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大馅饼》这篇文章很好，好就好在让我开了眼界，遗老遗少的奇谈怪论，我听到不少了，但象这样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是首次在三角地这样以民主和自由闻名的地方看到。颇感意外，有感要发，不吐不快。
这位先生(我不知他是谁)很古怪，首先提出了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说法，然后把“制度万能”“大馅饼”、比较优势等等统统归结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之中。经济学我原先以为我是门外汉，谁想到碰上个比我更无知的。看看北大学生的经济学教材就知道了，目前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依然是新古典标准经济学，里面充斥着“均衡”“假设”“模型”等等字眼。至于明晰产权，解除政府管制，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等等是六七年代欧美一些对传统经济学脱离实际而不满的经济学学者，开创的另一条研究路子。可归结为产权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范畴。而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指新古典标准经济学和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恰恰是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建议这位先生看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再说话，不然会让懂行的笑掉大牙。老萨著作里对国有化和政府管制的热情之高，用所谓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称呼他是很让人犹豫的，而萨氏的经济学理论正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流！对于产权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像斯蒂格利茨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是采取拿来主义的，主张融会贯通。而近期走红的新制度经济学却完全排斥新古典标准主义经济学的，因为它的前提是市场交易主体知识的不完备，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是假设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前提的。这位先生把中国经济学者通统归结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大馅饼”的理论信徒，说成“国际垄断利益同盟的代言人”。这种无知不只是让人惊讶，而且让人愤怒了。
当年希特勒上台用的也是阴谋论的说法，所谓德国的一战失败是“十一月罪人”和犹太人在背后捅刀子的结果。这种无知且恶心的论调有人信。因为它简单，老百姓需要一个简单的理由来解释他们失败与不幸。总之要替罪羊。想不到今天这里又听到这样的呓语，只不过改头换面用红色旗帜包装一下，可惜几百里外就闻到里面的唯心主义味道。一群书生竟然有如此大的力量，实在太抬举他们了。
国有企业积弱以久，为人们所共认，但根子在哪儿？实际上是一个随着改革深化不断加强认识的过程。 “增强企业活力”，如何增强？开始是承包制，“一包到底，一包就灵”八十年代初很流行，但很快国家就发现不对了，跟南斯拉夫一样，承包人——无论经理还是工人在承包期都把国有资产用光分光，换句产权经济学的术语，承包人充分使用了资产的使用权使收益权最大化，却没有保证资产的增值和保值，因为他们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他们不会关心资产的保值增值。再就是企业资金“拨改贷”，原先企业资金财政拨款，企业使用起来没有压力，国家心想用银行贷款的方法或许使企业使用资金效率提高，因为有压力嘛，但很快发现又不行了，企业才不管什么压力不压力，反正肉烂都烂在锅里。输来输去都是国家的，银行坏帐越来越厉害，这个问题实际上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才引起中国领导上层的关注。为了减少坏帐，银行采取贷款终生负责制，谁敢放贷？这引起普遍惜贷，企业马上感到银根紧缩。股份制是个高招，国有企业从九十年代就急吼吼直扑股市，资金弄来不仅不用还息，连本都不用还，哪有这样的美事？反正国有股一股独大，流通股东也莫奈我何。企业经营效率未见任何起色，整个市场却投机盛行。而急需资金发展的民营企业却望市兴叹。要说那些“国际垄断利益同盟代言人误导改革方向”，天大冤枉！国家对国有企业真是使尽招数，绞尽脑汁，但结果却实在见不得人，如今三分之二的国家资源给了国有企业，产出却只占有国家总产出的三分之一。民营企业只占有国家资源的三分之一，产出却占了三分之二。
“解决企业激励和约束问题，本来就是出在日常管理和监督上，必须头脏了洗头，而不是头脏了洗脚。企业内部问题必须在企业内部解决，是无法外化和转移”的。“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民众，但是却摊上了全世界最糟糕的精英阶层”.好一副“主上不明，奸臣当道”的精彩描述。似乎二十年来国有企业一败涂地都是“国际垄断利益同盟代言人”在中国人民背后捅刀子的结果。“至少要先闭上嘴睁开眼睛，来看一看中国的经济现实。而不是象樊纲说的那样要下定决心继续瞎说”。这位先生看了中国经济现实没有？有没有做过哪怕是肤浅的调查和回顾，就在这里对别人指手画脚，大发阙词。
这位先生举了若干个案例，以说明国有企业的竞争失败是政府保护不力和国际垄断势力暗算的结果。那些例子我没调查和研究过，不能乱说。我只想说，我这里可以随便举出无数个案例来说明由于政府保护，国企不思进取，效益低下，依靠行业保护混日子。也可以举出无数个例子，由于“所有者缺位”，官商勾结，上下其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化公为私。据我所知好像没有那个“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主张贪污私有化。我可以同时举出若干个例子以证明很多外企在中国赔本的事实。这位先生摸到象腿就说大象是大柱子，真不知让人从何说起。这种糊涂观念恐怕不只这位先生一人所有，好像很普遍。
“中国的改革改的不仅仅是１９４９年之后的３０年里形成的东西，那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同样存在的转轨问题和体制问题。中国的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对象，那就是成百年甚至上千年里形成的东西——民主法治传统稀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难题。转轨问题和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改革异常艰难”（樊纲）。这句话被这位先生认为是“ 庄生活鲋，水必决于西江式的漫无边际的思维，主导了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全部头脑，把微观管理问题无限制地宏观化，进行不知所云的推论和言说，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也深刻地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家“立场在先、问题在后”的研究模式，他们所关心的全部问题和出发点，都在于在中国建立精英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典型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和意识形态工作者”。好一副“多谈点问题，少说点主义”！真是夏虫不可与之语冰，坐井之蛙不可与之谈天。我与樊钢和其他的经济学家没有任何交情，没给他们吹捧的义务。只不过觉得这位先生实在无知，是无知得大有来头，无知得理直气壮，无知得义愤填膺，无知得头头是道，居然文章上了北大的在线大学堂，实在为免误人子弟计，必须出面替几位学者说几句。
中国改的究竟是什么？一步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包括对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欧美人能创造现代技术文明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开发并贯彻了人类交往的规则，它抑制了机会主义和权力的滥用。这种规则被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不断演化完全是由于欧洲各国开放了贸易，旅行，移民和思想交流，这种开放性对掌权者施加了系统的约束。并且在统治者想要保持和吸引财富的商人，资本家，企业家和熟练劳动者的政区里，逐渐演出了私有产权，对政府垄断和私人垄断的抑制，法治，以及民主的，受限制的政府。这种制度一直演化下去，尽管经受了多种冲击，它仍然生存下来了，而且至今未看见有任何死亡的征兆。
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国有制，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以周王名义的国有制，根本不存在私有制，任何人和财富都归周王名义的国家政权所有，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等级的人都有自己阶层的权利和义务。秦汉以降，郡县官僚体制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制度特征。“以官为牧，以吏为师”政府主导型结构一直是政治与经济的常态。有兴趣的人翻翻《中国近代经济史》会发现，我们八十年代搞得一套，19世纪洋务派早就搞过了，只不过当时改革的阻力之大，今天不读史的人是无法感受的。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私营企业遇到的问题几乎和现在如出一辙。我们在1949年所没收的所谓官僚资本实际上就是国有资本。在利用国家力量进行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这一问题上，当时国共两大党已经有共识了。问题是由那个政治集团执行而已。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了，始终是脱不了政府主导的路子。而无独有偶，俄罗斯也是如此，从彼得大帝的改革算起，到斯大林的工业化也是政府主导。成就和中国早期的工业化一样，有目共睹。但代价之沉重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条路子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支撑不下去了。呼拉拉大厦倾倒之后，其原体制造成的落后从道德的败坏到工厂的失修程度，令西方最尖锐的批评家都为之瞠目结舌。我们相对而言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文革和邓小平。文革使极左派名声扫地，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不断给予人们的自由权利的过程，政府不断退出经济领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由于文革的后果而阻力极小。今天三分之二的产品与服务都是由私营部门提供的，而他们消耗的资源只占总资源的三分之一。毫无疑问这一过程将持续下去。
了解这些就大致明白樊钢的话，我们正在改变我们几千年的制度路径，变政府主导为个人主导，这是一个混沌且明确的过程，也是个人自由权利得到不断保障的年代，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自汉唐以来，活力将最为充分爆发的年代。当年梁启超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认定自己所处的年代是“三千年所逢之巨变格局”，他们都说错了，我们所处的才是。我为自己能处于这样的年代而激动不已——任何一个认真读史的人大概都会与我有同感。
至于这位先生在感慨什么呢？、“中国农民和农业的根本出路丧失”，“ 为什么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与西方如此不同 ”，“中国国防工业装备能力的下降”，“中国科技力量的流失和科研“个体户化”。不错，都是问题，但只有进了坟墓的人没有问题，已经灭亡的民族和国家没有任何问题。别说这些问题完全不能由几个所谓奸臣式的学者负责，就是由他们干的又如何？把这些问题要一一说清，我恐怕要写一本书才成。但从这位先生的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味道实在令人厌恶，不得不让人这样说：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及政治模式一直持续下去，而没有任何推动迹象，无疑会有经济及政治危机发生。而那时象这位先生诸如此类的人物又会借着人民的红色狂想重复今日的呓语，将我们的道路又扯回以前的路子上去，这才是我一直为之担忧的，但愿这永远只是红色狂想下的呓语。我们的伟大的民族和国家永远摆脱它，走向繁荣与富强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