拔处的一些潜在的地质灾害的地形，得到了提前的释放。这些潜在的地质滑坡体经过蓄水初期几年的考验，最终一定会减少未来的地质灾害。除此之外，河流沿岸的地质灾害主要是河水的能量不断切割河谷导致的地质变形造成的。因此，把河流中的水能利用发电之后，一定会从根本上减少地质灾害的成因。所以，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看到：凡是水能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是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同时凡是水能资源被完全开发若干年之后，地质灾害就会变得很少发生。例如，国内的丰满、新安江，欧洲的法国所有水电开发充分的地方，我们很少听说哪里出现了地质灾害。
即便就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比非就是像人们所说的那么邪乎。例如，官方比较公认的说法之一，是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的四大家鱼数量明显减少，渔业经济受到巨大损失。但是，我怀疑这未必就是三峡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没有建三峡的长江进行比较，到底是不是由于三峡大坝造成了长江鱼类资源的大幅下降。不过，我们倒是可以提供一些照片，说明美国的胡佛大坝建成之后，由于没有遭到水污染的伤害，也很少有人过度的捕捞水库中的鱼，静水性的鱼类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目前几乎已经到了鱼多成灾的地步。同样的大坝、同样的水库，为什么结果完全相反呢？到底是美国大坝与中国的大坝有差别，还是美国与中国在其它方面有差距？什么决定了长江鱼类资源的命运呢？
当然，我也不是说三峡大坝对鱼类资源没有影响，但是，应该承认大坝对鱼类的影响，也应该是有利有弊的，而绝不会都是不利的影响。即使我们亲眼看到的某些不利的结果，未必就是大坝的单一作用。此外，还有其它的一些批评大坝的所谓的生态破坏作用，也未必就是科学合理的。
例如，我国环保部门和一些生态学家曾振振有词的声称高坝水库分层形成的低温水下泄，会对鱼类生长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他们要求我国的高坝必须花费巨额的费用增加水库分层取水的设施。与此同时，环保部门同样还会因为某些火电厂高温排水对河流鱼类的影响，而要求火电厂必须单独建立冷却塔，不得利用河水降温。其实，由于我们对河流水温和鱼类的关系了解得不够全面，生态学者自己也说不清楚水温的高低对各种鱼类到底有什么影响。所以，索性就来一个要求你不能改变原有的环境，就是进行生态保护。按说作为外行，我们本来没有资格对环保官员和生态学家的结论说三道四，但是，我却确切的知道，目前美国的大坝分层取水，取得是水库下层中的低温水；而根据我国生态学家的意见修建的分层缺水设施，取得全都是水库上层的高温水。当然，他们针对不同的鱼类对象，完全可能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是，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取水方式，是不是也足以说明，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水坝的生态作用也是有利有弊的呢？
至于建水库将会加剧水污染的说法，就更为可笑了。对于没有受污染的水体，流速的降低只会净化水体而绝不会加剧水污染。因为不流动的静水有重要的沉淀作用。我国天然的堰塞湖泊九寨沟和很多没有受到人为污染的水库建成后，水质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其实就是天然湖泊和水库的沉淀和净化作用。当然，对于污染的水体，水库的不良反应也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根本就不是水库的建设造成了水污染，而是水库的建设逼迫我们不能再去污染河流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水库不但不会污染水体，反而能净化水体，而且还能督促我们不容许把河流当成下水道。
然而，在现实当中我们某些的地质工作者，喜欢把水库建成后初期所释放的地质灾害，说成是水坝建设的罪过；我们的某环境监管官员，却喜欢把监管不力造成水污染，
推给水库的建设；我们的极端生态学者，在自己也搞不清楚的确切的生态作用关系的情况下，只会一味地强调，改变自然就是破坏生态；个别糊涂的水利工作者可以强调错峰的防洪，加长了他们抗洪的时间，劳民伤财；偏激的电力部门，也可能会埋怨水电的靠天吃饭，给他们的调度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甚至也不排除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和人士，为了获得更多的补贴，而刻意夸大和强调水库移民的贫困化。
如果在三峡问题没有被政治化的情况下，如果在我们过去民主政治还不能得到尊重的和强调时代。各方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把三峡大坝带来的某种变化，定义为弊端以寻求平衡，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三峡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符号，在中国开始走向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不能辨证的分析和看待三峡工程的利弊，而还是习惯把评价三峡的利弊，当成平衡各方利益和分配的一种妥协方式，恐怕就不能不出问题了。
所以，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三峡的“利”是什么防洪、发电、航运，而“弊”则是地质灾害、移民环保和生态环境等等。而必须用科学和事实，对所有关于三峡工程“利”的质疑作出回答，同时对关于三峡工程所有“弊”的抱怨，也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根据真理的相对性，我们完全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人都可以把阿斯旺大坝的成功防洪，宣传成生态破坏，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总结和利用好三峡工程地质减灾作用的理论和事实呢？
最后，对于那些并不了解水利水电工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同志来说，他们可能没有精力和条件去深入的了解三峡，他们也可能觉得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即使我们冤枉、牺牲一个三峡、甚至牺牲中国水利水电的发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何况攻击诬蔑三峡和中国的大坝建设，还可以获得国内外那些只要民主不要科学的极端环保和伪环保势力的鼎力支持。但是，作为科技人员我却深切的感觉到，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来说，科学态度比民主政治绝对更重要。尊重科学的苏联专制，可以在太空技术上遥遥领先，而缺乏科学的民主，却可以民主的烧死坚持科学的布鲁诺。 因此，尽管我是一贯主张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的。但是，我还是要在三峡和中国的水电发展问题上，与那些把三峡当成专制制度的代表，甚至要愚蠢的把炸掉三峡当成是中国民主的胜利的极端人士们，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我一贯非常理解、支持和佩服那些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批评长官意识和主流声音的有识之士，但是，同时我还是要提醒他们，缺乏科学的民主根本就无法与专制制度比较熟优孰劣。真心的希望参加《蓟门决策》的朋友们，科学的理解三峡，理解中国的水利水电开发，理解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