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态下，在人的言语和行为的背后，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动机的，否则人的言语便成了胡言乱语，人的行为便成了无的放矢，从而变得不可理喻、匪夷所思了。因此，动机问题，也是常常是被人们拿来说事的。譬如，对于一个人的言行，只要认定他是好人，是和我们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就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的动机是好的，即使他的言行带来了坏的后果，也会说他出发点的是好的，只是好心办了坏事而已；而只要戴着一副有色眼镜认定了他和我们不是一条心的，属于敌对势力范围的，就会说他是居心不良、别有用心的，这时候他的言行本身反而变得不重要了，会被视而不见。在法律的范围内，动机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要素，是进行法律定性和量刑的重要标准。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这决定了犯罪的不同性质，进而决定了量刑的轻重不同。同时，还有一种罪名叫“犯罪未遂”，即具有一定的犯罪动机，并且还采取了一定的犯罪行为，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而未得逞。它虽然并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仍然被定性为犯罪。法律固然可以而且也必须讨论动机问题，然而，法律却是只针对行为，而不针对思想观点的，法律领域所存在的动机问题也都是行为方面的，而不是思想观点方面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观点背后的动机问题，却也往往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在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上，人们一旦发出尖锐一点的声音，动辄就会扣上居心不良、别有用心的帽子，善意一点的，也会说你们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不要为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所乘，等等。甚至作为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的政府，作为人民的公仆的官员，当面对民众对政府和政策和行为的批评、质疑时，也会从动机上去寻找“微言大义”，一旦把对方的动机抹黑了，就一棍子打死了。
某个城市召开政法系统大会，表彰全市“十佳政法单位”、“十佳政法干警”和先进政法单位、先进政法干警。市委书记在会上说，现在四面八方的人，一提这里就想到“打黑除恶”。咱政法战线的同志，在这么短的时间，就组成100多个专案组，全力攻坚，把那么多犯罪分子缉拿归案，绳之以法，为民除害，真是大快人心! 他又说，在“打黑除恶”中，我们严格把握政策，一开始就明确要求：在问题定性上，不压低，也绝不拔高；在打击范围上，不缩小，也绝不扩大。要不枉、不纵，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整个过程中，公检法司各负其责，各个环节都严格掌握，依法有序进行，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那些喜欢挑点毛病、说点闲话的人，也话不多。至于那些本来就心怀敌意，硬要把“打黑”说成“黑打”的人，就随他去编、去说吧，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世界观的问题。中国真要出了什么大问题，他们是要喝酒的。
在他到这个城市任职后掀起的这场大规模的打黑运动过程中，就一直伴随着社会上巨大的争议的。人们不否认打黑活动的必要性，人们更多的是质疑其是否把当地黑社会的状况夸大了，这样做是否有为日后的政治前途而做出政绩的成分。人们批评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式的执法，由于不严格依照照法律程序，并对现有的律师制度进行了打击，对司法独立制度造成了戕害，事实上已经沦为了“黑打”。 他在这场表彰大会上一方面说，咱政法战线的同志，在这么短的时间，就组成100多个专案组，全力攻坚，把那么多犯罪分子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另一方面又说，在“打黑除恶”中，我们严格把握政策，一开始就明确要求：在问题定性上，不压低，也绝不拔高；在打击范围上，不缩小，也绝不扩大。要不枉、不纵，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只要细心一看，就可以看出这两段话前后存在着巨大的悖论。不可想像，采取运动式执法还能够做到严格地依法办案，要做到严格地依法办案还能够采取运动式执法。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却要兼得。他口口声声说是依法办案，但运动期间制造出来的那起律师案又该作何解释呢？那律师第一案被判处一年半，刑满后当地政府又出于某种目的再次将其公诉，再度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以至高层发话进行了干预，结果当地检方只好以证据不足为由撤诉，这一闹剧也才最终划上了句号。如果说是依法办案，那么，公然违反不二诉的司法原则再次起诉是依法办案，接着又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撤诉也是依法办案，这岂不成了咄咄怪事！
至于他说到的“如果中国出了大问题，那些否定打黑者是要喝酒的”，这也符合既得利益集团一贯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套路。凡是持有不同政见者，甚至只是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进行批评，由于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就要被上升为别有用心，危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高度，从而获得道义上的优势。民众对政府的永远都有批评的权利，而顺应民意、对民众负责却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对于社会上的批评声音，政府需要做的是认真加以听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民众即使说错了也不该由他们来负责任，否则，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保障？政府的责任又体现在哪里？即使是持有不同政见者，只要他们在行为上没有损害国家的利益，也不能动辄从动机上去抹黑他们。
其实，中国真要出大问题了，要喝酒的也绝不会是我们普通民众。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说我们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谁也无法掩盖的是，我们的经济社会还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挑战，甚至还埋藏着一系列巨大的危机。目前，在物质上日渐富足起来的同时，我们的国人却普遍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精神上的焦虑和不踏实感，即普遍对社会现状存在着各种不满，却又看不到消除这些不满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经济发展起来了，但我们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遗留下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我们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十分没底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次移民潮悄然兴起了。与前两次分别以留学生和偷渡客为主的移民潮不同的是，这次移民潮的主体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人士，包括高技术人才、演艺圈的名人以及富翁等阶层。就是各级官员，也与这一波的移民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即使他们本人不能移民，但他们的家属很多却已经移民了，甚至还出现了不少全家都移民出去了只剩下官员本人还在国内的“裸官”现象。目前，这波移民潮方兴未艾，而且势头越来越猛。而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移民却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他们即使这一方面的愿望却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中国真要出大问题了，这些已经持有绿卡却还在国内发展的人士，他们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我们平头百姓却无处可逃，只能留在家里承受这一烂摊子。宁做太平犬，不为乱离人。古老的生存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老百姓是不会揭竿而起的，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社会保持稳定，最不希望看到的是社会出现巨大动乱。
直接产生后果的是行为和言语本身，而不是它们背后的动机，因此，除了法律层面以外，我们要就事论事，就行为论行为，就言语论言语，而要少在对方的动机上做文章。你说我有这种动机，我说我没有这种动机；你说我的动机是坏的，我说我的动机是好的。动机这问题是不纠缠倒好，一纠缠便纠缠不清。而且不管是否存在动机，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动机，都改变不了行为和事实本身，而又只有行为和事实本身才会对我们产生直接的影响和作用。你说我居心不良也罢，别有用心也罢，只要你拿不出充分有力的理据对我的行为和言语进行反驳，你仍然难以以理服人，你徒拿动机说事只能更加说明你的虚弱无力。而我再怎么标榜自己的动机有多好，只要我的行为和言语本身存在着漏洞和硬伤，我再怎么嚷嚷也是白搭。还以重庆市的打黑运动为例，民众对它发出的各种质疑，政府作为的对民众负责机关，有责任也有义务公开事情的真相和过程，如果公众有道理，就要诚恳地接受批评，进行道歉。如果与事实有出入，就要用胜于雄的事实予清，以消除民众的各种疑虑或者误解。那种对于民众的质疑不予理睬，反而拿动机说事的态度是十分不负责任的。道理道理，就在于事实真相如何，是否符合逻辑，而不在于背后的说不清道不明，无法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动机。
正因为动机问题是如此的微妙，如此的难以捉摸，我们就只能在法律的范围内讨论动机问题，法律之外，莫论动机，至少要慎论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