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逵案的二审判决引起了广泛争议。面对民众的怀疑，云南高院副院长田成有权劝告人们冷静，“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不过，显然是迫于公众压力，云南省高院决定重审该案。
这一决定在法律人中又引起了更深层次的争议。吾师贺卫方教授在微博上说：“据所知案情，我也认为此判不妥……但有一问题须注意，此为终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故建议维护终审判决之终局性。”这个说法遭到吾友何兵教授的批评：“对于云南李昌奎案，贺卫方教授虽然认为判决有误，但岀于维护司法独立，防止司法反复无常，建议不再改判。我觉得他不是维护司法独立，是维护司法独裁。”这话当然是在开玩笑，但双方的争论确实触及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舆论干预是否确实损害了刚刚萌芽的司法独立？
不错，保持审判的独立，维护判决结果的权威性，乃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司法体系正当地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的前提。如果司法过程可被外部力量随意操纵，司法也就无法充当体制内提供最终正义的功能。
从原则上说，媒体、舆论对司法的干预，与其他外部力量对司法的干预，是同样恶劣的。不过，在某些特殊时代，舆论对司法过程的干预，却可以对司法强化其独立性，发挥正面作用。这个特殊时代，就是现代司法体系构建时期。在此之前，司法体系本身面临其他外部力量的强烈控制，通常是行政性权力甚至私人关系的控制和干预。需要通过一番司法制度构建工作，才能阻隔这些外部力量控制、干预司法的渠道。
这是一个政治过程，诸多力量可以参与到构建现代司法体系的过程中。比如，代表机构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在这样的时期，舆论可以发挥正面作用。这既包括影响有关司法制度的立法，也包括在个案中推动法官坚守司法良心，排除外部干预，按照法律进行判决。换言之，在构建现代司法制度的时期，舆论和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可以推动法官形成法律意识，从而强化司法的独立性。
当下中国也许就处于这样的时期。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司法机构和法官面临诸多外部力量的干预。如果法官足够明智，并且确实仅仅忠于法律，那他一定能够意识到，舆论的监督实际上有助于他抵御这些外部力量，完全按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作出判决。假如法官能够巧妙地利用舆论，那么，也许在个案的正义的积累过程中，法官们可以逐渐地赢得民众的尊重，树立司法权威。
但当然，单靠独立的地位本身并不能保证司法赢得民众的信任。法官当然应当职业化，这就好像造桥梁、医生也应当职业化一样。毕竟，这是一份专业性工作。但是，法官这个职业与工程师还是有所不同的：法官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法官所处理的对象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样，法官的工作至少有两点相当特殊：第一，法官用以处理人际关系的规则，就来自于这些人中间，并须要被这些人认为是正义的。第二，当事人和旁观者可以对法官做出的判决给予评价，这样的评价决定着法官能否积累、拥有司法权威。也就是说，法官固然在判决人们，但人们也在判断法官。这是法官的工作与其他职业不同之处。
这也就决定了，职业化的法官所表达的意见或作出的判断，应该是融合了民意的专业性判断，只有这样的判断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可。当然，不必每件个案都要获得民众的认可，但法官必须让民众觉得，从长期来说，法官作出的判断合乎民众的正义感。而一些标志性案件是否合乎人们的正义感，对于人们认为司法判决是否合乎自己的正义感，具有重要意义。
归根到底，法官借助司法程序在个案中发现的正义，就是民众的正义感的理性化呈现。对于民众的正义感，法官必须保持谦卑。这正义感就是云，法官的判决则是雨。没有云，就没有雨。从总体上顺服民众的正义感，乃是司法享有权威的终极源泉。法官是要让生活更有秩序，而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
于是，让法官关注并悉心体察民众的正义感，以求二者之相合，就成为优良司法制度设计的关键环节之一。陪审团制度就可以制度化地呈现民众在具体案件中的正义感。中国现有司法制度中缺乏这样的制度设计。这样，在不少案件中，法官即便没有外部力量干预，所做出的判决也明显有悖于民众的正义感。这个时候，舆论发出声音，也就是在传达民众的正义感。
麻烦的是，这个时候，法院通常已经作出了判决，而这个判决与民众的正义感明显冲突。这也正是贺卫方教授纠结的地方。在当下中国的法政环境中，我宁愿法院顺从民众的正义感。但是，基于职业伦理，法院、法官应当汲取教授，以后在进行司法决策时，更为深入地体察民众的正义感。法官当然不必事事顺从民情，但法官也必须尽可能让自己的判决逼近民众的正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