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忘恩负义的人类
一个德国学者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忘恩负义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话是对的。比如，据《圣经》记载，耶稣就是被自己最亲近的门徒出卖的。这恐怕称得上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忘恩负义的典型了。
如果我们以为那是西方文化的问题，而我们东方“礼仪之邦”另当别论的话，那就错了。只要看看中国自古流传的成语、诗词、故事也足以说明问题——除了“忘恩负义”以外，我们熟悉的还有一大堆：
有睹物思人的，如“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有以物代人的，如“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有民间流传的，如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恩将仇报、反咬一口等等。有写进正史的，如一朝天子一朝臣、或弑君弑父、篡位夺权的例子等等。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印证了这个真理。而反右、四清、特别是文革，则提供了现代的例证。
因此，当我看到最近有些学者争论——对马克思应当“拣起”（原话是“重新找回”），还是“丢下”（原话是“丢了”）的时候，就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上面那位德国学者的话。
不论主张“拣起”，还是主张“丢下”，都证明了一个事实：马克思还存在于今天的中国。假如他不存在了，那么，“拣起”或“丢下”也就无从谈起了。不论外国人如何对待马克思，恐怕中国人是无法丢掉马克思的——如果我们不想做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的话。
二，马克思与中国
马克思与中国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他对中国的观点，集中地体现在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评论里面。为了避免搀杂我个人的意见，下面，我将尽量引用马克思的原文，向年轻读者介绍一下他的观点。
1，马克思对中国封建制度崩溃的预言。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马克思发表了大量评论，并指出：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以下引文均出自中文版《马恩选集》第2卷）
2，马克思对第二次鸦片战争起因的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是“亚罗号”划艇事件。马克思首先引用了英国首相在一个上流集会上的公开发言。这位首相说：
“如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赞同采取无理的行动，毫无疑问，政府便走上了应受议会和全国斥责的道路。但是相反地，我们深信这些行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我国备受欺凌。我们认为，我国同胞在地球的遥远地方遭到了种种侮辱、迫害和虐待，对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鼓掌）我们认为，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有责任保护我国在世界上这个地区的利益的人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对付这些暴力行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赞同采取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行动，不赞同采取那些当我们自己身历其境时也会义不容辞地采取的行动，那么，我们就会辜负我国同胞所寄予的信任。（鼓掌）”
“但是，不论英国人民和全世界怎样为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解释所迷惑，勋爵大人自己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解释的真实性。要是他信以为真，那就表示他故作不知，这同‘明知故纵’几乎是同样不可原谅的。自从关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污蔑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非难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可是，除了‘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污蔑。”
接着马克思详细介绍了“亚罗号”事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充分掌握了有关的事实：
“‘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不很大的中国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船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经一时获得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现在用作借口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已经满期了。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而且船员中有几个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怙恶不悛的罪犯而想予以逮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时，水师听说这些罪犯藏匿在船中，便逮捕了他们；我们的港口警察要是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国船或外国船上藏有水贼和走私贩子，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这位领事是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据说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当时他亲自跑到船上，同只是履行自己的公职的水师大吵大闹，结果一无所得。于是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硬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举行示威的良机来到了。”
接着，马克思笔锋一转，写到：
“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的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他答应放回水手，因为尽管逮捕这些人是合法的，他却不愿意以这样严重的误会作为逮捕他们的代价。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领事巴夏礼先生感到满意，他要求正式道歉，并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否则叶总督应对一切后果负责。接着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套公函往来：海军上将态度专横，大肆恫吓，中国官吏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海军上将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再提出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这样做，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面，或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上将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英国在东方的这位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
紧接着，马克思作出了他的结论：
“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广州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有些人企图回避对主要问题的追究，硬要大家相信，似乎在‘亚罗号’划艇时间以前发生的一系列侮辱行为本身已足以构成宣战的理由。可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针对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九十九件控诉。”
请注意，在上述评论中，马克思使用了“人权”这一术语——可见这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专有的、或近几年才出现的概念。接着，联系到英国的言论自由，马克思指出：
“可是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牛马都不如的奴隶、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致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无耻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干出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
最后，马克思的评论是这样结尾的：
“本来已趋于平静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一切关于和平和友好的声明都未必能扑灭这股烈火。”
3，恩格斯对鸦片战争的分析。
与马克思并肩站在一起的，还有恩格斯。他在一篇评论中写到：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9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到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中国人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中国人绑架和杀死他们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乘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象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甚至旅居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国民——现在也密谋起事，突然在夜间起义，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有使用武力和严加戒备，才能压制他们。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灭绝战的性质。”
针对当时“文明”世界对中国反抗的指责，恩格斯是这样反驳的：
“那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能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如果中国人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怯行为，那么，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一般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接着，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人民战争”的观点：
“简单地说，我们最好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愚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并没有停留在对中国的道义支持上面。他尖锐地指出了古老中国的灭亡与它的新生：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古老的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已经表明他们已经觉悟到古老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4，马克思对中国未来的预见。
同样的观点也在马克思的评论中鲜明地体现出来。他深刻地指出了中英战争具有的两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斗争的性质：
“如果在18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与天朝之间的斗争，同外国商人与中国海关之间的一般争执具有相同的性质，那么从19世纪初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依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5，马克思对中国评论的特点。
马克思对中国的同情与对英国的谴责，并不仅仅是基于激情与道义——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的眼界并不比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开阔多少。他是根据几乎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并且从冷静与科学的角度展开分析的：
“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些十分虚妄的见解，说什么由于打开了天朝的大门，美国和英国的商业一定会得以推进；当时我们曾经根据对本世纪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精密考察指出，这些奢望式没有可靠的根据的。我们证明过，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我们曾认为，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每当亚洲各国的任何地方对于输入商品的实际需要与假定需要——这种假定需要，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以新市场的大小，那里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的外货销售等表面资料为根据而推算的——不相符时，商人们由于切望扩大贸易范围，极易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认为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措施阻碍了他们，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措施。正是这种谬见，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拼命支持每一个答应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商约的大臣。这样一来，假想中的对外贸易从中国当局方面所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了商界人士人为能证明对天朝施加的一切暴行均属正当的主要借口。”
对于英国商人的这种导致战争的错误见解，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反驳，而是使用英国官方蓝皮书，证实了这种谬见的错误。白皮书指出：
“我们与这个国家的商约充分生效，至今[1852年]已将近10年，每一个可能设想的障碍都已清除，1000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的商阜已经直接在生产地区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从贸易部的报表上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在1850年代，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与1844年年底相比，几乎少了75万英镑。”
马克思还引用了一些专家的著作，如米契尔。从米契尔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早的中国农村调查：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
应当承认，150年前这位米契尔的观察比现在我们很多官员和学者似乎还要更加细致一些。比如，他指出：
“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间还要经得住干极其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即粗重而结实、可以经得起两三年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老板就把这种土布买来供给城镇居民及河上居民的需要。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但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糖的价值，而糖又是他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工厂主只要稍微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么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糙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其他国家，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生产过程到此为止， 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纺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把全部工作做到底。……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他生产这样的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他是在自己家里靠以及的妻女和佣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使他手下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用的空闲时间，这个勤于家庭劳动的人就去从事他的副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
根据米契尔的分析，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曾经在长期内阻挡了而现时依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于是，英国对华战争的商业目的——打开中国大门，为英国商品寻找庞大市场——的虚幻性，也就得到了证明。
三，马克思与印度
除了中国，当时的马克思还对印度、阿富汗、土耳其、波斯等亚洲国家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其中，他对英国在印度的双重使命的分析，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鞭辟入里的辩证法的光辉，并对我们分析当时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1，评英国对印度社会结构的破坏。
首先，马克思指出：
“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剧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2，论亚洲的、或东方的专制主义。
接着，马克思提出了如下著名观点：
“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冲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同时，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受了财政部门和军事部门，但是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听之任之原则——来发展的农业便衰落下来。”但是，农业的丰欠主要受到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假如没有同时发生一种重要得多的、在整个亚洲史上都算得上是一种新事物的情况，那么无论对农业的损害和忽视多么严重，都不能认为不列颠侵略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印度社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3，评英国给印度带来的变化。
“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产生了无数纺工和织工的手纺车和手织机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英国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 2万人。然而，曾以制造业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遭到这样的衰落决不是英国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
对不发达民族的苦难的揭露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因为即便在马克思诞生以前，很多西方人都指出了这点。比如，马克思就引用过英国的爪哇总督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对旧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如下评论：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待自己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场主人对待他们的奴隶，因为这些种植场主在买人的时候还付过钱，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文钱都没有花过，它只运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构压榨居民，使他们把最后一点东西都交纳出来，把最后一点劳力都贡献出来。这样，它就加重了任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是把政治家的全部实际技巧同商人的全部垄断利己心肠结合在一起进行统治的。”
此外，在关于印度的村社制度的评论中，马克思引用了当时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物的一份官方报告：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区；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它通常设有以下官员和职员：帕特尔或村社首脑一般是总管村社的事物，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税收职务——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卡尔纳姆负责督察耕种情况，登记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搜集关于犯罪和过失的情报，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务范围似乎比较限于本村社，主要是保护庄稼和帮助计算收成。边界守卫员负责保护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争议时提供证据。水库水道管理员负责分配农业用水量。有专门的婆罗门主管村社的祭神事宜。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沙上念书和写字。另外还有管立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师等等。村社的管理机构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员和职员组成；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并没有这么多，上述的各种职务有些由一人兼任；反之，另外也有些地方又超过上述人数。从很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的管理形式下生活着。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社的名字、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存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的统治，因为他们的内部经济生活是依旧没有改变的。帕特尔仍然是村社的首脑，仍然充当着全村社的裁判官和税吏。”
根据上述材料，马克思指出：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于消灭，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兵士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这些家族式的公社式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安置在郎卡郡，把织工安置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
请看，社会革命——这就是马克思眼里的、英国给印度带来的最大变化。
4，对英国角色的客观评价。
对印度遭受的苦难，马克思也是从辩证法的角度进行分析的：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了自给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了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人的利己性，它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有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
请看，在上述马克思的评论中，我们既看到了道义，也看到了科学；既看到了激情，也看到了冷静。同样，他对英国的侵略行为，也不是简单地咒骂，同样也贯穿了辨证的分析：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的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
因此，马克思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
因此，马克思的结论是：“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那么，英国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吗？马克思是给予肯定的：在历史上，印度曾经相继被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征服过。不过，这些征服者没过多久，就被当地印度人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但是，“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的统治，除破坏以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
那么，是否英国人的破坏就一无是处呢？不是。在马克思看来：“他们的建设性的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出来。不过，这种建设性的工作总算已经开始做了。”
首先，英国人用暴力实现了印度的政治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建立在铁路、电话、电报等物质基础之上的。其次，英国人训练了一只印度人的军队，这只军队虽然是为英国统治印度服务的，但是，它同时也将“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此外，英国在印度创办了自由报刊，而它也将成为“改造印度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英国还在印度人中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而他们将成为“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接触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同时，英国在印度还建立了现代化的通信和港口，从而把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了”；印度由此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使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
那么，印度应当对英国的所作所为表示感谢吗？那倒是不必。马克思指出：因为“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一向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经济〉发展问题表示一点兴趣。贵族只是想降服它，财阀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至于最近英国工业巨头们想在印度建立工厂的动机，如果算得上是一个进步的话，那么，也是因为他们发现，“让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此，他们计划在印度建立一个铁路网。
接着，马克思分别引用了英国下院委员会和英国驻军司令的证词，对铁路带来的经济和军事的利益分别进行了说明。然后，他引用英国专家的著作，说明了“铁路系统的效果之一，就是它将把其他国家的各种改进办法和实际设备的知识带给它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使这些地方能够仿效，这样就将使印度世代相传的、领取工薪的村社的手工业者既能够充分显示自己的才能，又能够弥补自己的缺陷。”（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
接着，马克思指出：“我知道，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要想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在这个国家里把铁路交通日常继续的各种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里应用机器。所以，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因此，马克思的预见是：“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
在结论部分，马克思概括了英国在印度的角色：“英国工业的毁灭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全部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在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
四，简要的结论
现在中国的很多青年以不懂马克思、讥讽马克思为荣。对这些人，一般的说教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我也不想说教，因为我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只想引用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的一句话，送给中国的这些年轻人。这话的大意是：
“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是社会主义者，那他就是一个混蛋。”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只要谈到社会主义，就无法避开马克思。并不是谁想“拣起”，就可以把他“拣起”；谁想“丢下”，就可以把他“丢下”的。
作者为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