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容我先把对香港的感受描述一下。
七十年代末，上初中的时候，我看过一本《香港风情》的短篇小说集，书中写了些资本家剥削打工者，男男女女畸情乱伦之类的内容，香港的光怪陆离，道德沉沦，投射在我心中，形成的是一个“臭港”印象。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位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突显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和垂死性，告诫中国人资本主义道路可走不得。
九三年，我终于有机会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参加在香港举行的招商会，这才第一次真实地感受这个“邪恶的香港”。当时的赴港签证不是在公安局办，要通过英国驻华大使馆审批，所有操作程序与出访其他主权国家并无二致。那时，政府还要补贴七百元的置装费：黑西服，白衬衫，深色领带，黑皮鞋。赴港之前，还要交代外事纪律，不得干有损国格的事情。我们大队伍从皇岗过关，一过海关，护照便被收走，唯恐有人逃跑。“外事无小节”（周总理语），到香港就是外事，不可乱说乱动，遇到可疑的人要及时报告。
在香港呆了一个月，出于好奇，我在铜锣湾的电影院门口溜达，想看看三级片。当年我从来没有看过黄片，想约一个级别比我高的人壮胆，那位上司严肃地警告我：按党组织规定，看黄色电影，要开除党籍。既然他这样说，我只有单独行动了。影片终场时，灯突然亮了，我吃惊地看到给我宣布有关规定的领导也在场，我低头不语，迅速撤离影院，总算没有弄个头顶头的尴尬。
那时候，港人也热情，动辄就请吃饭，自小出身贫寒，我以为的海鲜不过是海带、虾子而已，终于见识了苏眉，象拔蚌之类“新奇”海鲜。媒体也很有生气，什么都敢说、敢骂，好多同行的人都躲在房间里看所谓“反动书籍”，咀嚼那些政治大逆；来港不易，等于走出国，得为七大姑八大姨购买礼物，那时主要买的是北角或者是背街背巷的便宜货，有些小商小贩嫌我是表叔，还敲竹杠，庞大的招商团，大包小包，俨如一个采购团。在美心快餐，可能见我们西装革履，估计我们是大陆人，有的起头还当众骂我们“土匪”，后来才知道，那种人大多是国民党残兵败将，或者是右派分子来港的。
那时候，我们对香港的心理体验，用“尊崇”来形容比较恰当，这种情怀我相信很多内地人都有，不然你解释不了这样的现象：香港的小混混可以把内地的高官骗得团团转；香港的小打工仔在内地做了大老板；内地的美眉也被香港的老头纳为二奶或太太什么的…… 九七年之后，赴港程序越来越“内政化”。过去，多次往返港澳通行证一个省不过十来个名额，持证者皆非等闲之辈。回归后，为了支持香港，赴港之门大开，赴港就不那么稀罕了，也不再有出国的个感觉了。再加上，内地越开放，香港较于内地的优势也越弱，比如，做市场，港人以前是内地人的老师，现在，内地不太需要这个老师了；做金融及衍生工具交易，香港人过去也是内地人的老师，现在海归多了；……；甚至媒体也是这样，内地虽无东方、苹果，但也出现了很“八卦”的都市报，也有了狗仔队，也有了时政杂志，也有了素质一流比香港办得更棒的财经报纸，内地就差英文报纸和政治评论稍逊香港了。内地人一旦进一步转变观念，摆脱一些束缚，将释放出惊人的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内地人心中，香港似乎正演变成中国的另一个城市，“不过如此”油然而生。
这些香港普罗大众看得非常清楚，董先生等少数几位行政首长看得也很清楚，但香港有许多高官并没有看得太清楚，他们对内地的心态还停留在九七年前，简单说就是三个字“看不起”，最近的事例是，广东“非典”初起时，钟南山院士两度赴港提醒重视，但却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因为钟是中科院士而非英国皇家科学院士。凡此种种就造成了香港一次次发展机遇的丧失。作为中央政府，维护香港“一国两制”和经济繁荣是国策，有其长远的政治考量，不会把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来对待。不过港人也要看到，越来越开放的中国是让香港的机会增多了不少？还是空間被压缩了？ 管理学中有“区隔”的概念，任何一个产品没有差异、没有个性，产品就难以推广了，同样，香港的特质，如国际化也深为内地所依重，香港的行政理念，公务员制度，金融资本的市场化运作也值得内地好好学习、借鉴，这些其实也是香港的根本。更加国际化而不是“内地化”，也许是香港与内地城市竞争的杀手锏——这就是我的观察。
写了这些文字，我想这样说：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国际大都会，中西文化的一个窗口，但它又不只是中国的另一个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