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的心目中，律师充当的是保护他人的角色。律师也称辩护人，所谓辩护，就是通过法理和事实的争辩，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那么，作为他人保护者的律师，自身也需要得到保护吗？回答是要。
依据常识，只有弱者才需要保护，比如保护妇女，保护儿童。但是，强与弱只是相对而言。与普通民众比起来，律师因为拥有较多的法律知识和辩护经验，无疑处于强势的地位，因而可以为他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另一方面，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主要与公检法机关打交道，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律师又处在弱势的地位。律师的辩护，基本上是单兵作战。所用的武器，除了法律知识以外，两手空空。没有警棍，没有手枪，没有手铐，更没有法槌。生花妙笔也好，三寸不烂之舌也好，都只能在理性的平台上平等竞争。若是碰到强权的横行，律师就只有甘拜下风。少数不识时务者，立马成为政法官员眼中的搅局者，必欲惩之而后快。从重庆的李庄案，到广西北海的四律师案，可以为证。更多的律师则是因为得罪了政法官员，被吊销执照，通不过年检，以致生计无着，成为新的流浪者。可见，律师的合法权益，同样需要保护。
保护律师，也就是保护律师制度。律师是律师制度的基础，而律师只有演好法定的角色，律师制度的存在也才有意义。中国古代审案采用纠问式，因而是没有律师的。旧时的所谓讼师，绍兴师爷，只不过是替当事人草拟诉状，而不能到官府审案的大堂出庭辩护，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中华民国时期，开始有了宪法，随后有了律师。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后，章士钊就曾经出庭为陈辩护。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国民党政权的法律，同时废除了律师制度。１９５４年《宪法》颁布后，部分城市开始试行律师制度。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律师大多数被打成右派，律师制度也随之消亡。这一段没有律师的时期，正是新中国历史上冤假错案最多的时期。１９７９年以后，律师制度逐步恢复。从制定《律师条例》，到通过《律师法》，把律师定位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律师制度的建立，目的是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这就要求律师要真辩，而不能假辩，不能成为公检法的“托”。然而，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律师往往因为做不到看政法官员的脸色行事，拒绝勾兑，最后成为打击的目标。这就导致律师心存恐惧，有的干脆不做刑事辩护，以避开风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是要把律师与公检法搞成一家人。若果真如此，律师制度也就将名存实亡。
律师制度的建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里程碑和重要保障。尽管改革开放也有不足之处，然而，律师制度无疑是一个好东西。改革开放的趋势，是从计划走向市场，从集权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律师制度作为法治的一根重要支柱，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不可少，意义重大。近年来对于律师的普遍打压，本质上是破坏法治，向人治倒退的一股逆流。因此，保护律师，保卫律师制度，就是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首先，要提供法律上的保护。通过修改有关法律，取消律师伪证罪。对有关律师的案件，实行异地审理，避免打击报复。其次，要提供组织上的保护。律师协会不应当只是收费协会，而应当首先是保护协会。司法机关应当把服务放在首位，而不能一味管卡压。再次，要提供舆论上的保护。媒体要多宣传律师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全社会树立律师的正面形象，避免把律师妖魔化。总之，要营造有利于律师正常执业的舆论环境。这样做，不仅对律师有好处，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保护律师，也就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２０１１年７月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