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中有一个思维定势,总是单面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而且虞夏商周各代王朝都在黄河一带建都,文化中心从黄河中下游向外扩展。有人甚至认为长江文化区域长期处于蛮夷匮乏状态,直到六朝乃至宋代,南方才成为发达地区。这种看法在如今的考古发现面前已经站不住脚。
长江上中游的成都平原田野考古发掘,表明古代巴蜀先秦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已然形成:宝墩村文化(前2700————前1700)————三星堆文化(前1700————前1150)————金沙遗址(前1200————前600)等,尤其是近年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面具和玉器等文物,表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一脉相承。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许多不同于殷墟甲骨文和中原青铜器文字,这些巴蜀特有的符号文字,至今无法识读。可以说,三星堆等珍贵文物的发掘,呈现出长江文明在史前的辉煌灿烂。
但是,面对这样辉煌灿烂的文明,有人仍用一种殖民文化的眼光看中国。如苏三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三星堆大猜想》,认为全球文明是同源的,即人类文明都发源于一个中心区域,各个文明并非割裂生成。三星堆文明不是内生而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Semite)人,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的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即古犹太人的一支,他们在历史上曾大规模地迁徙,后经过现在的伊朗、印度等国家及地区,于4000年前左右来到成都平原。因此中华文明起源于古代中东,犹太人是中国人的祖先之一。在我看来,这位作者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和考古材料,充满了误读式的理解和缺乏依据的充满主观臆断的过度“猜测”。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中,她认为文明起源地从中东不断向东方迁徙,处于东方的中华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宫外孕”。这位考古的外行用《圣经·旧约》的材料加以牵强附会的解释,认为中国文明是中东文明或中亚文明,最终都经过了基督教的熏陶。这种“中国文明西来说”,不过是再次重复上个世纪的西人斯坦因的殖民理论罢了。
事实上,不仅长江上中游具有高度发展的,文明下游地区同样有相当高度的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年代当不晚于仰韶文化;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对夏商周中原文化饰物上纹饰饕餮纹的影响一目了然;湖南澧县屈家岭文化城址距今4800年,当比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古城更早;商周时期中原王朝青铜器原料考古证实来自南方的江西、湖北和安徽,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要津是在南方;“古夜郎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更加凸现出整个长江流域文明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西亚文明起于著名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和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文明兴盛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那么可以说东方的“两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共同哺育了中华文明。“中国两河流域”及其文化意义在于,长江文明的重新“发现”“探索”,使一段失落的文明和掩埋不彰的文化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于是,整个长江流域的历史因此而重新改写,整个中华文明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乃至艺术美学史,正在重新书写。（金黔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