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发展战略着眼的是第三世界的经济现实和国际竞争环境，是生产者立场和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的体现，反映的是市场竞争依赖“体系化实力”的时代特征。而斯密则是服务于把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向国外扩张，是银行和财政体系不能充当社会人力物力资源动员体系作用的时代局限下的视野，是第一世界的竞争方略，是资本主义初期和新兴行业早期有部分可能出现的竞争特点，和着眼于第三世界纯粹消费者---如同地主老财一样---当前利益最大化的理论。
老子对管理和“非自然秩序”的批评，是非常富有洞见的，直到今天的国家管理和微观管理的历史与事实，仍然可以印证老子的看法。哈耶克的批评在与老子相同的意义上是成立的，但是哈耶克故意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在一个管理体系里会出现非预期后果，这个结果的出现与优势阶层的主导和利益是什么关系、特别是这个精英阶层利益应不应该被抑制的关键问题被哈耶克回避了，并且哈耶克所喜欢的自发秩序代表的是什么（很显然不是“道法自然”），在他所主张的自发秩序中有没有他所极力批判的那些问题。哈耶克与老子相比，老子没有意识形态与阶层利益偏向，也没有对职业利益的执着，哈耶克显然不能这样为自己辩解。而今天中国精英主义者在对哈耶克的解读中所表现出来的倾向，特别需要给予足够的警惕。
一、斯密的时代局限与国家竞争方略
在斯密生活时代的英国，租税是用来为贵族和国王提供豪华生活的，基本上不是服务于投资和生产业务的，当然例外还是有的，比如英国女王就曾经在一个著名鸦片贩子的“航海事业”中秘密投资。英格兰银行虽然已经于1694年成立，实际上比钱庄也好不到哪里去，所谓的银行功能和排场---如同今天西方国家的银行体系那样具有大进大出和呼风唤雨的能力---是完全没有的，只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摆设罢了，换言之银行也和财政一样，不可能具有提供足够资本或者在资本背后所体现的动员社会资源推动企业发展的能力。资本家如果需要集中资源用于发展企业，必须在财政和银行体系之外去想办法，这其实就是斯密不恰当地推崇市场和“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因，这个推崇其实无法反映斯密本人的理性选择和考虑，而是在现实之前的无奈屈从，是一种典型的时代局限---除了市场别无选择。
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英国已经通过长期无节制的海盗行为葬送了荷兰的“海上马车夫”地位，成为海上霸主，而且由于在经济技术方面，英国已经开始领先于欧洲竞争对手。斯密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在国家竞争的意义上，运用这个优势去争取最大实际利益，这其实就是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主张背后最重要的理性考虑---扬长避短，斯密的这一主张并不高明，迅速就受到德国李斯特的揭露和批评。
对于斯密理论中出于竞争方略方面的考虑，在认识上进行识别并不困难，但是在采取对应措施方面却不那么简单。对李斯特进行反驳乃至人生迫害的，并不是基于单纯的认识分歧，而是基于现实的利益考虑。德国的纯粹消费者群体如容克地主阶层，就愿意采纳斯密的学说，因为自由贸易能够给自己带来价廉物美的消费品，而保护政策则需要消费者购买质次价高的本国处在学习阶段初期的产品，经济意义就是要消费者分摊生产者的学习和进步成本，最后的经济依据不仅仅是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重要，而且在于竞争力就是资源分配最强有力的杠杆，一个国家能够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最后都由这个国家的工业和技术竞争力来决定。所以对于容克地主阶层而言，他们的长远利益与李斯特主张是一致的，而短期利益则与李斯特的主张相反。
今天中国热中于新自由主义的那些人，实际上就是一些纯粹的消费者群体，如大学教授、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垄断机构内就职的新闻记者等等，这些人的短期利益与自由贸易是一致，但是这些人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只能是与中国的发展水平一致，而不可能把自己发展利益寄托在买办化上。他们所极力宣传的基点就是一味拿人们的消费者地位煽情，但是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却首先作为生产者，然后才能成为具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区别。今天中国的工人农民处境的恶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实际上就是中国主流舆论和经济政策长期由纯粹消费者主导，然后又从纯粹消费者立场出发，制订国家经济政策所必然要产生的政策效应。
极端推崇“看不见的手”的斯密教条，不仅是一种受时代局限的想当然，而且在现实中也几乎就从来没有真正落实过。实际上在19世纪初期，英国本土生产的布匹，在价格上根本就无法与印度和中国的土布竞争，英国对印度的贸易平衡一直都是乞灵于非对称的关税壁垒；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中国的贸易仍然有非常大的逆差，如果把鸦片走私数量另计，英国与中国的贸易由于英国逆差太大，根本就无法维持下去。实际上斯密希望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市场竞争，也一样无法实现英国资本家所必须完成的资本积累过程，最后资本家们只好另行采用高明手段。这些手段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主要几种的就是在美洲开办使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在非洲猎取奴隶，在亚洲种植和贩卖鸦片，在英国国内搞圈地运动。这个过程今天被中国精英主义者称为“海洋文明”所具有的优越性，被称为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的“传统文化障碍”。这个过程被德国大胡子马克思称为“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还因此预言资本主义不可能不迅速灭亡。
真正的市场竞争主张是在西方完成原始积累，工业和技术革命深化的19世纪后期，才慢慢开始出现一些形成理论气候的，西方的工业品开始具有价格和品质方面的竞争力，能够在对殖民地的农矿产品的交换中取得比较可观的剪刀差，具有排斥传统手工业产品的市场优势；但是即便是这样，八国联军仍然不忘打进中国勒索一回战争赔款，抢一回烧一回。竞争不仅一开始就是不自由的，而且是以武力为后盾的，“看不见的手”没有起到英国资本家所指望的作用，在整个19世纪，真正起作用的都是炮舰。直到20世纪初期，炮舰政策的运用频率和效果仍然远远超过市场竞争的作用。1921年美国自认为企业力量已经足够了，可以在世界市场上占到大便宜，不需要炮舰政策的作用了，所以在华盛顿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并制订“九国公约”，主张“利益均沾、门户开放”，但是仍然有日本自认为企业实力不行，需要仰赖炮舰政策和直接控制才能获取足够的经济好处，不肯轻易听任实施九国公约，后来的扩大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对九国公约的回答，新旧殖民主义的对决最后还是在战场上分出胜负的，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才最后断送了旧殖民主义，但是并没有因此完全放弃炮舰政策。
在战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盛行，大萧条之后西方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完善过程，都大大地加强了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支持体系，今天的跨国公司已经是腰杆子够粗，所以形成了“华盛顿共识”，要合西方所有国家之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并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向全世界推销以“小政府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新自由主义就是从斯密教条发展起来的。新的斯密教条主张政府退出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充分让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小企业，公平地一决雌雄，目前妨碍跨国公司发挥垄断优势的最大威胁力量不再是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也不是第三世界的三脚猫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力量，而是以“有组织地使用暴力”为依托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政权，这已经是跨国公司竞争路上的唯一心腹大患，所以政治民主不可能不包括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国家要从市场中退出”。我们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在那里接力鼓吹国家退出的重大好处，而他们的工作价值也明显受到西方“友好人士”的高度赞赏和大力支持，包括经济支持。
二、毛泽东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毛泽东对炮舰政策具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并提出“先生为什么总是打学生”的问题供人们参考，所以他认为国际竞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捍卫国家独立，目的就是要使得各种形式的炮舰政策无法起作用；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在内部增强竞争所绝对依赖的“体系化实力”方面下苦工夫，发奋图强。在发展路线上毛泽东主张的是“三面红旗”，三面红旗落实到经济现实中就是，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进行艰苦奋斗，少吃饭多干活，大跃进高积累，以实现农业生产条件的迅速改善和快速工业化，最后的目标是要解决中国20世纪的三大难题：民生极度困难、捍卫民族独立、工商业成长没有出路。
由于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单纯依靠企业自己在市场上的作为，是不可能集中足够的资源的。由于发展生产，增加投资，完成新产品开发与技术学习过程的，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力物力资源的支持，也都是具有巨大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单个企业是难以面对这样的市场风险和资源集中角色的。
基本上可以认为，没有金融或者是财政体系支持的单个的中小规模的企业，无法在竞争性的市场上，集中足够的资源来发展和壮大自己，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外国具有更大竞争力的老企业的威胁下，而跨国公司又是在强大的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支持下来进行体系化优势发挥的，中国最近20年来企业境况的与日俱下，就是因为中国企业在体系化的实力上与外国竞争者不是处在一个档次上。今天的竞争早已不是那种个人英雄在市场上单枪匹马的竞争，而是一种体系化的实力较量，换言之，谁能够集中足够的优秀的人力物力资源，并能够具有足够的实力把市场的竞争对手排除掉，谁将能够在市场上脱颖而出，从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模式看，竞争手段早已不是单纯依赖什么提供货物服务的低价格和高质量，而是综合实力的对比，甚至根本就是利用经济实力直接地从市场上排除和消灭竞争对手。
非常清楚的是，今天的企业竞争模式，早已不是斯密时代那种“企业凭借产品技术和成本优势---打败竞争对手---通过市场集中足够的经济资源---发展和壮大自身”的模式了，今天在中国向民众宣传和输灌这种观念的，是中国的纯粹消费者群体（如同当初在德国迫害李斯特致其自杀的容克地主阶层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短期利益，所提出不符合市场实际的虚假基础理论。
毛泽东开始规划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的银行体系的力量和功能都是不足的，资本市场基本上服务于投机目标的。从西方经验看，要建立一个完整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体系，没有上百年的工夫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如果遇到资本短缺，银行体系的服务和监督功能根本就没自发完善的可能性，基于中国改革之后的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更加象旧式钱庄作风的事实，从这一点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来。从苏联经验看，一个支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是可以很快起作用的，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其实这才是所谓的“苏联模式”的生命力所在。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所指出的“迟发展后果”，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必须采用增强体系化竞争实力为前提，以企业能够获取足够的资源完成投资和技术学习过程为条件，以企业进步的学习成本能够顺利通过市场或者财政体系分摊出去为最后目的。毛泽东时代，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除了需要组织农民大力开展水田水利建设之外，还需要全社会分摊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作用而产生的成本；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需要全社会分摊工业技术进步的成本，需要全社会“节约闹革命”以加快积累速度。在发展为谁的问题上，由于广大的工人农民收入水平很低，个人没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经济资源，因此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时无法抵御，因此就需要把排除他们在生活上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优先考虑的目标，这就是“铁饭碗”和“生产队”，是通过政策承诺和扩大生产组织规模以达到相互保险的目的（今天保险事业的设计理念其实都是平均主义的）。
所以中国进行改革的话，应该是首先把精英阶层的铁饭碗打破，因为在人均资源不足的中国，只有精英阶层具有一定的积蓄和相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可以独立承担自己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至于基本生存条件受到竞争和不确定性的破坏。
在没有可以替代财政体系起作用的体系建成之前，是不能够废除苏联模式的，俄罗斯的经济崩溃其实就是这个根本原因造成的。而且可以预料在俄罗斯建立起足以支持企业发展的资源动员体系（在西方是完善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在苏联和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是财政体系）之前，俄罗斯的经济是永远不可能走出低谷的，而且俄罗斯企业由于没有体系化的力量支持，也永远不可能在增强竞争力上取得可观的进步。在中国破坏企业支持体系的改革，就是在纯粹消费者主导下，在吃财政的欲望下进行的，结果是损害了企业的发展基础，破坏了整个社会的资源动员体系，结果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企业都是举步维艰。在市场上可以引入竞争的作用，但是轻率地破坏企业发展的支持体系则是极端愚蠢和短视的。
可以说，对于在一个国家内部建立支持企业的社会动员体系而言，财政支持体系建立速度是最快的，也是最有效的。银行和资本市场不仅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需要资金相对充裕的市场条件，否则银行将倾向于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自觉地拒绝承担为社会长远发展所必须承担的功能。
三、老子对一切“反自然秩序”的批评
由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人们彼此之间的认同感下降，而人们本身又难以克服本能和欲望的驱使，不可能不产生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就必然导致精英主义。因此消费主义已经兴起，精英主义也逐步制度化，因此反自然秩序的人为秩序与管理是永远都不可能有根本出路的。一切激发消费主义欲望的管理措施都是愚蠢的，一切精英主义制度都是破坏认同感并给管理带来困难和麻烦的，管理就是这样毫无希望地处在一个陷阱里，除非回复小国寡民时代，让已经复杂化的利益恢复到原初的简单和原始面貌，达到可以用群众常识进行有效舆论监督的程度为止，管理就不可能具有根本出路。
老子的深刻洞见已经被2000多年来的国家宏观管理实践所证实，并且也已经被西方的微观企业管理实践所证实。已经为人们所普遍认识到，在管理中存在一个“职能系统病”---即一个管理体系职能越多、规模越大，管理将要出现的问题和毛病就越多，也越难以解决。这个“职能系统病”产生的原因在于：管理体系职能越多、规模越大，管理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越是不容易维持，同时管理体系的规模越大，管理目标和管理对象的个人利益的联系就越小，被管理者对管理目标的认同感就越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职能系统病不可能不发生，并且越是难于求解。在这个“职能系统病”的反面所精确对应的，正是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见解。
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为了解决中国的三大问题，提出了“三面红旗”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路线。三面红旗在经济上是着眼于最低限度的目标，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最低目标，在政治上却需要实现最高程度的组织。正是在这个政治管理体系中，发生了严重的职能系统病，韦伯所提到的科层制组织中的一切重大毛病，都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内上演---官僚主义、僵化、简单粗暴、浮夸风等等，并在大饥荒过程中暴露得非常严重。在对这些毛病原因进行判断时，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认为三面红旗没有问题，而且是为了实现最低经济目标，不能后退，需要改进的是管理作风和加强对干部队伍的监督和整顿，而对立面则认为是共产党党纲（三面红旗）的问题，不是共产党党员（管理体系）的问题，需要放弃管理目标。这个问题的分歧在庐山会议上引发了严重争执，但是认识并没有统一，后来反而恶化了，刘邓后来主张的“三字一包，四大自由”，实际上还是认为问题在于三面红旗，主张放弃最低限度的经济发展目标，来迁就管理体系本身，这个问题最终成为文革的远因。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具有足够清醒认识的，他反复强调要改进干部的工作作风，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进行定期整风，并且要干部主动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甚至还提到要各省第一书记每年要有4个月下基层去“走马观花、下马观花”，还要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政府整风。这些措施无疑是要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架设一道桥梁，进行有效的沟通，同时把政策目标定位面向全国人民绝大多数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群众路线真正落实下去，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比较严重的职能系统病，避免工作失误和大的损失。但是这一切都受到管理体系内部的反对和蓄意阻扰，1957年进行的开门整风，就被党务体系内部一些人利用，收集和拼凑材料给毛泽东，在毛泽东批准发展成为反右，并在执行过程中蓄意扩大打击面，目的就是要制造“万马齐喑”的局面，防止来自外部对管理体系的尖锐批评。实际上文革开始时，当时湖北省的主要领导人也还是认为这个运动就是“小四清”的扩大化，并依据管理体系本身的利益和过去的惯例，提出“枪打出头鸟，引蛇出洞，秋后算帐”，这样的开门整风只要是连续进行几次，结果肯定是要达到一种没有人干预对管理体系进行批评的“满意”效果，所以管理体系为了内部利益，常常滥用权力强行设定的“不许批评”的天条，这才是职能系统病难以得到迅速调整和医治的根本原因。精英阶层在整体上是忠于精英主义的，这是职能系统病得不到根治的最大障碍，老子说得很清楚，毛泽东的认识也非常深刻。
四、哈耶克的偏执、鲜明立场和职业利益
哈耶克能够看到管理体系常常导致与管理目标相反的非预期效果，这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他仅仅把这个归结于人们认识的局限，就不是头脑糊涂的原因所致，而是直接服务于他所要批判和目标。而且哈耶克赞叹的自发性秩序，并不是真正能够避免“职能系统病”的自然秩序，他要求把法律的作用限度维持在保护私有财产权上，只要是超过这个限度就认为是负面意义的，这就在另外一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哈耶克的深切用心。
哈耶克批判计划与系统管理，但是维护在管理上导致深刻不认同的社会分化；他批判国家管理体系的膨胀，不能说是违背了事实，但是他漠视西方国家影响重大的巨无霸企业内部的同样复杂的科层制组织，却很难辩解说在他张开眼睛的时候，这些企业统统处在关门状态，很显然哈耶克极其支持者也不能以他的无知作为理由，毕竟哈耶克还是作为经济学家而获得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为奇特的是，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反应得有些过头，他高兴得老泪纵横，说是为自己恢复了名誉（不是因为得奖而特别高兴）。正是因为这个表现，哈耶克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恢复名誉，很有点为了出名而偏执（故意标新立异）、因为偏执好出名的味道。在1930年代，哈耶克因为与波兰的兰克进行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哈耶克因为偏执的极右翼立场，在西方学术界声名狼藉的。
今天在中国精英主义者对哈耶克的解读中，哈耶克被吹捧为20世纪的先知，认为他成功预言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失败，但是这些精英主义者显然忘记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就没有可以与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相比经济困难，为什么却被认为无法继续了呢？为什么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大萧条却不一次性灭亡呢？很显然精英主义者和哈耶克一样，不是不明白，而是有着不便于公开述说的信念和执着，正如西方的精英阶层全力挽救制度一样，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坚定不移地要支持精英主义制度复辟的，苏东的转向和解体，正好说明了当地的精英阶层为引进西方精英主义制度，实现自己独特的优势地位和经济利益，是不惜牺牲一切除了自身利益之外的人民利益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当然也是在所不惜。中国精英主义者对哈耶克的欣赏，不是因为他睿智，而是因为他有用，哈耶克的说法，正好适应了他们的利益要求，这在一定意义也可以解读为中国的一些精英主义者为了精英主义制度，准备和他们的苏东同路人一样，也是准备不惜一切牺牲的，有些精英主义者甚至在私下里表示：为了在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制度化不惜“死一半中国人”，我们因此应该特别予以足够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