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夫妻双方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胎）的试点申请。此乃政府行为，没有相当的把握是不会做的。看似，举国上下“打破只许生一胎限制”的企望，有实现的可能了。一胎化之利弊不免又要议上一议。
在中国成为世界性的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之前，中国一直是个人口大国。人多，曾使中国引为骄傲：人多好办事、热情高干劲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后来，才知道人多是负担、人多是麻烦、人多是灾难了：加快资源枯竭、加大管理困难、加重恶性竞争等等。解放初期，毛泽东有过计划生育的想法，直到1957年初，都支持马寅初等限制人口的主张。但马在细述“人口大国”之弊时犯了毛的禁忌：“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马寅初随即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但是，时值“反右”，马之“人口论的动机”顿时成疑，开始了他个人和民族的磨难。
但是，人口数量是个极其现实的硬指标，无节制地又生了十几年，毛泽东也受不了了，19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从“一个不少、两个正好，消灭小三”，到全国城乡强制只许生一个。二三十年下来，人口总数少增了好几亿，但所蕴酿的危机，也不容小觑。最明显的是家庭规模的缩小。缩小到家家户户多半只有三口人之后，不仅需要多一些成员才能处理的家庭事务不好办了，文化上逐渐发生的改变则祸福难料。
人类是群居动物，其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文明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生长发育、操作运行的。比如中国，聚家庭成村落、数村落为乡里、合乡里而郡县、统郡县立为国。在这种生活方式上产生和流传了两千年的儒家文化，最根本的道德观念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根本的行为方式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最根本价值观念如“家和万事兴”等等，都以“家”为起点与“家”密切相关，并充斥中国文化。
中国人聚族而居几千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血缘相对最可靠。不仅因为生存艰难需要协作，亲族共同生活的环境，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在这里，人们自幼会受到沟通方式的教育、互助互爱的熏陶和生存之道的训练、相互竞争的冶炼。通过：家庭（家法）、家族（族规）、宗族（宗法）预先了解、认识社会，从而在走上社会时，适应快、立足稳。就像“中国崛起了，海外的中华儿女底气十足”，出自人多势众的望族中人，后盾坚硬、自信满满，自然有益于个人的发展和事业的成功。
如果长期执行“一胎化国策”，经过几代人，兄弟姐妹、叔舅姑姨或恐逐渐消失；书里看到得翻字典事小，其所代表的人际关系、人际合作、社会意义、文化内涵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推演这个前景有正反两个方向，或好或坏的可能性各占一半，可见风险之大。其实，既然要控制的是人口总量，就不必“逐户限丁”，还是提倡自觉吧：鼓励多元的生活方式、增加社会福利、优化服务行业……，引导民众生育观念向多生和不生两个方向发展，让中国文化在比较自然而非行政命令的环境中改变，产生新的家庭、人口观念。庶几合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