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和救援，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不满。按理说，面对这么多同胞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和眼泪，作为肇事方，理应愧疚万分，负荆请罪，用坦诚的姿态，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公布事情真相，以求得全国人民的谅解和自身的良心安慰。
可是铁老大，依然傲气十足，弄出一个发言人，在媒体面前左推右挡，完全把罪责归咎给了雷公电母，他们自己似乎完全没有责任。到28日上海铁路局长终于承认，是“由于温州南站信号灯设备存在缺陷，应该显示绿灯的时候显示红灯，没有给后车提供应有的信号，相关调度人员也没有发出预警，引发追尾事故。”至此，我们总算知道了，真的不是天灾，是人祸。但是，且慢。他们对“人祸”可不是那么愿意承认的，于是连忙又补充说是“雷击”导致信号灯红绿不分的，言外之意还是“天灾”！你看，让铁老大认个错有多么难！我们平民百姓，不是电器专家，只知道，电器被雷击了就烧毁了，还没有听说被雷击了的电器还能够自动改变程序的，怪不得说高铁用的全是高技术呢。
这些狡辩还不算是最出格的。最出格的是：事故发生之后不到７个小时，就停止了救援，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捣毁事故车辆并进行掩埋，小女孩伊伊差一点就成为了无辜的牺牲品（不知道是否还有另外的小伊伊）。许多网友拿出世界通行的对这类事故救灾的做法，进行质问，为什么不按这些常识和经验进行，他们的回答是为了方便救援。因为中国有人不承认有普世价值，所以也就无须乎遵守普世行为规则。这也可以归之为“特色”之一吧。
纵观铁老大的一系列表现，作为中国人应该不出乎意料之外。其实多年来哪一次灾难不是这样做的？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事情一旦发生，首先归咎于老天爷和坏人，事情过后，就召开庆功表彰大会，被表扬者身披绶带，胸戴红花，意气风发，领导精神抖擞上台陈词，慷慨激昂，说在灾难面前，领导如和如何正确，人们发扬了什么什么精神，战胜了多么大多么大的困难，取得了多么多么大的胜利，至于死了多少人，该不该死，从来也没有人问过，或者有时连知道也不知道，即便后来知道了，时过境迁，也不会有人去叨念它了。
这就是权力对生命的蔑视。在权力面前，生命算得了什么？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人大会上，轻松地谈到原子战争，说：“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此言一出，举世瞠目结舌。类似的话，后来还不断被他重复过。毛左们把这看做是英雄气概，气吞山河。时过50年之后，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解放军少将朱成虎，也以同样的口气对记者说，如果中美两国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动用核武。”他警告美国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而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这一番话，也把美国吓了个不轻。
先不说，这些话是不是呓语，但在中国，这样轻率地对待生命，对待生命的毁灭，却是不足为怪的，是多年形成的传统。这说明中国人从总体意识上还没有进化到真正以人为本，知道社会文明的基本含义是什么——虽然近些年来社会改革开放，对人性回归的呼吁，已经被一些社会大众所理解和关注了，但只要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观念不改变，人本思想就无法树立起来。你只要看一看，到现在为止，社会知识精英们还在大肆歌颂秦始皇、成吉思汗、张献忠和帝王们的“丰功伟业”，而对他们荼毒生灵、毁灭文化的罪恶避而不谈，就知道了，中国人虽然也随同世界进入到21世纪了，但其实还是把不择手段去实现社会目的（大一统呀，开疆拓土呀，农民起义呀等等），作为了我们对世界文明的评判标准。
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世界观，在生命与权力的天平上，生命自然显得无足轻重了。权力是手段，是工具，生命只不过是被权力荼毒和驭使的对象，当生命站在权力的对立面的时候，就毫不吝惜地将其消灭，当生命是权力实现手段时，当然也就要毫不吝啬地消费它——那理由肯定都是崇高和伟大的。
世界上确实有值得人用生命捍卫和用生命去追求、实现的东西，但那一定是为更多的生命带来生存机会和幸福的事业，而不是为了征服、奴役和统治。判定一项事业是否真的崇高和伟大，这项事业的宗旨一定是以尊重和珍惜所有人的生命为标志的，一定是以解放人和以给予人更大、更自由的发展空间为目的的，除此以外的任何宗旨和目的都是对历史的反动和对文明的挑战。
我们欣喜地看到互联网的巨大作用。正是在互联网的推动下，铁老大对生命的蔑视遭到了全国人的讨伐，铁老大的威风不在了，它不得不低下头来，倾听一下群众的呼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一点反思。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任何人想阻挡，也绝对不会成功的，但社会可能为此支付出更大的成本代价。
2011.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