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产生在布拉格这个美丽而痛苦的地区的本世纪重要作家昆德拉（1929——）和哈维尔（1936——）被人们同时谈起，1998年《上海文学》第10期上刊登了以徐友渔先生为主的一组文章。徐友渔先生文章的题目即是《昆德拉 哈维尔和我们》，其中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思考，引起了颇为广泛的关注。随后，读到发表在《文论报》1998年11月出版的第448期上余杰的文章《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却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在这里，本来是非常复杂、有着太多牵连的问题被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哈维尔和昆德拉之间可能拥有的共同之处被抹杀，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表述被夸大到了对立的地步。结论下得如此之快，语气如此决绝，于匆忙之中甚至包含了一些知识性的错误，显然这有些轻率，并不像该文的作者自身所愿意表明的那样严肃。尤其是文中不时使用“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人”这样一种全称判断，指出有关他们的“某些秘密”、“盲点”和“生存”的“信仰”，将一个整体推在接受“批判”的位置上，并指名道姓地点出钱钟书先生和王小波先生，说他们“对历史和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这使得我十分担心在这样的作者手中，哈维尔是否有可能被发展为一根打人的棍子？担心一向处境不妙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哈维尔的被介绍，蒙受进一步的羞辱，所以感到有责任出来说几句话。
关于昆德拉
余文以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主人公托马斯拒绝一份签名破题。需要稍稍指出一点的是，在小说中，这是一份呼吁赦免所有政治犯的“请愿书”，而不是余文中出现的“抗议苏联占领期间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的“声明”，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为对读者负责起见，这样细节上的疏忽在写作时稍微查一下原书就可以避免。借用这个被表述得多少有些走样的细节，余杰接着写道：“在‘签名’这一行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则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不管签名能不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显然这里需要一点必要的过渡。昆德拉笔下人物的立场行为不能与昆德拉本人的立场行为直接等同起来。托马斯并不等于昆德拉。除非你运用昆德拉本人在某次实际的签名中的有关表现，否则不能简单地把小说中托马斯的姿态和昆德拉这个人混为一谈。这是对待虚构文本及其作者起码的常识。即使是哈维尔本人，在谈及昆德拉作品中的这个细节时，也没忘了这一点。哈维尔是这样表述的：“很自然地，在每一篇请愿书中，甚至每一个签名的行为中，都可能包含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反对昆德拉讥笑的原因，尤其它只是出现在一部小说中。我反对的是他看不见或故意不去看事情的另一面，即那些较不明显的、更为隐蔽的然而是更有希望的那一面。” 从“更有希望的那一面”出发，哈维尔反对昆德拉在1968年将苏军入侵看作是灾难深重的捷克民族的古老命运使然，认为这是对自己幻想破灭的“极力外推”。在哈维尔看来，历史并不发生在“别的地方”，我们每天做的事，都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并不在历史之外，历史也不是在生活之外。”这种区分涉及到一些更深更复杂的问题，如果一般人的“生活”也构成“历史”的一部分，那么，所谓承担“历史的责任”也就不像以前人们所说的那样“严重”，直接就是站在“历史“一边，承担比别人承担的更重要的“历史”本身，而不过首先是承担自己生活的责任罢了。所以，哈维尔本人选择签名，首先应被理解为他的个人行为，是拒绝接受降临到每个人头上的那种东西，因此也才是所有人们共同的命运及由此产生的共同责任。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多余的，就独自承担自己的生活和自己行为的后果来看，昆德拉在小说中通过托马斯所表达的某个视角，和哈维尔并不完全对立。相反，倒有许多沟通之处。
在谈到昆德拉小说中这个著名的细节时，不能将其孤立起来。事实上，在托马斯拒绝儿子和编辑带来的这份签名之前，托马斯有过两次拒绝的经验。身为脑外科大夫的托马斯在苏军入侵不久，写了一篇和自己的专业毫无关系的文章，其中他阐述了俄狄浦斯在一种完全无知的情况下犯了罪，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不知情和完全无力逃避承担责任，在真相大白之后他弄瞎自己的双眼流浪他乡。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向无力阻止苏军到来因而显得自己十分“无辜”的当局的挑战。于是他受到审查，被要求写一篇公开收回自己立场的文章，否则他就要被医院开除。托马斯在想了一个星期之后告诉对方，他“不能写一个字”。结果他被迫离开自己的医院和专业。两年以后，又有内务部的人为同一件事来找他，这回他们替他写好了改变立场的“样稿”，仅仅让托马斯签个字。最终托马斯还是拒绝了。事后他主动来到他暂时栖身的郊区诊所辞了职，“沦”为一名擦洗窗玻璃的临时工。托马斯拒绝在儿子和编辑带来的“情愿书”上签名，是他的第三次拒绝，应该放到和前两次拒绝相联系的同一背景中去。应该说，这里的托马斯并不是为了“生存”和“自保”，不管他为此所做的解释是多么的“胡搅蛮缠”（捷克人特有的幽默和自我反讽），事实上他的每一次拒绝都是付代价的——因前两次的拒绝失掉了于“体制”内的任何一个立足点之后，这次是在自己的儿子那里失去立足点（难得一见的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也将在其他自觉站到“主流社会”之外的持不同意见者那里失去立足点（实际上是失去任何社会性的和集体性的归宿。）和徐友渔先生发在同一期《上海文学》上的我的那篇文章（《面对强权和悖谬的世界》）中即已指出：“托马斯这样做最终没有获得眼前和日后的任何好处，他是在拿自己的自由做实验，他要求这种自由得到反复论证。”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仍然是个思想者，他“为思想而思想”，完全不是为了某个即将到手的利益，他承担了自身选择的全部后果。如果是完全脱离了托马斯的前两次拒绝而仅仅谈第三次拒绝，并且把它理解为是“逃避”什么，这对昆德拉是不公平的，对读者也是缺少负责精神的。不能为了符合自己的某个立场而篡改他人的原意。照哈维尔的话来说，既然“历史”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而作为写作者却缺乏基本的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他本人作为一个读者这样粗暴，何以谈论和体现出“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责任？
更进一步说，由昆德拉通过托马斯给出的那个拒绝的姿态，实际上是将某个问题向前推进一步的。托马斯有权拒绝签这个名，正和他有权做前两次拒绝一样，他愿意向世人表明这一点：他是自由的。不管何人以何种名义，都不能使他“非如此不可”。这么一个颇受争议的举动，完全可以看作向持不同意见者阵营内部发出个人自由的挑战，是向那些为争取民主而献身的人们而发出个人选择的吁求。即使在同样与专制及其邪恶做斗争的人们中间，也不能是铁板一块，“一致举手”赞成或不赞成某件事，而不允许出现其他的不同意见。试想，如果作为持不同意见者，他们一方面要求政府听得见他们的不同声音，另一方面却他们自己却不善于倾听来自身边的不同声音，不从自己的生活开始学会尊重他人的意愿和自由，不去习惯接纳在某些个别问题上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周围的人们，那么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在实际做法上和他们所反对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旦这样仅仅习惯“一致拥护”和“一致通过”而不拥有其他经验的人掌握了政权，将他们小圈子中的关系放大至整个社会，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秩序什么样的面貌呢？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不能作为“自由之身”加入到某个团体或参加某项集体活动，他没有经过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个人“隘口”之后重新出发，他不是出自个人意愿而实际上勉强被拖进某个集体行动，那么很难说他的行为是建立在自己身上，他不是以任何一种方式依附和寄生于他人，更很难想象他最终要为自己的举动付完全的责任，即由自身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而不推诿给任何其他人或其他力量。
在前面引用的余杰原话中还有这样的字样：“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到底是哈维尔认为他本人必须签，还是坚持别人也必须签，余杰没有说清楚，这很容易在读者中产生误解。据我对哈维尔的有限了解，他没有表达过任何“必须签名”之类的意思，他实际上很少用“必须”这样的词，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如果有人因此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认为哈维尔的意思是——除了他本人、别人也“必须”签名，那么完全可以说，这彻底违反了哈维尔的原意。相反，这样的立场更接近哈维尔：我签名是我自己的选择，不管对这种选择作什么样的解释，这都不可能代替你的选择。即使我自己这样做了，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或强迫别人也做同样的事。这里隐含着的一个问题是：难道因为是正义的事业，就可以要求乃至强迫别人也同样流血？如果还没有发展到仅仅想“流他人的血”（波伏瓦有一此名小说。）这涉及到另外一个对我们来说尚未澄清或尚未建立起来的问题和视角。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哈维尔
哈维尔为什么说“在每一个签名的行为中，都可能包含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东西？”为什么他不能反对昆德拉在小说中所提供的那种讥笑？难道不正是他本人，是一次次重要的签名的发起者？他为此不只一次地遭到审讯、逮捕、短期或长期的监禁？（但并非如余杰所说的那样将此视作“家常便饭”，这种事情轮到每一个人头上，都是需要极大的承受能力，何况哈维尔是一个如此热爱生活的人。）看起来，哈维尔既自我嘲讽又义无反顾地行动，这是为什么和说明了什么？他向我们提供了哪些为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这要从哈维尔本人的经历、他写作和精神上的起点谈起。
在一篇叫做《第二口气》(“second wind”）的文章里哈维尔这样概括自己在创作上的准备：“因为已经如此熟悉和掌握了‘从下面’（from below）看问题的眼光、卡夫卡的经验、法国荒诞派戏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迷恋从精确的推算开始却导致荒谬的结论，我在这些非同一般的社会情境中（它们是前所未有的和未曾描述过的）找到了我自己的最好起点。”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哈维尔解释“从下面”来看问题的眼光，不是那种替自己悲苦的自怜自艾，沉溺于某种个人的悲伤中不能自拔，或由此而生发的慷慨激昂，认为自己在代表正义方面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权利。哈维尔说的是“从下面更能看到这个世界荒诞的和喜剧的方面。”从给他个人带来巨大压力的环境中仍然看出其中的喜剧和辛辣的幽默，没有被个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所压跨，这需要有点超越的精神。毫无疑问，他对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长期遭受排斥的个人负面经验有一种适度的控制，能够将某种损失缩减在不失一个人内在尊严的限度之内，尽量减少和化解那种难以排遣的个人愤懑、嫉恨和怨毒。在1979年到1983年那次最长时间的监禁之后，在回答“你是否恨那些狱吏时”，哈维尔说道：“不，我不懂得如何去恨，这点让我感到满意。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那么便是仇恨会遮挡人的视野和使得寻求真实（the thuth）变得困难。”哈维尔这些观点可能为我们中的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和接受，但这正体现了他的确拥有另外一些思想上的起点。不难想象，一个人始终处于个人不满的怨恨中，他的头脑永远地失去了平衡，那真是可以说，这个人是继外部生活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内部生活也被彻底击跨。当然，哈维尔的这个立场和捷克民族多年与专制主义做斗争积累起来的经验有关。本世纪初的一位捷克作家哈谢克在他的为世界人民所喜爱的作品《好兵帅克》中已经得到充分的反映。昆德拉也同样
得益于他本民族的这个光荣传统。
二、在“卡夫卡的经验、法国荒诞派戏剧”等现代主义作品中发展出了非常宝贵的抵制极权主义的经验。用德语写作的卡夫卡严格说是一位布拉格作家，他短暂的一生除了疗养度假外没有离开过布拉格。关于卡夫卡，另外一位当代布拉格作家伊凡 克里玛是这么说的：“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或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惑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和真理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最个人和最内部的东西；同样当另外一部分人认为建立地上的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会失去他最个人的和最后的凭据，失去安宁和他自己的一张平静的床。”为中国读者可能忽略的是，卡夫卡所代表的个人立场、他和外部世界的距离实际上是和他对于自身的距离是一致的，甚至正是建立在和自身距离的基础之上才能保持和世界的恰当距离。哈维尔这样一种阅读卡夫卡的方式是为我们大多数人所不熟悉的：“在我们中欧的语境中，
似乎存在着一种将最认真的东西和最富于喜剧性的东西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途径。更准确地说，这是某种距离感、自我更新和将自己看得很淡，他将我们的关注和行为直接导向一种分崩离析的严肃性。难道卡夫卡，这个国家最严肃的作家，不同时也是一位幽默家？任何人读他的小说而不发出大笑（如同卡夫卡自己在向他的朋友大声朗读的那样）便没有理解它们。”很难想象，读卡夫卡的作品大笑不已是个什么情景，除非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上：有关自己没有不可以嘲笑的，哪怕是悲惨和痛苦的。这种笑显然不能和遗忘、轻佻简单地划上等号，它和最深的灵魂的悲哀搅拌在一起，是经历全部骨头和血肉粉碎的人挂着眼泪的笑，是正视自己真实处境的人从他自身的完全无力中，建立起对所有人的痛苦的同情和悲悯，和对于这同情和悲悯的自我疑虑。我们平时所反感的那种嘲笑往往是嘲笑者仅仅嘲笑别人，他自己被排除在外，仿佛能达到对别人的嘲笑就已经达到了最高真理，不需要对自己嘲笑再做嘲笑，不需要自我嘲笑，只要永远嘲笑别人就够了。因此，当他保持和外在世界的距离不想被愚弄时，却没有建立起对于自身的距离，不能意识到自身可能存在并不少于外部环境的盲点，从而沉溺于自身和有关自身的种种幻觉中不能自拔，同样非常可笑。
有关自身最大的幻觉是认为自己是负有某种特殊使命的人，是由于“神恩”得到了别人还没有得到的真理，于是便拥有比别人更多的发言权和支配权。这正是极权主义所由产生的思想土壤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萨特转述的出自克尔凯郭尔的那个“亚伯拉罕的烦恼”不应被忘记。当空中的天使发出命令：“你，亚伯拉罕，必须牺牲你的儿子。”《圣经》中的亚伯拉罕当然没有问题，克尔凯郭尔的亚伯拉罕却对此表示疑虑：那声音是否是天使的声音？我是否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即是否是他要找的那个亚伯拉罕？）证据在哪里？孤立地看这样的“烦恼”，它显得太过矫情，但如果放到一种挟雷霆万钧之势自称是不可阻挡的力量面前，即与极权主义有关的上下文中，它的某个积极意义才显示出来：当有人宣称他就是那个代表唯一的真理和未来的合适人选，宣称他是在“为人类谋利益”并强行要求别人也加入他的“事业”，宣称除了他手中的“历史必然性”便没有另外一种结局，那么可以问问这个人：为什么是你呢？为什么是这个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如果是某位个人感到了他遇上了“神恩”，知道了如何建立“地上的天堂”，他可以那么去做，因为那是他的道路和运气，但他无权要求别人也“必须”这样做，对某个“整体”指手划脚。如果是一群人宣称他们肩负某项特殊的使命（因此而不同于和高于一般人，）这些以“先知先觉”自居的人，可能很快会把这项使命发展为某些特权的，最终要求某个特殊的位置和待遇，走上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方向。时值20世纪末，人们对这类现象当耳熟能详。哈维尔所说：“从精确的推算开始却导致荒谬的结论”，便包含了这样的意思。这样的话表明哈维尔如何是一位战后的作家和思想家，他所继承的欧洲战后人们已经普遍建立的思想，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像它们应有的那样深入人心：“如果一个人的脸庞因为这个人所面临的问题的严肃而变得越来越严肃，那么他就会很快变得僵硬和成为他自己的雕像。那么一个雕像是不可能起草另一份历史文件和胜任任何人类使命的！如果你不想把自己的严肃弄到人人都感到滑稽的份上，那么你对自己人性的荒谬和微不足道有一个健康的意识。事实上，你正在做的事情越严肃，保持这种意识就越显得重要。如果你失去了这种意识——充满悖谬地——你的行动便失去了它们自身的严肃性。一件人类行为变得真正地重要，来自于灵魂深处对世间每件事情的短暂性和转瞬即逝的深刻自觉。只有这种自觉才能给某种行为注入伟大。真正的有意义的轮廓只有从荒诞的底部才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完成某种历史角色和做出这角色所需要的牺牲时，却不能和它们以及和自身保持恰当的距离，那是几乎不可能实现其目标的。”
但是另一方面，哈维尔又没有因为意识到事情荒诞的一面及人类自身的有限性而不能自拔，没有把这些东西祭起来当作新的唯一的真理。那种情况也屡见不鲜。沉溺于某种人性的脆弱和黑暗之中，否定事情的一切界限，否认一切行为的意义，取消了起码的是非善恶标准并为此大唱赞歌。被践踏的人于无意识中不仅肯定了自己的屈辱的、一事无成的地位，而且还通过嘲笑他人的正当行为来强化这种卑屈的处境。这是一个怪圈。哈维尔处于这个怪圈之外。他接受荒诞这个命题只是将其当作一个中介环节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仍然保留了一个人起码的正直、勇气和良知，保留了一个人对于世界全部正常的而非扭曲的眼光和感觉。“独立生活最重要的是高度的内心解放”。正是从“内在解放”出发，他发展出对于自己及自己行为的全部信心。即使眼下所做的还看不到明显的效果，但只要那么去做，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尊严和现在的生活，把某种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不管怎么说，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用加缪的话来说，“事情延续得太久了”，需要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改变点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哈维尔算不得什么圣人。他更像一个普通人，作了一个普通人所应该和可以做的那些事情。他和他的朋友们，包括那些所有在“七七宪章”上签名的那些人——作家、赋闲的政治家、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工人和大学教师及不愿墨守成规的年轻人，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生活受到侵犯，作为公民的权利和尊严被剥夺，因为长期被迫生活在恐惧和谎言中，不仅个性和才华遭到压抑，道德上也越来越沦为虚无，于是感到要冲破沉闷的空气，重新恢复自己的尊严和建立自己的生活，建立起码的和能够接受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底线。也许某个更大的灾难还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但已经活生生地发生别人身上，因此他本人的底线也将受到威胁，他也有义务去捍卫同一条底线。这些来自各个阶层行业、面貌殊异的人们走到一起，唯一携带的是他们公民的身份，甚至不是知识分子的身份。于其中知识分子比其他人并不更重要一点，也不比其他人更不重要一点；他们的作用和责任不比其他人多一点，也不比其他人少一点。不难想象，这些人在他们的活动和聚会之后，仍然回到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周围的人们和社会，他们是一些好医生、好律师和好演员。一旦可能，他们更愿意消失在历史身后，而不是由此跻身于历史之侧，纵身跃到历史的背上，拥有了比他人更多的对于“历史”的发言权和支配权。不，不是这样。每个人不过是在尽自己的公民义务，没有任何殊荣或特别的使命在内。这件事倒是的确令我们深思：是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需要强调自己特殊的使命感，不能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加入到其他普通公民的行列中去？或认为自己有别的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也还有像其他普通公民一样的责任和义务？开诚布公地说，我不止一次地疑心过，在何种意义上，知识分子成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什么问题？还要为数不少的身为知识分子的人来加以研究？（并通过这种研究（或批判）迅速加入知识分子队伍或强化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今天的情况下，这是一门什么样的迫切学科？抑或是不是从中抽出一部分人来，做点别的事？有没有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像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热衷于研究自己的问题？这种现象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余杰的文章中还谈到哈维尔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发言权。”实际上哈维尔向来反感那些自以为把握未来、自称对未来更有发言权的人，他认为生活是开放的，它们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并不在某个人的头脑里事先形成，谁也不能站在这里说未来恰恰掉在他的口袋里。哈维尔并不拥有觊觎未来的念头。既然他并不计较眼前所做的事情的直接效果、成败如何，那么何谈“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会怎样怎样呢？“承担历史的苦难”怎么会成为另外一件事情的砝码呢？这里运用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思路呢？坦率地说，我感到了过去若干年内被叫得很响的最终要“直取天下”的那种东西。
关于我们
我们批判谁？更重要的，是以什么名义批判？我们到底要什么？尤其是后两者，是我在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问题。换句话说，我感到了存在于我们周围某些不正常的东西。
最好还是回到哈维尔。哈维尔为什么要批判极权主义？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他表明，因为极权主义以其主观意志，以其僵化和专横，深深的伤害了生活——压抑了生活本来具有的丰富和多样化，压抑了人们道德上精神上的更高追求。极权主义本质上是敌视文化的，因为它敌视自由活泼的创造性精神活动，敌视在“社会前头照亮道路”的“知识的闪光”。哈维尔用过“文明的气氛”这样的表达，他是说，即使那些表面上没有什么直接用途的知识，“也帮助和维护了一种文明的气氛，没有这种气氛，便没有更闪光的东西出现。”从这个角度看来，钱钟书先生和王小波先生不仅没有“远离哈维尔”，而恰恰是“文明的气氛”的实践者，代表了文明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并且以各自杰出的努力，给人类精神文明的大厦（自由精神的集中体现）添砖加瓦。因此，他们（包括陈寅恪先生和许多这样的人）正是哈维尔要保护的那种人，他们独辟蹊径的、寂寞的劳动正是哈维尔要保护的那种生活，哈维尔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就是让他们安下心来从事自己的工作，使得人类文明的成果得以发扬光大，不致于断送在极权主义思想文化专制的虚无主义做法当中。在最低限度上，他们也是哈维尔的朋友，和哈维尔站在抵制极权主义的共同阵营里。更何况英年早逝的王小波先生，不惜将自己宝贵的才华精力，大量地花在与极权主义的思想方式——僵化、浮夸、蒙昧主义等的正面斗争上面，用他独创的自由活泼的文体身体力行地带来了自由活泼的气氛，即使在“批判方面”，他走在我们许多人的前面，——一面批判过去，一面以其自身实践揭示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包括他的狂欢性小说，其中那种无所不在的、覆盖一切的笑声，正是埋葬旧权威、告别旧真理及旧世界的最好的方式，它能将人们长久不得不处于对抗之中的脸庞和头脑终于松弛，以开放、愉快、平和的心情重建自己的未来。毕竟不是需要将每个人的生活都绑在那辆早已出轨的战车上。
我在想，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仅仅批判是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要指出对方的错误是再容易不过了。但假如我们自己不尝试和学习另外一种东西，让我们自己的眼光逐渐适应温暖柔和的光线，并通过限制自身的人性恶（它体现为各种任性和极端，）让光明和善意慢慢地在自己身上生长起来，从自己的生活开始获得另外一些经验，比如客观、宽容、理性、节制和爱，那么我们如何真正地向前跨出一小步呢？如何以更彻底的方式告别过去？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另外一种视野、不再重复前人的不幸，陷入迄今为止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恶性循环”之中？这样去做可能比“批判”更难，但不能因为难度更大而被我们置之脑后，这里尤其需要耐心。
（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曾以《批判，以什么名义》为题，发表于《文论报》1999年2月11日）
*文中有关哈维尔的引文译自“Open Letters”,Faber and Faber,1991,和“Disturbing the Peace”,Faber and Faber,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