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兴起的“国学”热，是中国思想文化走向多元的重要现象。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应是多元、自由的，公民自由自在地选取和发展自己的爱好，各适其适。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这是多数学者的共识。学者们要重新阐释某个历史人物，必须严格遵循公认的学术规范，不能肆意歪曲历史为己所用，否则，炮制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忽悠读者的泡沫。
近几年，秋风兄热衷捧孔子。把“自由”、“平等”、“宪政”和“自由学术”、教育乃至“社会”的“创造者”等等金箔往孔子脸上贴，信誓旦旦地说：这就是如假包换的真孔子；“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些前无古人的新装，在下阅后疑窦丛生。
应该首先说明，这与“托古改制”无关。清季末年，兴起一股西学中源的思潮，把现代学术文化说成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乡校”是议会的起源，民本就是民主，墨学是现代科学的由来，“礼失求诸野”。这种牵强附会的东西，受到严复批评后，梁启超承认这不过是“为俗人说法”。当时的先驱者这样做，确实是“托古改制”，为国人尚未熟悉的科学与民主开路；但客观效果不佳，已被他们摈弃。时移势易，21世纪的中国人早已超越了大清帝国臣民的蒙昧，用儒学或“礼治”渗入宪政，在清晰的宪政原则中，一杠子插入“儒家绅士治理”，与19世纪先驱用心良苦的“托古改制”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这也与“六经注我”无关。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通常广泛利用前贤的思想资源，阐释自己独特的思想成果。我们在陆九渊、王阳明和熊十力等人的身上就看到这样的锋芒。不同读者会从这些文字中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但通常不会追究其历史真实性。
问题在于秋风兄一再表明，自己的有关文章和书籍才是真正还原了孔子和儒家。历史不是可以让厨师随意加工的面团。既然号称史学，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就有权按照史学的要求鉴别其真伪。
再次，不言自明，这不是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之争。为了证明秋风兄的造像虚假，笔者引用了好些与秋风兄论点相左却为历代儒门弟子津津乐道的史料；这不是笔者对孔子的全面论述，更不等于要全盘否定孔子。篇幅所限，无法求全。
以下特掇拾秋风兄高论，供有兴趣的读者把玩，并略加评点如下。
第一．必须回到儒家吗？
“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因为中国没有灵魂。中国也不会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必以精神的自主为根本。这灵魂就是儒家。”（秋风：《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中国当然要现代化，但健全的现代化过程必须确保国民的主体性。这个具有主体性的国民是由其共同的文化所界定、塑造的，而这共同的文化，只能是传统文化。”（秋风：《尊重孔子，现代化才有意义》）
简评：“主体性”是新左派二十年来叫得震天价响的口号；其内涵之一是反对“文化殖民”、“文化侵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筑起一道高高的防火墙，让人们活得安安稳稳。如此安邦妙计，焉能不荣宠有加！
秋风兄不是新左派；今日跟在马后摇旗呐喊，不失为新的文化奇景。
一个全称判断：“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霸气逼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愿回到儒家的中国人多如牛毛。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汉族中也比比皆是。“必须”云云，是法律强制，还是意识形态强制？秋风兄口口声声否定意识形态，又说这是不能丢弃的“灵魂”。现代公民的灵魂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至于具体的文化取向各各不同，容不得别人干涉。一个现代国家，要是有灵魂的话，那就是自由、民主、法治成为多数公民的共识并转化为不可侵犯的规则（制度）。把一个流派的文化，说成是国家的灵魂，冀图在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同时，形成意识形态强制（尽管秋风兄口头上反对意识形态），非常可怕。小民实在不懂“必须回到儒家”的指令，是不是在制造新的意识形态恐怖？假如一个公民拒绝儒家的“三纲六纪”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自己的灵魂，要不要挨批判乃至蹲大牢？
稍加考察，“只能是传统文化”这个前提，就值得斟酌。1935年，国民党中宣部操纵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高喊：“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这是为国民党、蒋介石威权统治造势的。76年过去了，谢天谢地，中国人仍然熙熙攘攘活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不加论证，就确定这个前提，只能让人摇头叹息。
即使是传统文化，为什么一定是儒家呢？逻辑跳跃，无视现实。须知知识阶层中历来有不少人迷醉老庄，禅修更是至今仍然受到热烈追捧的风尚。
这是现代思想文化制度与“必须回到儒家”的文化专制体制的对决，我辈不敢等闲视之。
第二．此封建类同彼封建？
“美国一位史学家汤普逊曾说：‘封建制度可能是人们的头脑所能想出的最合适的政体。’我同意这句话。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经典封建制的姬周王朝，持续八百年，为时最久。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封建制的精妙。而第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英格兰的宪政制度，正是封建治理之道实现新生转换的结果。”（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西周封建制约在前11世纪至前771年；西方的封建制则从8世纪到14世纪。两者远隔万里，相距千年。
西方的封建制，有神权和王权的对立，有法治传统，议会传统，城市自治的传统，贵族和自由民享有种种自由，如此等等，孕育出现代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
西周的封建制没有冲破血缘宗法羁绊，影响所及，后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君师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儒家的三纲六纪转化为代代相传的律例；家族吞噬个人，父母、祖父母在，不准“别籍异财”——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全为宗法关系排除；除个别独立特行之士和个别社会矛盾尖锐的时期外，儒生整体上是最高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和文学侍从。结果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积极因素剥夺殆尽，中国社会转型举步维艰，转型时期之长，世所罕见！
把两者混为一谈，有如指狗熊为猫熊！如此论证，夫复何言！
第三．孔子是自由平等的先驱？
“阿克顿爵士说过，封建制是自由的，但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等级制。孔子坚持复礼，也即坚守封建的自由。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礼制的等级性，他已经注意到有人利用强势地位强制他人。因而，孔子同时提出仁的理念，把所有人置于一般的人的地位，从而，自由的人也获得了普遍的平等。” （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孔子，您居然成为自由、平等的先驱！哈哈，多么伟大！
可惜，您的崇拜者举证能力太薄弱了！
他提出的主要论据，是您提出的仁，并引用《中庸》的话：“仁者人也”；且说“从而自由的人也获得了普遍的平等。”
可是《中庸》那句话全文引下来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原意是仁也要按亲疏分等级，何来平等？至于孔子和后来的儒家坚持等级，排斥平等的言行俯拾皆是，不再征引。
第四．孔子不主张“尊卑等级制”？
“当然，人们立刻会提出两句话，证明孔子或者儒家坚持等级制。首先是《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通常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思当然是鼓吹愚民政策。但其实，这句话应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这是前人早就玩过的手法。利用中国传统书简没有标点的弱点，固然可以逞口舌之快，但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查：
孔子不是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吗？既然如此，何必知之？他也说过“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表明“知之”与“不可使知之”一样，都是让卑下者不要侵犯尊卑等级制度。这才是关键所在。
再看看他的行动吧：《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孔子坚决反对：“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法律不应该铸在鼎上明文公布，否则，老百姓就不会老老实实尊贵，严格遵守贵贱秩序。这是地地道道的愚民术，孔子可谓言行一致；而且顺手一巴掌，打了乱说他提倡平等的人一个大耳光。
第五．儒家就是宪政主义？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第二种宪政主义指向的制度形态是董仲舒-汉武帝时代形成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这里至少存在三种共治制度：士人政府与皇权共治；社会与政府共治；德治与刑治并存。”（秋风：《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简评：确立三纲，是董仲舒对儒家的一大贡献。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又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同上)三纲的基本含义是卑下者对上的绝对服从，等级绝对不能逾越；董仲舒说这是不可抗拒的天意。因此，什么平等啦，共治啦，统统是废话！这下秋风兄可惨了，董子连一点脸面都不给啊！
更好玩的是秋风兄认定这是“宪政主义”！宪政的核心是保护人的自由，手段是分权制约和坚持民主、法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政治学家麦基文认为：“宪政的实质，是政府权力和独立的法院审判权的平衡，美国宪政的根源可经由英格兰历史而追溯至古代罗马。”法国大革命宣布的“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更是政治学的常识。中国自古至19世纪，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是统一的。这个国情，路人皆知。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也是不留情面的主儿，一句话就把董仲舒送进大牢，差点掉了脑袋！呵呵，宪政主义的影子在哪里呢？这样的“共治”值几分钱？
第六．礼治保障自由？
“礼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看看孔子执政时为人乐道的政绩，就知道礼治是什么一回事了。
“孔子摄相事，……（鲁公）会齐侯夹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史记·孔子世家》）演员表演了孔子不喜欢的节目，就要“手足异处。”孔子没错，因为他坚持的是礼治，不过与自由不搭界！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中，除了第一、二条，所谓心险、行辟难于界定的罪行外，后三条都是言论罪。说孔子是摧残言论自由的先驱，可谓有根有据。何况他早就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一个有言论，有行动，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何来“自由的保障”？
此事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明文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其他史料中也言之凿凿。要想一笔抹杀，难！
第七．“皇权不下县”就是宪政结构吗？
“汉武帝之后就出现了皇权不下县，在秦的时候可不是皇权不下县，皇权统治到每一个人，在汉武帝之后，其实中国就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的宪政主义的体制，……叫做‘共治体制’，士大夫和皇权共治体系，这就是双元的权威，使宪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本身的宪制已经有了明显的宪政主义的色彩。”（秋风：《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简评：与农耕自然经济相适应，直至大清帝国，政权一般仅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是宗族统治，与政权直接连结，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法专制制度，从宫阙到基层社会，基本骨架是儒家的三纲体制。这是一元化的专制社会，没有什么二元结构。谓予不信，请看著名的有典型意义的族规：
曲阜《孔氏族规》：“忤逆父母，凌辱尊长及纵容妻妾辱骂祖父母、父母……笞责三十……至大反常，处死，不必禀呈致累官长。大盗，亦家法处死。” “禁止诉讼”。
宋代司马光制定的《司马氏居家杂仪》：
“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
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
不敢私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己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
依靠儒家的三纲，宗族统治是专制政权的直接延伸，保护公民自由，只是秋风兄的相像。
第八．孔子创造了“会社”与民间教育？
“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工商业的力量不够强大，没有有效组织起来，并没有发展出欧洲的‘市民’社会。万幸的是，有孔子，有孔子创造的学术和教育，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者、士人组成的会社。在此后两千多年历史中……他们构成了一股宪政主义的力量。” （秋风：《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简评：时至二十一世纪，大约没有几个人相信“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可能秋风兄是个例外。他认为，孔子以前中国没有教育，没有学术，也没有社会。
老子是孔子谦恭请益的师长，一部《老子》，至今仍被海内外学者推许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秋风兄却满脸不屑，斥之为纵横家言，被踢出学术榜。
中国教育是不是孔子创造的？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子产比孔子早生几十年。他执政的时候就有学校了，而且人们可以在其中议政，似乎有点公民社会的味道了。即使是民间教育，也很难说就是孔子创造的；与孔子同时的少正卯就是与孔子竞争的民间教育家。
顺便说说，秋风兄认为中国“在战国以后开始出现了政府”。（同上）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做大司寇，是不是政府？据《史记》记载，西周建立初期，康叔就做过司寇，那是民间社会还是政府？
那么，孔子却是创造了足以成为“宪政主义力量”的“另外一个社会”吗？
自古以来，都有一些耿介之士，或是“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或是“从道不从君”，传承浩然正气，千祀不坠。不过，这些是高山仰止的奇士，并没有形成一股足以牵制皇权的强大力量，更不用说与之共治了。有时社会危机尖锐，有过反抗的群体；但往往事过境迁，就烟消云散了。个别朝代相权较大，但皇权绝对专制的基本格局未变，宰相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多数时候可以随时收回，大臣和宰相随便被杀戮的并不罕见。至于被秋风描绘为已组成民间会社——公民社会的士阶层，也是不给秋风争气的群体。在儒学熏陶下，他们恭顺成性，绝大多数心甘情愿俯伏在皇帝脚下，除了醇酒、美女为伴的雅集，闻党色变。“宪政主义力量”云云，真不知从何谈起！
第九．董仲舒和康有为“最伟大”？
“在19世纪最后几年，康有为第一个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 现在看来，这是最为健全、完整的方案，中国人也曾在构建民主政体与保持固有传统之间努力保持平衡。”（秋风：《尊重孔子，现代化才有意义》，董仲舒和康有为是“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们是真正的儒家。”（秋风：《自由的孔子》）
简评：康有为“第一个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在康有为还不知新学为何物或刚刚开始接触新学的十九世纪70—80年代，已经有好些仁人志士在探索和提出建设现代国家的方案。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众所周知的事实。翻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吧，这是不是健全、完整的现代建国方案？“第一个”不是随便可以说的。“说有容易说无难。”这是认真做过历史研究的学者的经验总结。
秋风兄还称董仲舒和康有为是孔子之后两个最伟大的人物。以康有为来说，秋风兄可能不太了解有关的研究成果。
他推动戊戌变法有功；但由于他的莽撞，由于他的政治幼稚病，这次变法被断送了。
他的所谓公车上书，已经证明是造假，而且此公造假成性。
在他家长式的领导下，保皇会走到破产边缘。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已经取代他成为这一流派的思想领袖。
他言行不一，早为包括不少他的信徒在内的众人诟病。
1909年，著名教育家、广东士绅刘士骥因为“为国不党”，坚决不肯将自己募集的“振华公司”的股金交给他支配，居然被他派人暗杀，留下一笔没有偿还的血债！
说到“建国纲领”，《大同书》是康有为的最高纲领。他规定：大同之世“用器精，可以诇（xiong刺探）察人之行事，令人难惰、难偷、难诡，令人惊犹鬼神之在左右，使人不敢为恶，则善行自进。”“大同之世，自发至须眉皆尽剃除，五阴之毛皆当剃落……故一毛尽抜，六根清净。”这样整天受监控，全身要剃光的生活，我辈无法消受，还是留给吹捧他“最伟大”、“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的人去享用吧。
第十．宪政与儒学到底是何关系？
“台湾其实从来没有过什么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在蒋氏父子执政期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是采取很强的保护措施的，可是实现了宪政。日本也是这样的，韩国也是这样的，都没有试图摧毁儒家再建立宪政制度。”（秋风：《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简评：台湾的宪政是两蒋父子整天把子曰、诗云挂在嘴边得来的吗？不知秋风兄有没有读过胡适、傅斯年、雷震、殷海光等人的传记和后期著作，有没有涉猎过台湾民主运动史？看过胡适的墓志铭吗？一个严肃的学者不应亵渎这些把自由思想带到台湾的先驱和那里前仆后继的启蒙者。两蒋政权对思想犯——盗火者的镇压血泪斑斑，墨迹无法掩盖血迹！思想变革是社会转型的先导。蒋介石贬斥、阻挡新文化运动，“以民族思想为第一”（《中国之命运》），意在巩固自己的威权统治。值得秋风兄为之喝彩吗？
君知否：日本的宪政是1945年战败后才真正实现的；1889年后日本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导致中国平添2000余万冤魂。读过天皇和明治政府的《幼学纲要》、《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吗？灌输儒家道德，“忠孝为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是他们屠杀中国人的重要思想支柱！
老朽愚鲁，不当妄言。然兹事体大，不敢缄默。冒犯之处，敬请原谅！
2011年5月23日星期一
原载《南方周末》2011-6-23 E31—3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