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当我得知中国高校理工科领域中，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现象同样很严重时，深感意外、也甚为焦虑。因为与人文成果大多仍生存于人文范畴，其价值难以检验、也难以实现不同，理工科，特别是工科研究，最终成果是要转化为生产力的，其科研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在进一步探讨中我发现，高校科研成果中出现“三多三少”（即“假花多、真花少；开花未结果的多、结果的少；结果结小果的多，结大果的少”）现象的外部原因，便是目前行政主导型科技推进机制所存在的严重弊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机制会将财政资金推动的科技创新活动，演变成一场“击鼓传花”游戏；游戏的结果，不仅无益于科技进步，且严重阻碍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市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
所谓科技“击鼓传花”游戏，是指目前行政主导型科技推进机制，在某些环节中往往低效运转或无效空转，导致或默许科研人员做无用功；巨额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创新活动，在封闭圈圈内进行，无法实现其社会价值，只使参与者各获其利。需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科技活动，是指应用性的科技活动，不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同时，它是指面向市场服务企业的科研活动，不包括服务于国防及其它公益领域的科技活动。
传统的行政主导型科技推进机制，是指令性的：政府根据国民经济或国防发展需要，下达科研计划，并配套相应的研发经费；科研成果一旦完成，由国企承担任务，将其转化为民用或国防成果。解放后，我国重大科研项目都是在这一机制下完成，并取得像“两弹一星”这样令世人瞩目的科技奇迹的。但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结束，这种机制显然失灵了。目前，除少数重大国家项目外，政府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引导性科技推进机制：政府投入巨额资金，通过支持课题研究、奖励优秀成果的办法来支持科技进步、推动自主创新。所谓的科技“击鼓传花”，就存在于这个过程中。
对此结论，人们可能感到难以理解。因为无论是基金项目还是科技奖项，政府有关部门都预设了非常严格的申请、申报、评审、评选、鉴定、验收程序，执行这些程序的，都是由政府官员、学术官员和科技家组成的评委会。凡参与其事的，无论是申请人还是把关者，都知道拿下或获取一个重要基金项目、科技奖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正常情况下，它们都是对中标或中奖者学术水平或科研贡献的肯定、褒奖。这样一个严肃的过程，怎么会演变成一个游戏呢？
为了回答这样的质疑，我们需先区分一下“科技价值”与“科学价值”这两个概念。汉语中的“科技”，由于经常作为“科学”、“技术”统称，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读，混淆两者界限。但严格讲来，它们是性质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属性的价值：“科学”，体现人类的认识发现能力，“科学价值”是指“科学”对提高人类把握世界能力的意义，它是超越一般功利价值的，通常情况下是属于人类的财富；“技术”，体现人类创造发明能力，“技术价值”，是指“技术”对提高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意义，其价值就体现它能创造更多更好的功利价值上，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是属于创造人的财产。现在，当人们把“科技”与“科学”对举时，“科技”便主要指称属于“技术”范畴的研究活动及成果。国家分设的“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便是这种区分的实例。明白了“科技”不是“科学”，就不难理解目前的科技推进机制为什么会演变成“击鼓传花”游戏了。
我先将这套机制的运行程序用下图表示出来：
科研人员课题申请、研究与成果获奖程序
在以上过程中，科技课题项目从立项、研究、结题再到获奖，期间虽经过无数申报、审批、鉴定、评选程序，但科研成果所面对的始终只是专家评委。问题是，科技成果不是科学成果：科学成果如被同行认同、并经过获奖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科学家所发现的新知识、新规律便会由此广泛传播，实现其固有的科学价值；科技成果则不同了，它的价值，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能为企业增创效益才能实现。如果众多科技成果最终不能转化应用，或转化成果不能及时产生经济效益，那么，即便它被专家高度肯定，获得科技大奖，其终极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依然为零。
用一个比喻，可能更容易阐明这个道理。假设科学家发现了提高猫逮老鼠效率的基因，只要把论文发表出来，他的研究价值就实现了。但当科技家根据其原理，培育出具有高捕鼠性能的“优质猫”后，情况则不同了。即便专家一致推举该“猫”获科技大奖，但如果它没有或不能大量繁殖并造福人类，而只能继续呆在实验室里捕鼠，那么，这只高科技“猫”的终极价值便为零。现实的情况也的确如此：无论是科研基金还是科技获奖项目，静静躺在科技文档中丧失最终价值的案例比比皆是。这类成果的终极价值为零，就意味着此前各个环节人们的努力都是无用功。这种围绕“无用”目标的活动过程，不正属于“无用之用”的游戏范畴吗？这个游戏的高潮，就是人们申请、评审、争抢“科技之花”，由于不知“花”落谁家，每个环节弄出的动静都很大、气氛都很热烈紧张——这不正体现出“击鼓传花”游戏的典型特征吗？
应当承认，各级政府设立科研基金或科技奖项的初衷，都是为了推进科技进步，而不是为了做什么游戏；同时，这套机制有时也会取得良好效果，所支持的项目有时也会获得较好市场效益。但问题是，动机好不等于效果好，部分效果好，也不等于机制效率高。我用“击鼓传花”形容并揭露的，是行政推进科技机制在运行中，因不接轨、不适用、不适应市场经济所难免或必然产生的低效、无效弊端。
无论是科研基金，还是科技奖项，如果放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有财政资金全程支持，多数项目是会既“开花”又“结果”的。但今天，面对市场经济，行政推进科技机制，由于缺少资金全程支持，众多项目必然面临“开花”容易“结果”难的尴尬局面。由于科技成果转化所需资金数量大、面临风险大，所以，撇开知识产权问题不论，项目即便无偿交给企业，许多企业往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畏而却步。而政府的科技资金，是不能延伸支持风险投资的。这样，有力支持“栽花”却无力帮助“育果”，政府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便属于“不接轨”的情况。
实际上，参与研究或主持评审的科技家，凡恪守学术良知、珍惜国家资源者，无不希望其研究或审定成果能成功转化、“开花”又“结果”的。一些著名专家甚至会把优秀成果向市长推荐，希望政府出手支持。有的则自己与企业联系，希望给项目找个好“婆家”。而一些有实力、有远见的企业家也迫切需要好科技项目，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结果却经常让各方失望，包括市长牵头搭桥的“联姻”项目，最终也往往不了了之。究其原因，就在于行政主导的科技机制，其评价标准是脱离市场的。无论课题立项、还是成果评价，评委们看重的是项目的科技创新性和学术价值，而不是它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因为专家评的原本就是“科技项目”不是“投资项目”、是“科技奖”不是“经济奖”。而这样评出的成果，或因市场前景不妙，企业不愿接纳；或因技术过于出色，缺少转化的工艺条件；或因转化成本昂贵，缺少市场竞争力等等原因被市场排斥的情况，便是经常发生的。反倒是专家不看好、认为不够档次的科技成果，却可能产生巨大的市场效益。因此，对企业而言，一些优秀的科技之“花”最终无法结出“硕果”，同样是“不能也”。这便属于“不适用”的情况。
最后，对某些符合市场需求的科技项目而言，行政推进科技机制理应发挥积极效用，但它的低效及脱离市场的弊端，也往往把这种效用给冲淡或抵销了。市场经济，时间就是效率、效率决定成败。而行政科技机制的运行，一切要按程序操作。这样，一个科技家如抓住个好项目急需科研基金时，他也要等到规定时间申请、经过规定程序才有可能拿到。这过程少则一年、多则数年。而这个项目的市场价值，很可能在等待过程中已丧失掉了。科技奖的情况类似。甚至可以说，政府对科技奖投入越大，它对科技家的吸引力越大，所可能产生的非市场化离心力也越大。譬如著名的激光照排技术，如果当初王选只是一味去争大奖，而不去迅速占领市场，那么，大奖到手时，它的创新价值也可能归零了——市场是不相信大奖的，一旦国外同类产品占领了市场，方正只能抱着大奖含泪退出，还是等于做了一场“击鼓传花”游戏。这便属于“不适应”的情况。
由此可见，行政推进型科技机制因其固有弊端演变成“击鼓传花”游戏，是不以主管或参与者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击鼓传花”游戏背后隐藏着什么？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现有科技机制浪费大、效率低、弊端多多，为什么会延续至今兴盛不衰呢？我想，关键在于：它们的弊端是隐蔽存在的，而它们所显示的政绩、业绩，却是可以摆到台面上显耀，给各方带来好处的。眼下，许多获奖项目都有产生巨大市场效益的证明材料。尽管业内人知道，这些数字是靠不住的，但却没人去查实，甚至也无法查实——因为企业效益是综合因素起作用，无法证明它不是某项成果起作用。这样，科技成果高转化率便证明了政府有关部门及官员的政绩，也巩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和权威。而对高校和科研单位来说，科研基金和科技奖项更是权重极高的量化业绩、政绩筹码：科研人员可凭它们提升职称，获得学术荣誉；大学可凭它们跻身于“XXX工程”、获得更多财政经费。既然这“击鼓传花”游戏，不仅可自娱自乐，还能各得其所，各方怎会不竭力支持把它“玩”下去呢？但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当这个游戏一旦成为各方谋利的途径时，它所衍生出来的“击鼓圈钱”、“击鼓争名”现象，不仅严重腐蚀了行政官员、学术队伍，更严重破坏了科技创造力。这种危害，已远超出了科技机制自身的弊端，值得高度警惕。
关于现行科技体制易诱发行政腐败问题，舆论已有所揭露。当一个处长掌控上亿科技经费，而经费拨付又缺少刚性约束时，他们与申请人做灰色交易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现在，申请科研基金，申报科技奖项，都需要“公关”、“运作”，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所谓“运作”、“公关”，无非是“请客、送礼、行贿”的雅称而已，其首要对象，就是政府官员。相对而言，这种腐败很难查处，因为它往往与学术腐败关联在一起——许多“关系人”的要求，是通过评审程序合法满足的。
所谓学术腐败，是指以追逐名利为目的，践踏学术规范的造假、掺假、护假行为。通常，人们把学术腐败归因于科技、学术界的学术失范、教授无德、学者无行。这当然不错，但欠准确。如果教授、学者只从事教学研究，如当年西南联大那样，我想，学界也不会涌现诸多无德无行者。如前所述，由于基金项目、科技奖项事关量化业绩、政绩，因此，无论于“私”于“公”，争项目、获大奖，都是共赢的好事。为了这共同目标，当领导与科研人员携手“公关”“运作”时，科研成果的真假成色已无关紧要了。这就形成了学术腐败滋生的体制性诱因。
同时，由于科研基金和科技奖项，都在封闭状态中评审，许多项目甚至不需公开发表；又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同一拨学术权威、官员参与主持，他们彼此既是“运作”主体，又是“公关”对象，很容易进行利益交换：甲投票鉴定乙的课题优秀，乙投票同意甲的项目获奖。没有交换条件的单位或个人，或直接用红包侍候，或以邀请讲学名义“雅贿”……。这种盈利谋名套路一旦形成潜规则，其巨大的名利场效用必然会诱发更多的科研造假、抄袭、剽窃行为。这就形成了学术腐败蔓延的机制性条件。
正像网上揭露的那样，有的“导师”会把一个完整实验系列拆分成很多块，申请不同项目，拿到几份经费；有的“导师”则把国外已发表的成果，在国内重新立项，骗取上百万经费；更有许多校长、院长则让别人干活自己堂而皇之地领衔获奖……。近年来揭露出来的科技造假丑闻，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震惊全国的“汉芯造假”大案了。这些丑闻大案，之所以到了最后关头才被揭穿，就是因为它们的存在，符合各方利益；一旦被揭穿，则是多输结局。因为在“击鼓传花”游戏中，即便传的是“假花”，只要无人戳穿，游戏照样进行；如果太较真，游戏玩不下去，大家则集体扫兴！
但科学毕竟不是游戏。学术腐败必然会戕杀科技创造力。科学精神，贵在求真；科学探索，没有捷径。当一个学科带头人搞学术腐败时，无论他是否被揭露，
客观上已践踏了科学精神、带坏了科技队伍。一个青年的科技人员，如果学会了靠关系拿项目、靠拼凑抄袭搞研究的“投机取巧”术之后，他就丧失了科研原创力。同时，学术腐败的蔓延，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那些恪守学术规范的科技人员，要么被边缘化、被无情淘汰，要么因难耐寂寞，加入到腐败学术队伍中来。更严重的是，应用研究领域中学术腐败产生的利益诱惑，已影响到了基础研究。一位著名华裔数学家曾说过，他向北京同行提出做某猜想研究建议之所以没人接受，原因很简单：“这是基础命题，费时、费力，而且赚不了什么钱”。若此风不止，任其蔓延，我们对中国科学的未来还能乐观吗？
五年前，国家已提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这本身对行政科技推进机制便有纠偏祛弊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认识没到位，由于体制的惯性作用，更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庇护，科技“击鼓传花”游戏至今仍在进行，并在继续浪费大量科技经费和科研资源。为了“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十七大”报告），加快市场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笔者认为，应立即停止行政科技推进机制部分环节的运行。
这里强调“部分环节”，便是指对于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对于国防及其它公益科技项目的研究及应用，依然需要行政主导型科技机制推进。但为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应借鉴美国做法，除基础理论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部分归科技部管外，大部分支持公益项目的研究经费，应由国防科工委、卫生部、交通部、农业部等对口管理，避免出现多头投放造成的浪费弊端。对地方政府而言，由于不承担这类科技推进任务，它们设立的科研基金，应全部撤销；如果留有尾巴，则更宜滋生行政腐败与学术腐败。
同时，这也不意味着取消所有的科技奖项。我支持科技部关于逐步由“以项目为主”向“以人才为主”评奖方式转变的设想。但此事涉及既得利益者众，逐步削减难度大，因此，目前的项目奖，也只有一刀切，才能有成效。具体方案，就是国家今后只设“自然科学大奖”和“自然科学技术奖”，每年分别评2人和20人。主要奖励对象，是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公益项目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科技家。凡在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或产品发明中作出贡献的人员，一般不在奖励范围，因为市场已给予了奖励（他们可获得其它国家荣誉）。各省市政府也可设“自然科学技术奖”，但要每两、三年一评，每届同样不超过10人。这些评奖，都不能采用“个人申报、单位推荐”模式，而要“同行举荐、专家评选、舆论监督”。这样改革的结果，政府科技奖便与高校科研单位年度考核的政绩、业绩脱钩了，与学术官员绝缘了；科技奖便不会成为无效科研成果的助推器了。
大幅撤销科研基金、减少科技奖项截留下来的财政经费，应全部投入到科技风险基金中去，用于支持建设市场导向型的科技创新体系。具体方案，就是把这些资金，一部分与高校科研单位资金合资，组建半市场化运作的科技“育种”风险投资基金；另一部分与社会风险资金合资，组建市场化运作的科技“育苗”风险投资基金。“育种”基金是服务于科研的，所谓的“种”，便是指可进行产业化试验的应用科研成果；“育苗”基金是服务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所谓的“苗”，便是指可进入产业化生产的转化成果。“育种”、“育苗”基金的运作平台，都是科技市场。同样的科技资金，一旦市场运作，不仅资金效率成倍提高，而且，“击鼓传花”游戏也做不下去了。因为市场是不好骗也不能骗的。
本系列论稿已发表文章：《“三多三少”：中国中国高校科研成果价值评析》《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3期；《论中国行政科技体制弊端及改革的迫切性》《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4期；《论市场导向型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路径》《探索与争鸣》2008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