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悦悦实在过早地承受了人生的磨难。才两岁，她就经历了被车子碾压、多名路人见死不救的人性冰冷。同样叫人唏嘘的，是女孩的苦难经媒体密集报道后，又呈现奇异的转折。
据说这两天前往医院看望悦悦的爱心人士络绎不绝，其中不少人坚决要捐款，包括有企业主当场捐赠5万元（人民币，下同，约1万新元）。到昨天为止，社会各界献出的捐款已超过27万元。
小女孩如今命悬一线，即使挺过眼前一关，她最好的结果也是成为植物人，救治所需费用必然庞大。爱心人士的捐赠，可谓雪中送炭。
然而，人们更忍不住要指出，如果肇事的司机送她到医院，或者过路者伸出援手，这个幼小的生命也许还有机会健康长大。爱心来得早点，就不必一拥而上。小悦悦的故事，让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社会的“见死不救”问题，猛然变得更为突出、强烈而刺眼。正如广州学者李公明受访时指出的，舆论与社会对“见死不救”的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中华民族真到了最缺德的时候？舆论的提问汇成响亮的声音，敲打人们的良知灵魂，也冲击了人们对国家、对社会的认识。
中国人也善良得惊人
如果断定中国人已公德尽失，这种绝对化的说法其实经不起考验。因为突出的实例反向证明，中国人有时善良得惊人。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全国民众都投入到抗震救灾的热潮里，许多人千里迢迢到灾区送水送粮、当志愿者，连乞丐都将乞讨到的钱捐给灾民；再靠近点说，今年7月温州发生动车事故，当地居民争先恐后到医院献血，抢救遇难者的热情也让外界印象深刻。
与此同时，报章上也有大量反映社会失范、失德的新闻报道，轻者如经商不重诚信，重者如生产销售有毒食品，见死不救。当“老人跌倒扶不扶？”这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都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时，莫说表现公德，就是连做一个正常人的水平都够不上。
认真将上述情况并列比较，应该认识到，中国社会与人心状态极其复杂，13亿庞大人口中包括各式各样人，如果取其一端，可能任何论点都能找到大量论据证明。
不过，中国民众献爱心似乎倾向于群体行动，习惯于“被动员”，不论动员者是机关单位、政府、还是媒体。行政组织安排或是通过大众传媒做道德宣讲，都可能迅速调动起各界善心，甚至造成人人争先恐后献爱心的效果。
反之，当个体单独遇到一件需要伸出援手的事情时，那种义字当头的情感好像很难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对他人不幸与求助信号的漠视、冷漠，怀疑，或者逃避。爱心在集体的舞台上大胆发挥，在个人空间里萎缩。这个吊诡现象折射的是社会成员人格的不健全或独立性不足。究其根源，当强大的体制掌控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连献爱心都长期被“包管”，民办自助组织受到防范与怀疑，那个人的独立精神不彰就不足为奇了。
广东媒体本周找到了数名本月13日下午经过小悦悦身边的路人，他们大多否认看到小悦悦，只有一名妇女表示为此后悔内疚，其余人的态度属于典型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给个体人格发展空间
正当中国社会为小悦悦揪心，为“见死不救”问题纠结时，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正在闭门开会讨论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究竟是一种反讽还是高层议题切中了社会需要？人们将各有解读，但是显然，通过开会讨论来推进道德建设，作用可能很有限。正如有观察人士评论的，没有文化自由，哪里来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样的，如果国民没法建立健全的人格，坚定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道德，也是无从谈起。
昨天，广东政府发起“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执政者着手处理群体性冷漠的社会现象，出发点值得肯定。不过，除了传统的“大讨论”、“大宣讲”以外，还需要思考一些根本问题，即怎么让人发挥自主性，支持社会成员人格健全发展。社会道德是公共议题，但是其基础是社会成员的私人品德与素质，这就是私人领域的问题，要加强社会道德，关键是给社会、给个体人格予发展的空间。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