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常说过去的十年是「失落的十年」，其实中国也像经历了「错失的十年」。
十年前，当我在北京西郊一间公寓里的电视屏幕上见到了两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时，脑子一片茫然，它太富有戏剧性，除去好莱坞电影，我再难找到相似的参照坐标。
我当然感到悲伤，尤其是看到有人从高楼上坠下的镜头，相比于巨大的浓烟与坍塌的楼身，个人是如此渺小、脆弱。美国也是最令我心仪的国家，从Thomas Jefferson的自由理想到海明威的小说，再到硅谷的创新精神，都散发出无穷的诱惑。对我这一代来说，不管北京政权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多么浓烈，我们仍一心想生活在美国，那些高喊的反美口号，都是虚假的。
除去震惊与悲伤，我也感到一种难言的兴奋。我二十五岁，从大学毕业不久，是一张刚刚创办的报纸的编辑。这是我第一次清晰体验到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此之前，不管是天安门事件还是苏联解体，我都因太年幼而感受不到直接的冲击。这一次，我不仅有意识到它的意义，还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我可以在报纸上阐述它的意义与影响。
我旋即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看法可以表达。我的报纸不能派遣记者到现场，我也缺乏对应知识的背景，其它中文资料也乏善可陈，于是我严重地依赖于英文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但不管我多么爱纽约，也不能假装自己真的是美国人，假装理解他们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恐惧与愤怒。
一种内在的焦虑随即而来，什么才是我的声音，才是一个中国评论者的独特观点？我的中国意识第一次苏醒了。之前，我曾拼命想逃离这个国家的一切，它的政治环境、文化传统，想去拥抱一个更丰富的世界（它当然是西方），但此刻，我感到倘若没有自己的落脚点，我根本无法去了解世界的变化。在潜意识里，我还感到一种受挫的自尊，我为什么要成为西方同行的传声筒？
接下来的变化既出人意料，也响应了我内心的需求。美国人发动了全球性的反恐战争，把军队派往阿富汗与伊拉克，阿拉伯世界成了它的战略中心。而中国似乎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它避免了成为另一个苏联式的对手，它还享受到了一个不安定美国的好处，大量资本涌向中国。
到了二零零四年左右，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谈论它可能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这对我是个奇特的冲击。我从未把「九一一」视作美国衰落的开端。一直到二零零一年底，中国还在努力地加入WTO，期望融入国际经济秩序。我们的商业领导人期望成为Jack Welch，大学期望变成另一个Harvard，媒体人则想建立中国的《纽约时报》，三权分立更是被自由派知识分子视作中国政治制度的未来。很少中国人觉得自己能领导世界。
不过，世界对中国的热烈谈论，也给我一种虚荣。倘若中国真的要走向舞台的中央，像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那样成为领导性的国家，我这一代必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对个人雄心的多大的满足。毕竟，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愿意宣称自己正身处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
这种情绪因为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奥运会、二零零九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变得更为显著了。似乎中国真的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它不仅可以举办了使人瞠目结舌的体育盛会，还能抵御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国不仅崛起了，还要将统治世界。
也在这过程中，我期待的雄心并没有实现。「中国模式」的话题越热烈，我们这些报纸编辑的审查压力就越大。我不仅没有机会参与到一个大国转型的过程，还被迅速地边缘化。中国的崛起与英国、美国不同，它更像是卑斯麦的德国，它由国家（State）驱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裹胁了整个社会。它们都厌恶批评与追问，而这正是新闻业的天职。
回顾过去的十年时，美国人常说这是「失落的十年」，标准普尔降低美国国债评级的举动更加剧了这种情绪。但中国真的不可避免地崛起，成为新的领导者吗？
我的个人感受却大相径庭，中国也像是经历一个错失的十年。在表面上，它的确日益强大。经济增长的速度无人匹敌，军费开支迅速攀升，它培养了世界上最多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但一旦深入其中，你会发现在中国内部腐烂的速度同样惊人，政治权力越发傲慢和僵化，面对危机时，它只想保持自己的权力；私有经济的活力迅速被国有企业的垄断所挤压；大学教育沦为权力与金钱的俘虏，培养出一代没有灵魂的青年；市民空间尚未成熟就已被控制、收买；互联网没有转化成自由表达的渠道，反而越发变成了群众语言暴力的发泄场……国家权力再度吞噬一切社会的、团体的、个人的独立力量。中国被迅速获得的财富、权力、国际声望压垮了，它变得更自满与封闭。
我的中国意识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我不是要借助一个崛起国家所带来的虚荣，而是要直面这个国家内部的困境，描述在一个崛起中国背后的巨大黑暗，那些被忽略的个人命运。
历史充满了意外，这是「九一一」给我带来的改变，我相信，它也是很多中国青年人的感受。来源：亚洲周刊许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