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这门显学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一旦出现不同的声音，都会在学术界和社会人群中引起轩然大波。这种状况的产生除了鲁迅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之外，更在于人们长时间以来对其所做的阐释的积累。在相当多的人的眼中，鲁迅已成为一种超越学术的思想标志和政治标志。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历史，对于鲁迅价值的评价从来没有像近年这样众说纷纭，甚至是针锋相对。这本身表明了中国学术思想尺度的变化和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觉醒。研究者大都从鲁迅世界本身入手，努力与鲁迅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个体认证，而各自研究结果的价值取向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鲁迅的伟大与平凡或平庸之间进行选择，分别描绘着“大鲁迅”和“小鲁迅”的形象。大者，从民族文化与当下中国的发展出发，思考鲁迅作为“民族魂”的代表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小者，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在把鲁迅拉近人间的同时，更多地看到了鲁迅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所可能具有的人性的弱点：尖刻、冷漠甚至是平庸。对于后者，我们暂且称之为个体化理解，而且是接近负面的个体化理解。这是近年来鲁迅研究中所出现的值得注意的倾向。
第一，就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认识而言，个体化理解是对作家个体认识的深化
个体化理解是把鲁迅作为人类的一个普通的个体进行日常化的研究，其目的是追求对象的生活真实和性格真实，突出其作为“一般人”所具有的“人性的弱点”，包括性格的弱点和人格的弱点，以剥离其原有的思想“附加值”。就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认识而言，这种个体化理解是对作家个体认识的深化。而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而言，又是作家研究和历史认识的多元化的表现，其产生和存在本身就初步表明了当下中国学术思想环境的良性发展。因此，在这样一种历史传统和思想现实之中，首先必须以公正和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近年来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的“重评”及怀疑鲁迅思想价值的现象。不能像有的人那样对“重评”的反应过于偏激，在政治和情感上“捍卫”的心态过重，把一种思想和学术之争看作是两个政治思想阵营的斗争，从而使有意义的探讨有了更多的政治性色彩和情绪化因素。面对这一状况，应该进一步从学理层次系统地对这一思潮进行辨析，从而为鲁迅思想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中的价值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个体化理解的最初起因，可能是出于对历史上神化鲁迅的反拨，它是以还原鲁迅个体人格为目的的人性“归位”。就研究主体来说，这也是一种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归位是对鲁迅研究史的清理，也是对神化了的鲁迅的一种大幅度的有效剥离，使鲁迅及其世界与当下人们产生了亲和感，使之重新回到了人间，走近了现实，并且通过研究者的自我感觉和理解而为人们描摹了鲁迅世界中可能存在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这种个体化理解本质上是一种自然形态的研究。应该说，这也是对过去并不十分真实的鲁迅世界的一种补充和丰富。早些年“鲁迅是人不是神”的命题，就是在这样一种认识下产生的有重要价值的典型理解。但是，今天在同样的意识下产生的专注于“鲁迅的缺欠”之类的话题，却明显是一种负面性的个体化理解。
第二，个体化理解的结果是对鲁迅思想价值的限制和怀疑使鲁迅丧失历史批判的真实性和现实批判的合理性；
前面说过，个体化理解是以发现鲁迅所可能具有的一般的人性的弱点而告终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鲁迅思想和人格上有没有缺欠，而在于对鲁迅思想价值的本质作如何判断。也就是说，在当下情况下应该如何发现和判定鲁迅思想的价值。毫无疑问，鲁迅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如果着重从普通人这个角度来认识鲁迅，那就同认识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个体化理解在展示人性的丰富性的同时，亦展示人性的复杂性。以人的一般性来削减鲁迅的思想高度，最后就必然局限了鲁迅的价值。批判力是鲁迅思想的最大价值和能量，怀疑和贬损鲁迅的结果，就是使鲁迅的历史批判失去真实性，现实批判失去合理性，并且最终使其丧失批判的权利。
追求一个人的生活真实，是一种历史的研究，具有一般作家的史料价值，而注重一个人的精神价值则是一种思想史的研究。经典的意义就是指某一思想范畴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长期的适用性，并由此而获得意义的扩大。适用性的基础就是对象与当下社会现实的直接对应性。或者说，正是由于某一思想存在着长期的适用性，经过历史的检验才被经典化的。经典不应该是脱离现实需要的、僵化的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等纯粹的形式，而是活的思想原则和行为准则。经典化理解就是确认研究对象的超越性价值，在肯定的前提下，突破当下的价值界限，将其思想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作为普遍的价值尺度而获得长久的意义。简单地说，经典就是使价值界限无限延伸，成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思想范式。
鲁迅的思想价值是超越性的。以还原个体人格为目的的负面性理解，忽略了鲁迅思想价值阐释的当下思想环境，忽略了其所作结论的消极性影响。鲁迅的价值不是个体性的，应该置于历史的发展和当下的环境中去理解鲁迅的意义。在当下文化思想环境中，对于鲁迅思想价值的经典化理解要比个体化理解更为迫切和重要。 甚至可以说，从学术价值的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对于鲁迅一定程度上的神化也是有意义的。人文科学的价值的长期被轻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目的的局限——纯粹学理价值的追求。只要思想的适应性或者批判的对象还存在，思想本身就具有价值；如果要产生影响，必须放大效果。经典化理解并不是出自于对一种神圣权威的简单捍卫，而是作为对一种有效的思想价值的坚持。个体化理解至少应该与经典化研究相结合。
第三，个体化理解忽视了鲁迅形象在当下年轻一代人心目中正在灰色化的趋向
必须看到，鲁迅与当代人已经发生了疏离和间隔，这种疏离和间隔不只是因为时间和空间上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思想和人格、性格认识上的原因。1999年《北京文学》对56位青年作家关于“鲁迅意义”的调查、王朔的放言和葛红兵的“悼词”等，就从文化观念、文学创作、心理个性乃至人格境界诸方面直接对鲁迅的人文价值产生怀疑。或将其视为文化激进主义的主要代表，或作为“人性的弱点”的集中体现而进行或明或暗的批判；而有些学者则从文化反思的心理出发，通过高扬当年鲁迅思想对立面的一些国学家的方式来暗示鲁迅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评的偏颇与失误，从而构成对鲁迅文化选择和新文化方向的否定。例如,对“学衡派”、梁实秋、周作人、辜鸿铭等人的重新评价中便在相当程度上包含有这种否定意义。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中对于鲁迅贬损的言论则更加直接。
例如，仅在2001年10月6日《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中便有如下的帖子：
“鲁迅，爱国贼。比汪精卫这类汉奸还可恨。爱国贼，只骂不谏、只拆不建，懦夫、笨蛋。”
“鲁迅除了骂人实在看不出有何优点，简直是红卫兵的先驱”等等。
同年9月30日在《网易文化自助餐》“鲁迅论坛”中，有人明确提出了“打倒鲁迅”的口号：
“鲁迅在思想的神坛已经霸占了太久，以至后世的文人站在鲁迅的阴影里谦卑着，谦卑不是美德，谦卑不过是一种虚伪的忍让，这个世界上最需要讲究的是新陈代谢，凭什么鲁迅要站在城堡的顶端接受万人的膜拜，凭什么一个腐朽的尸骨还在今天散发抢眼的光芒，山河已经巨变，惟鲁迅不倒，这是对中国文人智慧的讽刺还是对时代先锋的嘲弄，鲁迅尸骨已寒，但棺材和墓碑仍在，这是阻挡我们立下更大墓碑和更坚强的牌坊的唯一障碍，所以我们要打倒他，推翻他，重建一个属于我们时代精英的天堂。”
从网络上的言论中明显看到，鲁迅不时成为青年人攻击的对象，其态度之昂扬，其言语之激烈，为几十年来所罕见。而鲁迅过去与青年人是最为接近的。在这种情况下，某些研究者从文化观念、心理个性乃至人格境界诸方面直接对鲁迅的人文价值产生怀疑，对于鲁迅个体人格上的“还原”可能会强化鲁迅在青年人心目中灰暗，扩大鲁迅与他们之间的思想距离。还原的必要与否要取决于思想环境，在不同的思想环境中还原的效果是不同的。
历史研究是为了寻求对象的当代意义，通过当代人的阐释而使其价值重新定位。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或思想都必须于现在有益或有效。因此，当代意义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直接目的。对于鲁迅研究而言，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鲁迅世界的完美性，而是要保持其思想的主体价值，认识其当下的有效性。因此，对鲁迅进行经典化理解，追寻其当代价值，就应成为当下鲁迅研究的主要任务，并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鲁迅价值的工具性的肢解而放弃这一追求。以鲁迅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关系和价值为主要研究内容，按照“思想本体——社会时代——意义价值”的逻辑过程，形成当下鲁迅研究的基本思路，从而印证鲁迅文化批判与社会历史对象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一般文化建设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原则。
鲁迅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与未来。事实上，当我们把当年鲁迅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评的基本思想移入今天中国文化与社会状态之中，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相似的对应关系，批判者与批判对象似乎共存于同一时空。这一现象表明两种意义：第一，它表明鲁迅思想的博大精深。一位真正的伟大的思想家的价值，不仅表现为他对过去和现在的深刻认识，更表现为他由此而推论、预见未来的能力。今之所有，为鲁迅昔日所指。鲁迅思想不仅具有历史的价值，而且具有当代意义。第二，它表明中国文化与社会思想发展的迟滞或重复性。半个多世纪过去，时间对中国文化来说似乎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一切都在历史的循环之中。这两点使我们终于明白，鲁迅的思想与当下思想环境基本是不和谐的，也正是这种不和谐表明了鲁迅思想的生命力之所在。
鲁迅思想的经典性价值就在于提出了一些对中国现代化转型有着至关重要的课题，而这些课题又是经过鲁迅阐释却未能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真正完成的。我们说过，经典具有高度的模式化和长期的适用性。鲁迅思想的经典性表现为历史的总结和预言，具有广泛的实用性价值。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具体的针对对象，决不是束之高阁的纯粹形式或思想说教，是一种切身体验的结果。例如，鲁迅对于阿Q 们的剖析，表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判断逻辑：一时的压迫会产生叛逆，但是长期的压迫可能就会制造奴隶。从压迫到奴隶，其中间过程就是习惯，虽说习惯是被迫形成甚至是通过暴力作用的结果。鲁迅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目的不只是中止暴力，更是要中止习惯。 对“众治”的批判和参加革命党，对政治的形而上否定和投身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其中种种矛盾，种种困惑，都可以从“立人”、“致人性于全”那里得到解释。“立人”，不仅仅是纯思想的，更是具体的行动。思想永远要超前而行动则必须要适时。“人国”重建的两大前提便是思想的启蒙和政权的颠覆。鲁迅在这两大行动中都站在了前列，他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把二者集于一身，即使他内心永远承受着其中价值悖论的痛苦。痛苦来自于思想的深刻，思想的痛苦可以转化为价值资源。今天，我们终于能从这痛苦中领悟出这样一种意义：政治革命的胜利决不等于思想和道德变革上的成功。切身的体验成为一种形而上的判断，具有了模式化的特征和长期的适用性。
鲁迅一生中提出了无数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命题，而这些命题无论是对于历史中国还是对于现实中国来说，都具有经典性的价值：“改造国民性”、“致人性于全”、“世界人”、“幼者本位”、“拿来主义”、“反抗绝望”、“习惯与改革”、“无物之阵”、“瞒与骗”、“精神胜利法”、“一切都是中间物”、“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反抗绝望”、“过客”、“看客”、“大时代”、“人各有己”、“解剖自己”、“面子问题”、“黑色染缸”、“中庸与卑怯”、“儒术与儒效”等等。每一个命题的背后，都经历了一个深刻而痛苦的思想过程。通过这些命题，鲁迅为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民族人格、个体人格的重铸确立了基本的框架。这些命题以及鲁迅关于这些命题的阐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其所确立的思想道德境界，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当下之所以有“说不完的鲁迅”之说，其思想渊源就在这里。
鲁迅是一个“人之子”，又是一个“战士”。他留给世界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形而上的普遍人文精神与形而下的具体社会变革的思想实践的结合。他不仅贯彻历史也提供逻辑。他从合理性的境界和现实性的存在来构筑历史。我们小心翼翼地从经验层次剥离出鲁迅思想史的价值成果，把它贡献于人类面前。作为一个伟大而独出的思想家，我们差不多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证明了他真正的伟大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