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本实质上是不断变化着的事实评价的价值体系，因此，每一种历史无时不在改写和重写的过程中。发生的历史是一种事实，评价的历史是一种文本。因为历史事实在不断发现，历史文本也在不断改变评价，所以说历史总是后人写的。如果承认这样一种历史逻辑，我们能够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那就是对学科的学术本体的确认和方法论的总结。应将其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文学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从来就不是一种文学史、学术史的评价，而是关于中国现代史、党史的评价。这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评价的政治属性，提供了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党史作为政治史的典范文本，鲜明的阶级性应该成为它的生命。它的政治属性和党派性具有理所当然的伦理基础和学理基础。甚至说，政治本身就是它的全部伦理。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学家来说，是一个难以说清楚而又难以摆脱的原初性的问题。毫无疑问，以政治为本位的文学史观相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本质来说，具有独特而有效的解释权。这种解释权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现实所赋予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脱离了政治性的理解，就不可能把握中国文学的本质。长期以来，在这样的一种历史与逻辑的前提下，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文本确立了党史体系的基本评价尺度。但是党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学理性尺度，最终实质上仍然可以成为党史内容的扩大和升华。过去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多是中共党史体系的翻版，是中国党史的袖珍版，而缺少一般历史哲学的特质。文学史观应该由党史体系的单纯阶级观转化民族观、人类观、学术观。这是文学史区别于政治史的根本标志。
党史体系是建立在党性原则的立场上的，价值尺度是绝对的和单一的。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派性是其思想的本质，也是其文本的社会功能之所在。然而，政治对于个人来说总是片面的，而文化和人类性才往往是整体的。从逻辑和事实两方面来说，传统文学史观存在着历史的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给作家带来了不可摆脱的影响，从而使文学与政治一体化，文学史与政治史构成同一文本。政治需要——文学创作——文学史，成为一以贯之的思想流程，复杂的人生过程和创作过程取得了既定而单一的解释。政治要求作家的陈述要与历史之间做直接的联系，但是，文学史哲学要求文学史家不一定按照作家的陈述去理解作品和历史，要有超越性的理解。因为作家是文学史的当事人，而文学史家是事后的评判者与辩护人。后者与前者相比，评价的合理性的最大依据就在于时间上的优势。文学史家就必然是也应该是“事后诸葛亮”。 因此，文学史的当事人成为文学史家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很容易成为历史是非的近亲辩护。
从逻辑上看，由于时间的间隔和空间的变换，文学史当事人的某些观点和思想的对象与前提已发生变化，在一种新的时空条件下，其意义必然改变。例如，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的观点的批判，便具有单一的时代政治尺度。在阶级和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敌对双方你死我活的生存冲突中，单一的政治尺度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而在世界政治、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这种“人类之爱”是确实存在而且是确实需要的，中国文学所缺少的就恰恰是这种超越血亲意识、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人类性的主题。
文学史观的扩展本质上是超越党史体系的一元价值观，建立文学史的人类文化观。当我们人类文化观而不是单一政治观来看待中西方文化冲突时，我们就不仅要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且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到二者的共同性，从而超越一般的人类文化异质观和人类生理的同一观，而把它上升为一种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命题。阶级的伦理和人类的伦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命题，是建立在近代以来产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文明世界化的前提之下的。这是一种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认识论，它要求我们以人类文化观来对现代文化和世界文化进行认同。从文化哲学的理论意义上讲，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构成部分。
对于文化的接受者来说，任何文化部类都是人类文化。族群文化、地域文化在此意义上消去了原有的各个所属特性，而成为人类实存的共同文化。因此，对于现代文化的接受，已从原来的异文化意义转化为人类文化意义，接受不仅成为一种外在义务，而是一种内在权利。对于现在各民族、地域、国家的人来说，均有接受并享受现代文化的资格，其所接受的已不是单纯的西方文化，而是人类文化的共同成果。因此，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首先应该建立一种“人类文化”意识，把文化接受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文化权利，要淡化文化接受过程的异己感，强化文化转型的主动性。正像当年中国文化成为周边民族和地域的共同文化资源一样，今天，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化，也同样可以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地域的共同文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化不属于西方的专利，而应成为现存人类的共同财富。每个人、民族都有权利获取它、享受它。这一理解既是在“人类文化”观之下的一种文化心态转化，又是现代化选择的具体内容。在“人类文化”观之下，没有异己文化，都属于自己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文化的时间性（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空间性（民族与地域），都具有了新的意义。而就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东西方文化才具有了互补性、可容性的基础，才能尽快而充分的融汇成新的文化。
当我们超越党史体系的单一政治观而采用文化观来评价《讲话》前后解放区文艺界的斗争时，就会发现这种斗争本质上反映为乡村中国与都市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就会发现这种斗争本质上反映为乡村中国与都市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并不是简单敌对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是接受过现代思想和化影响的中国都市知识分子与经济政治上已获得初步翻身解放，但传统思想仍然浓重的中国乡村农民及其代表——工农干部之间在思想、情致乃至生活方式上的矛盾。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点，就可能会对过去一般文学史文本中对知识分子的单一批评做新的思考，从而对延安整风运动作出更接近真实的历史评价。同样，当我们使用整体的文化标准而不是使用单一的政治标准，重新评价徐志摩在《西窗》和《秋虫》等诗中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攻击时，就可能发现他的批评并不是出自于资产阶级的立场，而是来自于人类性的立场。联系到他同时在起它的诗篇中对国民党当局更为激烈的批判时，就会更进一步地增强我们对上面结论的支持。虽然这样一种人类性意识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气氛有较大的间隔，但是我们却不能对其本身所具有的形而上的合理性进行完全的否定。因为我们是后来人。
在一般文学史文本中，对于战争文学的评价也一直采用阶级的和民族的尺度，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评价贯穿始终。对于战争文学的评价，应该在民族、政治的尺度之外再加上道德和人类的尺度。任何战争对于个人生命都是一种伤害，对于人类文明都是一种破坏。当这一行为被赋予政治上的阶级依据时，杀戮便成为一种正义的伦理。于是，杀戮也就愈加疯狂和残酷。怎样最残酷地虐杀对手甚至无辜，最后竟成为一种智能和快乐。当杀戮成为正义、智能和快乐时，残酷与罪恶也就成了美丽的诗，成了政治上的荣誉。在这种意识之下，“闻鸡起舞”、“十步杀百人”、“渴饮匈奴血，饥餐胡虏肉”、“苦练杀敌本领”之类的行为，便成为历代英雄志士的存在价值和生活内容，成为历史的光荣和后世的楷模。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是有关杀戮和暴力描写的。《三国演义》所演绎的不过是一部关于如何最多、最快地杀人的阴谋史；而《水浒》在一种极其传统的观念下歌唱的好汉的英雄行为，也不过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乃至滥杀无辜。当听到同名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时，我不禁为历史上那“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的行为感到不寒而栗，而且为20世纪90年代还在宣传这种意识而感到悲哀。
本来是一个安分、顺从甚至有些奴性的民族，却愿意欣赏暴力和残酷，文学史中的中国人于是便成了一个个嗜血的形象。因此，我们当代的战争文学只有描写战斗英雄的《烈火金刚》、《保卫延安》、《红日》，而没有表现人类意识的《永别了，武器》，甚至也没有表现战争与人性的复杂关系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作为作者，谁都可以有自己的个别性的战争视角，但是作为文学史家必须有超越性的人类视角的评价。战争的残酷场面的背后实质上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对抗。我们的作家在描写战争的时候，往往把场面与意识之间的对抗做了过于直接的联系，没有看到或体验到那些渗透在其中的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的复杂性，不能超越战争的阶级观和民族观以透视到与此相关的更深层的意蕴。作为作家对于战争的理解，应该允许有与政治家和军事家完全不同的理解。无论是古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在战争条例上都无不鼓吹精神力量或英雄主义，英雄主义的描写应该获得一种可靠的伦理解释，也是符合人性的自然逻辑和伦理逻辑的。但是，在以往的战争文学中，英雄主义的描写往往被神化、单一化和极端化。
英雄主义的描写不只是战争文学的内容，也是表现人性的一种途径：英雄主义的描写最终是要表现人。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一种继续，那么，战争的目的就不是制造英雄，而是维护或者获得利益。所以英雄主义便成为战争的过程而非本质，至多只是战争伦理的副产品。用战争消灭战争的说法最后所带来的结果是战争的循环。
战争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存在。战争中，无论是哪一方都说自己不希望战争而是希望和平的。一般意义上讲，战争是必须谴责的，任何战争最终都是对人类社会的伤害。战争的本质是罪恶。
历史上，人类确实既反对战争又拥护战争，因为存在着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然而，从形而上的层次来说，战争本体是应该否定的。我们不希望也不会出现那种情况：所有的战争文学都表现出对于战争的拒绝和否定。特别是当我们的战争价值观处于一种英雄主义单一化状态时，对于战争本体的否定就有了别样的意义。于是有了一种对于战争生活的新的理解方式。
对于战争的理解，应该有实时评价和过时评价。实时的评价是当下的评价，而且往往是身在其中的当事人评价。要对当下战争作出形而上的否定，是很困难的，因为当下的战争评价不是评价，而是感受。评价者是感受者甚至是战争中敌对方的受害者，所以不可能超脱于战争之外。这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历史的评价者可能有的差别。反对战争体现了人类的基本理性，但当战争降临到你的身边时，那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以抗战抵制侵略，以战争制止战争。否则，你将遭遇不幸，因为你太善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量“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出现，便与其作者多是历史当事人有关。但是，“有的作家却只能传达出有限范围内的敌懦我勇或敌败我胜，甚至是一部小说的全部描写，仅仅表达为某一战役或战斗过程的现象性交待：这样，不仅消解了“历史”，而且也丢弃了应该追求的那种更为纵深的小说涵义。”（1）这是关于战争实时评价所不可避免的。而关于战争的过时评价则是非当事人的一种事后评价，从观察角度和评价尺度总有一般后来者思想上的先天优势。与前者相比，它具有更加超越的学理性因素。
三四十年代，阶级的和民族的激烈矛盾，剧烈的思想分化，使一切都政治化了。政治尺度成为一般社会存在的基本尺度，包括人们的生活行为和精神状态。政治意识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即使不是从政治逻辑出发，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社会价值，争取最广大的读者，也必须表现这时代精神。因此说，党史体系的文学史文本的政治本位意识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符合传统历史文本功能和当下实际的。但是，文学史写作是一种科学研究，对于某一对象的研究不仅要作政治性的历史评价，而且要将其从一般事实和具体环境中剥离、抽象出来，完成学术化的过程，进行一种学理性的评价。
将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加以科学、客观的理解，以确定和辨析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影响。政治性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价值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
科学无论是作为一种精神存在还是作为一种方法存在，都与单纯的信仰和权威有本质性的差异。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中，如果把《讲话》及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作为一种政治原则而是作为一种学术对象的话，那就不会只有一种评价视角和尺度，也可能由此获得对其更全面和丰富的认识。例如，就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关系来说，如果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二者更多地应该表现为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那么，对于知识分子是否与工农大众结合的判定也就不会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种结论。因为一个青年、一个作家即使在政治变革上与工农大众存在着认识差距，但在文化变革上却同样表现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支持。甚至有时在文化观念上恰恰与工农大众保持了差异和距离，才更具有进步意义。知识分子无疑要向广大的工农民众学习，而广大的工农民众更要向知识分子学习，而这后一种要求在现代化转型期的社会中更为重要和迫切。因此，我还是重复前面的一句话：政治对于一个人来说总是片面的，而文化则往往是完整的。我们敢不敢断言，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在文化性质的定位上就是大众文学的演变史。
（1）周政保 ：《作为窗口的战争小说》，见“文学视界”（http://wxsj.yeah.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