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分子边缘化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严格定义是，以传播知识和推进知识的发展为己任,并且能够阐述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的群体。现代知识分子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因为，从那时起知识分子逐渐摆脱了历史上文人对权贵的依附状态，具备了独立性，主动地立足于权力结构之外，自觉地以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加以批判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因此，不论从事什么专业，只要能够超越专业的限制，深究与“国是”相关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的良知，几乎是社会道德理想的化身。知识分子承当了过重的历史重任，头顶上的光环近似于圣人。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知识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批判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离，实践知识分子从批判知识分子领域中分离出去，批判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在技术经济为主体的现代社会失去了原有的优越性，渐渐演变为不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如托尼••本尼特所说的“不满的文化”(culture of dissatisfaction)。实践知识分子与批判知识分子，双方彼此缺乏对方拥有的特性，形成了“各说各地”式的“单行道形式”，甚至双方互相隔膜、互相贬低。
知识分子这种自身的分裂，根源于知识本身的分离，专业分工如同一条锁链，是在国家、民族和群体等制约以外更难以逃脱的制约，它捆住了知识分子的手脚，使知识分子处于一种名副其实的“身心”分离的异化状态，必然给现代知识分子带来荒诞的悲剧命运。
尽管19世纪以来，人文学科拼命向自然科学靠拢，自命为“社会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可这不但没有增进自身的客观性和公理性，反而在自然科学的比较之下，沦为“末流知识”。特别是在强大的“政治要求”和“经济效益”的压力下，人文学科不断萎缩为被政治经济势力随心所欲利用的工具。因此，人文知识分子此时不再是社会的立法者，至多是某些政治经济观念的解释者，或者说已沦为政治广告和经济广告的制作商人。因此，还是不要再自称什么“人文社会科学”了。所谓“科学”不过是近现代西方知识的特有称谓，相对于整个历史长河以及广阔的大千世界而言，近现代西方只是一个片断而已，问题在于人们总是自豪地夸大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作用。“人文思想”足以表达人类在信仰、道德、理想等方面的精神追求，“人文思想家”比“人文社会科学家”更合适。
在当前这个物欲极度膨胀的时代，人文思想和人文知识分子已经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因为此时人们主要生活目标是要享受现代化的物质成果，人文思想作品对一般人来说，只是人们饭后茶余众多消费品中的一种，快餐式的文化消费的目的是及时享乐，而不需要独创性、深刻性的思想。学术论文没人理睬，散文随笔到处泛滥。可见，知识分子边缘化主要是指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而边缘化是相对于主流中心而言的“非中心”状态。从世界范围内看，绝大多数青年及其家长对学习专业和职业的选择，很少有人再主动选择人文思想研究的。久而久之，人文思想研究成为人们不屑一顾的职业，尤其是在网络时代，人文思想研究有可能演变为人人都能“比试”两下的业余爱好。网上文学和网上论坛就是人文思想研究大众化、业余化的集中表现。勿庸置疑，这是网络信息时代民众走出被权力和经济控制的传媒之外，关心社会问题、参与人文思想研究的可喜现象，表明即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人类的精神需求也是不可毁灭的。可以预见，体制外的网络虚空间，肯定能够开拓出全新的人类精神活动空间，从而为人类文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但是，这种情况对于专业人文思想研究工作者来说，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挑战。过去人文知识分子独霸人文思想疆域的时代不复存在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危机到来了。
20世纪中期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心转向了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已成为“显学”，而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认同问题。由于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扩张，加速了各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文化趋同的趋势日益明显，于是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被提了出来。特别是随着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的不断加剧，人文知识分子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更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认同”（identity）一词，在哲学中是指同一性，而在社会学中是指个人与他人所具有的共同想法和心理默契。文化研究中的“身份认同”(status identity)，也可以译为“身份同一性”，是指个人对自己所属的群体特征所持的认可和接纳的态度。例如肤色认同、性别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等等。
所谓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是指知识分子无归属感、无家可归的漂泊心态。知识分子认同危机的主要原因及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是近代人文主义问世以后，个人地位和权力的无限伸张，使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摆脱了对民族、国家以及群体的依附性，原有的归属关系动摇了，人的身份同一性显现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二是20世纪以来，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的同步进行（哈贝马斯语），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日渐模糊，在所有文化认同当中，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包办代替了其它的认同，在不知不觉中缩小了介于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那种知识分子活动的社会空间，这使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群体本应有的群体意识基本消失了。
三是人文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难以形成塔弗尔（Tajfel,H）所说的“内群体”，因为社会身份主要是通过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区别与比较来实现的，现实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遭受到来自权力结构的支配，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的分离，以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商品社会“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立法职能”（Z.鲍曼语）。
四是在全球化和多元主义的影响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个人身份方面首先实现了跨国化，跨过了国家、民族和党派的界限，成为跨国知识分子。这也使得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古代，以士大夫阶层为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主要以参与政治为使命，学术研究只是实现其理想的手段，还有中华民族特有的“内向”性格的影响，使学术研究大多偏向现实的政治伦理，学术始终是为政治权利服务的附属工具，而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特别关注外部自然和信仰问题，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从根本上失去了纯学术的独立地位。屈原的“离骚”按鲁迅的说法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孔子是在周游列国不得志的情况下，才办起了“私学”。除了庄子等极少数知识分子以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力争进入政教合一的“官学”，使自己的身份得到官方的认可。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主要是以谋士、辩士和游士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东奔西走，为的是得到主子的赏识。东汉“党锢之祸”，按照徐复观的说法是“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实际政治的第一次尝试”，结果遭到失败，此后从未成功过。因为，在主理左右国家政治的皇帝、宗室、外戚和宦官这四种非理性的的夹逼下，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导致“气节之士”的历史悲剧命运（牟宗三语）。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然而“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科举制以及八股文等等，把知识分子统统送上专制文化体制内的轨道。在专制政治压迫学术自由的恶劣环境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只有一条，那就是官方的政治认可，士大夫宁为主子而殉节。当然，不能否认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分子曾有过一定的觉醒意识和相对的自由。
在近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诞生的，他们接受的主要是西式教育，这些知识及其价值观念与他们在生活中从祖辈那里传承下来的传统习俗和价值观念有很大差异，许多知识人的内心充满了外来文化知识与内化的民族传统之间的矛盾，“中西体用之辩”即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特别是在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关头，大部分知识分子投身于革命潮流之中，这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如果是无论何时政治问题始终压倒学术问题，知识分子本身份内的事有可能被荒废。西方汉学家普遍认为，中国文化不能响应现代化的挑战，而中国知识分子也似乎默认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尖锐对立的。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奋起捣毁“孔家店”，挖了自己的祖坟，拼命向外寻找能够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武器，师日、师欧、师俄、师美轮番试验，文化建设始终处于被动的引进接受状态。在此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已是一种边缘文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求得世界主流文化的认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遗传下来对王权政治的“附着依恋症”，被现代知识分子以另一种形式继承下来。
极左政治时期，在改天换地的“革命”大局面前，“整个民族都屈从于这个词”（娜杰日塔•曼塔姆语），知识分子只剩有服务意识。知识分子和其它人一样都是国家的人、单位的人。人人只有“所属格”的我们，而没有“独立格”的我。人们共同帮助知识分子割掉旧文化的尾巴，以实现翻天覆地的宏伟目标，知识分子成了被改造的对象。有些知识分子还产生了一种“原罪”意识，罪在自己是剥削阶级文化的代言人，在不断检讨和忏悔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良知，蜕变为极左政治理论和舆论的传声筒和应声虫（yesman），有人自戏为“嘴力劳动者”。因为停止发问即停止思想，而停止思想的人“仅仅是发出的声音而已”（克里玛语）。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余英时所说的渊源于法家以及黄老之术的“反智主义”传统，在此时以“革命”的名义再现了。知识分子在接受再教育的同时，放弃了学术研究的职能和社会批判的使命，整个民族处于“独语”状态，知识分子决不可能在政府与大众之间行使监督和批判职能，整个社会失去了预警系统，最后整个国家陷入“十年动乱”。一位哲学教授说：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结果没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惧（王小波语）。显然，任何思想创新的火花，都被知识分子心中占居的“思想警察”无情地镇压下去了，更为可悲的是，一些知识分子还把“思想警察” 秘密地传递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或者自己喜爱的学生，以图消灾免祸。知识分子这种残酷的“自我审查”，代替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因为所谓身份认同已全部归结于政治权力的认同，这样知识分子就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不再进行独立思考和个体言说。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还有梁漱溟、熊十力、陈寅恪、顾准、张志新等人鲜明地反对极左政治，然而他们毕竟是极少数，而且遭到不同程度的封杀或镇压。永远不可忘记的是，这些被封杀的对象恰恰是我们民族仅存的正义和良心啊！知识分子长期得不到官方的信任，他们哀叹：“我爱咱的国呀，可谁爱我呢？”（老舍语）。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危机，而是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的危机。流亡海外的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在1958年就向全世界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预见到了中国文化的认同危机，力图以创造性转换的新儒家挽救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由上可见，从古代士大夫的悲剧命运，到极左形势下知识分子的变态畸形，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一）知识分子在追逐潮流中的自我取消
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曾有过担当思想解放主角的光辉岁月，然而“广场请命”未果，结束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实现政治革新的天真美好的愿望，从此许多知识分子不再“以天下为己任”。世界范围内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以及文化教育市场化的大潮，使知识分子面临多种选择，因而知识分子群体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多元主义的盛行，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犬儒主义成为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许多知识分子在消解了中心话语霸权的同时，也消解了自我。有的知识分子像过去积极参与“革命”活动那样，现在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化”的商潮之中。真是难以想象，一些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由热血沸腾的“政治动物”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经济动物”，“适者生存”就是他们的生活逻辑。有些人很快换上另一幅面具出场了，又在为新的“宏大叙事”拼命造势。知识分子频繁变换截然相反的角色，让人们实在无法接受甚至嗤之以鼻，这就更进一步加速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解体。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总是像“应声虫”式的追风，也许能加官进爵，然而这无疑是一种否定自身价值取向的自杀行为。余英时把知识分子的追风行为称之为“自我取消”，
当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全身心地追求物欲满足或官方荣誉的时候，他不只是心智的贫穷，而且是知识分子精神生命的彻底结束。实际上，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学术真理，知识也好，学术也好，不过是加官进爵的敲门砖。在现代“科层化”的平庸时代，一个人从小到大，分数、学历和文凭是进入主流社会的入场券，而技术职称、行政级别和物质财富的占有量乃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人文思想何用之有？权贵阶层的高学历化和知识分子的权贵化，二者的结盟，使真正的知识分子几乎被淹没在以技术经济为主体的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茫茫大海之中。
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追根寻源在于，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过分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其它方面的认同都归化到民族和国家正统架构之内，而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是根源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族群认同。这原本“无意识的”血缘认同，在国家意识形态有意识地强化下，逐渐演变成思想情感过于偏向出身籍贯的“情意结”。在现代世界民族国家多次重新组合、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情况下，给文化认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性，例如今日的欧盟，而局限于过去那种以“族群认同”为主干的文化认同，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视野具有很大的遮蔽性。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全新的共同文化群的认同意义要大于基于血缘关系的族群认同。
显然，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不等同于单一的国家民族认同，也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价值选择求得更有地位的价值体系的确认。因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已不再是找个认同对象的问题,那样的认同总不免要产生一定的依附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种民族的文化传统已不再是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唯一对象，也不是现代知识分子思想资源的唯一源泉。顺便指出，如今的“海归派”与“本土派”之争没有任何思想文化意义，只有争夺主流的意义。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是在多种文化共生语境中，反思和融通多种文化传统构成自己的思想资源，形成既有国别特征又具普世性观念的文化身份,这表明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自觉。自我认同的基础是自我反省和自我评价，直至达到新的自我确认。然而，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并不是固步自封式的孤芳自赏，而是通过痛苦的“精神炼狱”，建构知识分子自己的主体性和特殊性，以实现知识分子的新生。
虽然，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使知识分子远离了权利中心及其真理中心，但是这样却能够使知识分子冷静地反省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社会定位，明确了什么是知识分子自己应作的事，什么是知识分子不应做、也做不好的事。（参阅拙文《共生语境中的边缘文化》，见北大新青年“中国学术城”网站）尽管这是“迟到的反思”，可这毕竟是在有效地响应边缘化的挑战。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边缘化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由于边缘化使知识分子找到了自我，更因为边缘化的特殊境地致使知识分子具有了自己的特殊优势即“超越性”，从而实现了真正的自我认同即价值重建。知识分子是在多种超越中实现了自我认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体制上的超越。少数人文知识分子，挣脱了“国有化”、“公司化”和“学术研究集体化、项目化”对个人思考和表达的羁绊，比如王小波主动走出体制之外，做一个不媚权、不媚钱的自由思想者，强烈抗拒技术经济社会给人类带来的思想同质化和思想平均化的倾向。他们在思想上与当下这个时代的主流思想不完全一致，如舍斯托夫那样伸张人的个体存在价值，努力“保持个体言说的属我性”（刘小枫语）。于是，知识分子与其它人相比总是发出“不同的声音”，对现存的社会秩序来讲，也就成为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异质话语”（heteroglossia）。这种“异质话语”对政府来讲，表面上看是一种麻烦，可实质上却代表着介于政府与大众之间“第三种力量”（葛红兵语）。政府与知识分子并不是天生尖锐对立冲突的一对，在共生语境中知识分子作为“第三种力量”，对整个社会起到了一个良性互动的作用。通过体制外的超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实现了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二是地位上的超越。清醒的知识分子不会竭尽全力去追求虚伪的名声和荣誉，他们放下过去知识分子那种高高在上的知识精英的架子，主动低下身来“从下面看”（below to）（哈维尔语），像摩罗、余杰等人就是自觉站在弱势群体或底层民众一边，以“公共型”知识分子的身份，运用开放的理性和说理的优势，质疑现实中的权威，分担或消除弱势群体的疾苦。
三是时间上的超越。传统意义上那种具有社会关怀、追求人文精神、探求终极真理的知识分子，成了被人们嘲笑的时代落伍分子。就此说来，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转世轮回为“非知识分子”，那些极少数人文知识分子，如托尔斯泰、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等人，他们不是为当代而存在，而是为在历史和未来献身，他们是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保持者，大致上预见到人类即将陷入的境地，所以他们是跨时代的人，甚至是他们生活的时代所不容的“历史先知”。
四是空间上的超越。由于各民族文化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人类知识具有跨国界性，因而知识分子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中介。他们在思想上突破了国家、民族和地域的限制，具有普世性的学术视野，探究人类终极关怀问题，如爱因斯坦、伯林、乔姆斯基等（参阅拙文《论多样性视野中的普世性》，见北大新青年“中国学术城”网站）。知识分子的跨国性与跨国公司知识分子不同，后者以追求经济收入为目的，献身于一个经济实体。经济利益是跨国公司的主要驱动器，他们的运作方式以及打造的产品（包括打造出的媒体、大学和研究机构），对今后人文思想研究将有重大的影响。人文思想者对此应持一定的警惕态度，防止自己的思想研究被跨国公司所左右。
五是精神上的超越。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其它阶层相比，更偏向于灵魂层面上的追求以及纯学术公理的探索。他们特别反感没有信仰自由和思想独立性的所谓的“富裕生活”或“福利社会”。在某种的情况下，他们不一定离开现存体制,例如王元化、李慎之、朱学勤、林贤治、钱理群、戴锦华、崔卫平、谢泳等人，就是在现存体制内以“内在的精神流亡”（刘小枫语）或“思想的逃逸”（林贤治语），抵制来自社会国家化和权力市场化对精神创造的无声扼杀。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人的心智领域，他们不是“驯服的办事员”，而是一个“创造性灵魂的行列”（克里玛语）。他们不一定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言人或发言人，只是个体心灵生活和个人价值的充分体现，“贝多芬只有一个，将军和勋爵多得是。” 知识分子全力争取的学术自由，实质上就是人们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个人意愿的权力。正是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和鲜活性，人们才不至于被谎言和虚假的繁荣所迷惑，才能够剔除假冒伪劣的文化垃圾，消除人类生活导致粗俗化和野蛮化的可能性。
五、结论
以往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是在寻找一个至高无上、包罗万象的体系的认同，那种认同确实能够给知识分子带来心理抚慰。值得警觉的是，在这种“母子般”的亲情抚慰下，知识分子可能会滋生思想上的惰性和生存上的寄生性，从而失去知识分子的本质内涵。如今在全球化的开放时代，知识分子以自己特有的超越性，会通了世界上多种思想资源，整合了原有的知识结构，深刻反省了自己的精神谱系和过去的所作所为，奋力推进文化更新和价值重建。正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知识分子自我反省和文化重建的精神超越过程中，知识分子看清了自己在社会中介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真实地位，从而应当在二者之间发挥良性互动作用，以维护社会的公正；明确了自己的特殊使命是“质疑、批判知识现状和社会现状”；发现了知识分子群体能够对社会所做的特殊贡献是，培育人的精神生命，呵护人类精神生命的价值，防止人类精神生活出现空洞。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边缘化中自我认同的结论。
（完稿于2002-04-19）
注：此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山东大学数学系郭林博士的支持，他阅读了初稿后即赋诗一首予以鼓励，特附文后，以示谢意。
偶作七律
郭林
自古无用乃书生，东奔西走求认同，
穷儒空发贫女怨，奔犬慨诵离骚经。
子中先生拍案起：何须热脸贴冷臀！
对牛不若争超越，读罢如沐在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