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偏向：单纯政治意识与单纯传统道德
并不是谁都能承认这样一种表述：精神文明建设不只是一种社会风气的营造或思想教育运动，而是一个历史性、人类性的文化工程，本质上属于中国现代化转型中人的现代化问题。而只有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精神文明建设时，才能体会到倡导者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进入现代化起点之际，即以文化先觉者的超前意识提出了“根抵在人”，“立人而立国”(1)这一20世纪中国最根本的历史课题。然而，由于时代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人们对于人的现代化问题不断产生认识的误差和方法的失当。人的问题包含有多个层面，政治、经济上的胜利决不等于人的真正解放。进入当代社会，这一问题又先后被两种力量所绞杀：“文革”时代被政治之神的影子遮蔽，改革开放时代又被商品之手拉走。所以，重提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实质上是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史留下的空白的填补，是现代思想的一次实践，也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再也不能回避和耽搁的重要课题。
当历史确定这样一个主题之后，便是一个如何把握其实现方向问题。从近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价值取向存在着两点值得注意的倾向。
第一，单纯政治化倾向。这是对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横向构成理解的偏颇。
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应是全民族、全社会的观念和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文化素质当然不是纯知识性、技术性的，而更应该是观念性的。但是，这观念又不应该仅是政治意识形态性，而更应该是人的价值、权利和义务的自觉和发展，即一种现代公民意识的确立。由于长期以来政治本位主义的惯性力量，使一些人太愿意将上面的工作作为单纯政治工作来对待，一旦涉及到人的精神问题便轻车熟路，走上单纯政治化的平坦的歧途。于是，在貌似庄严的政治高度下把一个完整的问题肢解了，也就是把人的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单一化了。要知道，政治的逻辑不等同于文明的逻辑，阶级意识也不等同于人类意识。政治对于人来说，往往是片面的，而文化则是全面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在当代社会，人，不能成为政治的动物。
第二，单纯传统道德倾向。这是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纵向构成理解的偏颇，也是其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最大偏向。
毋庸置疑，精神文明建设的倡导在很大程度上包含有克服当下社会商品化倾向的最初动机。因此，人们往往把二者视为相克相生的消长关系。有感于世风日下，人们总有一种道德回归或复古情结，自然而然把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道德建设指向了那逝去了的、淡化了的传统道德体系。在这种道德情结之下，借“弘扬传统文化”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口号，文化复古、道德复古之风劲吹，连《二十四孝图》、《女戒》等也作为“儿童启智丛书”、“女性丛书”在商品机制的参与下被隆重推出。齐声合唱的是道德回想曲。
两个命题：人类意识的同一性与人类文化的时代性
针对以上两种偏向，我不避嫌疑，试着提出两个相关的命题。一个是人类意识的同一性命题，一个是人类道德的时代性命题。
对于第一种偏向，必须介入人类意识的同一性命题，坚持精神文明建设的人类性取向。精神文明是一种当代的人类意识，具有民族、阶级的超越性，文化和美德并不特属哪一阶级哪一民族。当我们把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甚至像70年代那样把人性、爱情都判给了资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自己还剩下了什么？正像美国西点军校用“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作为品德教育的楷模一样，我们也完全可以让自由女神站在中国的大海边微笑。当不时听到要把某某大学办成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口号时，我总有一种疑惑：为何哈佛、牛津大学不提出要办成一流的资本主义大学？解释这一疑惑的只能有一种答案，那就是无论是雷锋还是自由女神都不只属于哪一特定的阶级，哪一特定的民族，而是属于一种人类的共同意识和美德。
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以博大的胸襟提出，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表明对于人类文化和精神文明同一性的认识。文化的同一性是指一种主体性的或阶段性的文化共同发展趋势和欲望。这一整体趋向，就是在世界现代人类意识的框架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国民族人格的现代性重塑。作为当代人，我们要追寻人类共同的精神生命之路。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整个过程中，文化观的冲突往往都来自于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的强调。而其后在一种特殊的内外环境下，又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政治意识上的差异。精神文明建设的阶级差异当然存在，但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到其中人类意识的共同性，从而超越一般的人类文化和政治异质观，而把精神文明建设包含在人类意识的同一性命题之内。
人类意识的同一性命题，为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人类观”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认识论。
这种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认识论是要求我们以人类文化观来对现代文化和世界文化进行认同。对于文化接受者来说，首先必须确定这样一种意识：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无论资产阶级文化还是无产阶级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构成部分。现代文化不是西方的专利，对于现代文化的接受，要从原来的异文化意义转化为人类文化意义，接受不仅成为一种外在义务，而是一种内在权利。因此，中国文化转型和精神文明建设首先应该建立一种“人类文化”意识，把文化接受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文化权利，要淡化文化接受过程的阶级异己感，强化人类意识认同和文化转型的主动性。正像当年古代中国文化成为周边民族和地域的共同文化资源一样，今天，以现代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当代人类意识，也可作为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的价值取向。在“人类文化”观之下，文化的时间性（传统与现代）和文化的空间性（阶级、民族与地域），都具有了新的意义。而就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东西方文化才具有了互补性、可融性的基础，才能尽快而充分的融汇成新的文化。如果说人类意识和文化不具同一性而仅属于一个阶级、一个民族，那么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传播也就不会发生，世界文化至今应仍处于氏族部落的时代。按此逻辑，古代周边民族和地域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接受也无从谈起了，而马克思主义也不会从德国古典哲学中产生。相反，如果我们能从人类文化同一性的角度，从古代中国周边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心态来思考，那么，今天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时的心理也就会趋于平衡了。
对于第二种偏向，必须接受人类道德的时代性命题，坚持精神文明建设的现代取向。文化价值判断具有时代性，时代差异必然带来本质差异。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完整的思考和实践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最终决定性环节便是时代性现实性。它要求我们基于世界的时代的高度，执着现在，永远实践。
按照线性发展的时间逻辑，关注“现在”实质上是着眼于中国文化与世界现代文化的时差对比，完成现代化转化的时代要求。这也是精神明建设的时代命题的核心。文化时代是一种思想意义，是一种价值观念，我们所关注的便是如何使传统中国人变成现代中国人，因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要完成这一转化，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复古心态和未来空想。
复古的弊害不在于其是一种情感性的心态，而在于其是一种文化判断与建构的非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现在的否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来自于复古价值取向，即使对未来的理想期待，亦不过是远古境界的复归。复古以过去为最高境界，必然拒绝变革，必然以否定现在为前提。它在一种文化系统发展的线路上，设置了终点，而这终点恰恰是一块历史的界碑。复古论或循环论于是便成为中国人历史观与文化观的“老调子”，也是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所必须面对的道德难题。而执着现在就是对动态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肯定，它为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具体的、活的内容，它来自于文化的时代差异与文化的价值差异关系的辨析。
执着现在，就是承认变革而又追求变革、否定永恒价值。不能用昨天的尺度判断今天而又为明天确立标准。任何文化在时代性这个价值尺度下都必须发生变化，必须适应当下规范，其文化原有价值都不具有无限的延长性。真正的“本位文化”、“永远的美德”在此意义上是不存在的，时代性才是文化的本位，才是道德的永久尺度。精神文明建设中应该包含反对复古执着现在，建构现代道德体系的整个思考。而单纯传统道德倾向却让我们看到了那样一幅不谐调的图景：一轮明月挂在正午的天空。在现代化的尺度下，以儒教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体系具有不合时代性。
近年来，以海外新儒学为先声，一种声势浩大的儒家文化复兴论在某种意识形态的保护下，乘兴而起。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单纯传统道德倾向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儒家文化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们对儒家文化作出了一种动人的解释，显示出其对传统文化生命价值的强烈自信，描绘了一派儒家文化未来发展的浪漫景象。有人大胆预测，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儒家文化的时代；有人认为，前30年是西方文化独领风骚，后30年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便要取代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2)。东风浩荡，浩荡东风，中华文明不仅是人类远古文明的源头，似乎也成了现代文明的终点。种种预言和推断都表明同一种意义，那就是儒家文化是拯救人类未来社会的一剂灵丹妙药。文化之母征服了政治强人，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被儒家复兴的呼吁所掩蔽，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复古文化阵营在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中组成。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就呼唤要以东方文明来挽救西方文明。认为西方文明已出现“疲敝”，只有走“中国的路子，孔子的路子”，才能有救 (4)。而据当时报载，欧美、日本亦颇有一些人士称“二十世纪将为支那人之世界”(5)。对此，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曾著文批评道，这种东方文化论实质上是“凭藉个人的主观，制造了一个‘整齐好玩’的文化轮回说”(6)。一往情深必然带来一厢情愿。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梁启超们所畅想的那个人类东方文明中心时代的到来，却看到了一幅相反的图景。一个新的世纪又即将开始，新的文化畅想也已经开始。我真担心历史又将展示一幅一厢情愿的太虚幻境。
当下中国，问题如山。面对这如山的问题，或者是为了回避这如山的问题，人们开出这复兴儒家文化的药方。作为炎黄子孙，我从心底里希望有那么一个文化狂欢节的到来：中华文明发扬光大，成为人类文明的万花之根。但是，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吁，而在于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在西方后现代社会，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已经确立，不惧怕非现代文化的挑战和冲击。而且由于现代文化的烂熟，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文化，相反能给“物化”社会中的人们以精神慰藉和心理调整。因此儒家文化具有非本质的适应性。西方社会虽然不断有人高崇中国传统文化，但并不是作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来接受的，更多的是对一种“文化木乃依”的欣赏，审美的欲望远大于功利的欲望。鲁迅当年就曾多次明断：“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赏鉴”(7)，这本身就包含有一种文化权利的不平等，因为享受现代化是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作为曾经为人类文明做过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最有权利和资格享受现代文明的恩惠。在前现代社会，儒家文化维系社会伦理秩序，通过加强王权而强化人治国家的地位，它具有本质的适应性。而只有在现代化转型社会，儒家文化则具有本质的不适应性。因为一个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实质上就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保护固有是一种文化本能，是历史的既定和承传，不用着意呼吁，便已经根深蒂固。所以说，在当下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加大反传统的力度，是加速和加深现代化的最佳方式。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也是今天精神文明建设再也不能回避的历史课题。“人类意识打底，传统道德镶边，时代性作尺度”也许是最佳选择。 我们已经迟疑了一个世纪，历史和世界留给我们的机会不多了。
注释：
(1) 鲁迅：《坟 . 摩罗诗力说》。
(2) 季羡林：《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论文集》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
(4)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5) 《二十世纪之中国》，1901年5月《国民报》第一期。
(6)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转引自曾乐山《中西文化和哲学争论史》，第13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
(7)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