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道：
“……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对照之下，斯大林钦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给了马克思“过多的侮辱”，而拿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来硬套中国的历史，则给了马克思“更多的侮辱”。
社会由人组成，而人要延续自己的生命，就必须拥有一定的生活资料，所以任何社会的存在必须以物质生产为前提，而物质生产总是在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进行，并且在此基础上树立起政治、道德、法律等等上层建筑。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如果不去固守超历史的“五阶段论”的公式，而是遵循“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分析法，就一定可以找到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钥匙。
中国古代社会与西欧根本不同：一是经济基础方面小农生产占绝对统治地位，二是上层建筑方面一切服从于君主专制。中国小农经济—专制主义的社会结构在西周就已经成熟，在秦汉时期被巩固下来，到明代中后期已经走到了极端，到清代则是强弩之末了。其间的变化不过从分封制转向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同时一步步走向了绝对君权。但是，这种小农经济—专制主义的社会结构何以能绵延三千年之久？
一方面，中国广袤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使得小农生产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因此，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往往表现为“量变”，即小农经济的扩大。这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同化其他游牧民族或农业民族及其文化。但是，小农经济其实是“糊口经济”，基础非常脆弱。随着人口的增长，一旦它在豪强兼并与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无以为继，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就会爆发，造成生产的极大破坏和人口的极大减少，而后新朝确立，休养生息以恢复生产，而后历史重演，循环往复。中国古代社会竟要以这样残酷的方式来延续，怎不令人扼腕长叹？！
另一方面，既然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它反过来就要穷尽一切手段来维护这个基础。这主要表现在“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儒表法里”的统治术，严格的户籍制度，鄙视“奇技淫巧”，国家垄断手工业和商业，实行“海禁”，不得已而抑豪强兼并等等。总而言之，除自然因素外，其他一切可能危及小农经济的因素或者一切可能与君权分庭抗礼的力量都被抑制、被扼杀或被禁止了。这也意味着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发生“质变”----转向工商业经济----的一切可能性都被窒息了。
所以，同样应该承认，专制主义的中国古代社会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不是中国社会自身否定之否定的结果，而是西方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输入中国的结果，换句话说，它是由“外因”推动的。然而，一旦它在中国产生，它就开始作为“内因”参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结果之一，是造就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政党。
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从小农经济向工商业经济过渡。工业化需要资本。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向外殖民，而只能靠发展农业来实现工业资本的积累。为什么中国革命必然发生？为什么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根源就在这里。毛泽东在实践中自觉地站到了农民的一边，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成为了中国革命当然的领袖。
蒋介石本来也有机会，尤其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中央权威已大大加强，地方势力已大大衰落，和平是人心所向，美国政府支持他，苏联则在国共之间两面下注。倘若他真有诚意启动宪政民主和土地改革，他是可以建立不朽功勋的。但是，他把共产党视为“动摇国本”的心腹大患，并自恃武力强大，最终不仅站到了农民和工人的对立面，也站到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所以，国民党的溃败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台湾的工业化进程是怎样的呢？蒋介石把黄金珠宝运去了台湾，同时带走了一批知识分子。黄金珠宝帮他稳定了金融和物价，赎买制的“和平土改”也得以实行，这大大促进了台湾的农业，为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知识分子则发展了台湾的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些条件再加上冷战体制下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以及世界新技术革命时代的产业转移，才是台湾“起飞”的真正秘密。没有这个工业化进程，台湾的民主转型就不可能实现。
但是，蒋介石身后留下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大陆。大陆之大又岂是台湾可比？苏联的援助解决了一部分资本、设备、技术和人才培养的问题。但这远远不够。大陆的工业投资只有通过压低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来强制积累一途。国际环境的压力又迫使中国走上了重工业（国防工业）优先的道路。这必然造成一种潜藏着紧张关系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在毛泽东看来，维护这个体制就是“搞社会主义”，否则就是“搞修正主义”或者说“复辟资本主义”。令人慨叹的是，不受制度约束的毛泽东囿于这种理论和认识上的局限，急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意孤行地在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上一错再错，不仅造成了他个人的悲剧，也造成了整个民族的悲剧，甚至使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中国从1949年到1976年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这为后来的开放和改革奠定了基础，但是农民为此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而且有些牺牲是完全不必要的！
工业化同时也是城市化，这个过程在中国仍未完成。由于中国庞大的农业和农业人口，期待仅靠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来带动农村的发展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城市也有城市的问题。出路在哪里？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因势利导，把农民从高度集中的体制下解放出来，结果农业快速发展，温饱问题也得以解决。同时，农业的发展为城市改革和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但农民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太久，特别是小平南巡之后，城市经济开始高歌猛进，而农村在城乡二元体制下被制度性地抽干，虽然打工经济可解一时之渴，却无力支撑农村的长期发展。这种剥夺农民、涸泽而渔的做法必然走向穷途末路。农民抛荒就是对这种状况的一种反抗，而农村凋敝就是对这种状况的一种控诉。所以，必须尊重农民，保障农民利益。为此，国家必须解放农民，为农民提供各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简而言之，“政府扶持，城市相助，农民自由创造”才是中国城市化的正道。其中最重要的是，把自由决定和自由创造的权利还给农民！
纵观中国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尊重农民，保障农民利益，中国就向前进；不尊重农民，漠视农民利益，中国迟早陷入停滞、动荡和倒退！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农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