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在与西方文论互动中进行前沿思想对话。在全球化语境中，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明显的，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文论界不能提出自己新的问题和新思想。正是在这种中西文论互动性对话中，中国当代文论的真实状态和前沿问题呈现出来——在文化拿来中坚持文化输出。
西方文论播撒中的中国文论处境
法国思想家于连（Franois Jullien）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中认为：“在世纪转折之际，中国知识界要做的应该是站在中西交汇的高度，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传统。如果不做这一工作，下一世纪中国思想传统将为西方概念所淹没，成为西方思想的附庸。如果没有人的主动争取，这样一个阶段是不会自动到来的。中国人被动接受西方思想并向西方传播自己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世纪，这个历史时期现在应该可以结束了。”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对中国思想产生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在强大的西方面前无力选择。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文化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一味复古地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一方面避免堕入虚假的普世主义的旋涡，另一方面以重新检讨过的中国思想光华来丰富世界思想，从而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因为虚假的普世主义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则会产生刺激民族主义滋长的反作用。
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是时代的风向标和精神的温度计。如果我们只是听从西方霸权主义声音的训导，而不再或者不想再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出现所谓的“文论失语”的“不聋而哑”甚至“又聋又哑”现状。事实上，在多极化的世界，任何一个小民族、小语种、小文化都可以发言。但只有那些不断坚持发言，不断地可持续地争取“文化发言权”的民族，才能不因为文化精神的“哑”而成为西方“头脑国家”的一种文化摆设——“肢体国家”。我们要自己在“他者镜像”中提出“新世纪中国问题”，而且还不能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相反要将这种有效的思想变成人类性和世界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同样也应该在后现代时期思考超越区域性问题的人类性问题，对人类的未来发展负责。
当代文学理论的体系毫无疑问已经相当程度上西化了，文学批评的话语同样已经西化了。在全球化语境中研究东方文化的合法性和可能性，正是切入中国问题的关键。面对文化和文学观念的论争，面对西方各种流派共时性地进入中国学界，在这20年理论风雨中，我们能够逐渐走出独断论的话语框架，能够更具有开放精神谈论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的思想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批具有探索勇气和思想创新意识的理论家艰苦努力的结果。他们承担了巨大的理论风险，关注现实若干知识学和文本政治问题，关注各种复杂问题及其问题背后的话语权力运作，并力求透过“问题”审视“主义”，进而从思想深处进行自我思想清场。
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对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对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对话，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而是在于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差异性之所在。中国学者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中国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意义空洞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
二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症候
当代文艺在发展中的问题出现了整体意识标准失范，文学批评缺乏公正的尺度——个体的尺度不算尺度，他人的尺度不算尺度，主体的尺度不算尺度，主体间的尺度也不算尺度，使人们把“文学批评学”变成了“文学表扬学”，批评的风格被解魅，表征出文学理论“六多六少”的基本症候：
一，线性时间观多而境界空间观少。人们不清楚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间的递进关系，于是，总是认为前现代向现代进步，现代向后现代进步，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消解了，变成一个现代时间性的问题。反本质、反权威、反中心、反作者等的说法，说明世界从前现代的单元走向现代的二元再走向了后现代的多元，但是当“多元”到了极致而变成后现代的“无元”，就丧了了价值立场和精神根基，“怎么都行”成为这个世纪唯一流行的话语代码。其实，这种“无元”既“无源”，这是东方在现代性进程中被西方现代世界观障眼法所左右，即抛弃了人类社会中重要的价值维度。西方中心主义在消解东方人国家、民族、个体意识时，有一个文化逻辑被我们所忽略：过去—现在—未来，传统—现代—后现代，它促使人不停懈地往前走，越现代，越后现代，越后后后现代才时髦，它忽略人类发展的和谐性和生态性。我们应该在这种时间走向上加上空间境界观，使得东方境界之轴同西方时间之轴构成的“大十字架”：下方是“生活境界”，即人权——人活着——基本本体论；中层是“艺术境界”，使超凡脱俗；最高是“天地境界”——透悟生死，心怀天下。今天，很多人都在底层的生活世界，进而将之变成了身体写作甚至下下半身的写作，根本达不到艺术境界，更何谈天地境界？！为何哲人说：“哲学就是怀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为何思想家说：“哲学就是学会死亡的艺术？”每个人都不想死，但必死无疑，人的有限性便自然变成了人的创造的无限性。正因为死亡，才能使人要去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无限的事情。可惜今天的大众文化、世俗文化、消费文化把人从无地界境界否定、嘲笑到艺术境界，进而跌至生活境界。到了这一步后，就是完全认同了横轴的西方时间观，纵轴的东方境界观消逝了。今天人文知识分子所应着重张扬的是人的这一境界十字架，没有这个十字架，人便化为了虫子！一如卡夫卡写的《变形记》所说的那样。因此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在西方现代性横轴的时间线性立下东方的价值纵轴，价值纵轴是人性境界不断深化不断超越的尺度，这样的本体论才是“时空本体论”。
二，西方话语踪迹多而中国身份少。文艺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对西方的很多东西很偏爱 ，确实是，动辄说西方的文本和话语，几乎看不见中国的原创性理论，而且最具中国国粹的艺术如书法等，也得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赛义德在英美国家用英文写的《东方主义》，代表的是他家乡的话语立场，是用他的思维语言写的关于东方的问题域。而中国却成为追逐西方话语捷径的变脸场：反抗传统多重建当代少，西方话语拼凑多而中国身份立场少，这无疑导致中国的无序话语的空前膨胀。当今中国的问题已不是温饱问题，而是精神层面上的国民意识问题，需要进行精神再启蒙。这个时刻，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而不要将目光仅仅盯住技术与器物层面的发展，西方中心主义才可能消失。真正要崛起的东方，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话语文化构成，使中国身份成为世界性关注的东方文化问题，使东方文化中的共识成为人类性的资源。
三，解构话语多而建构精神少。当解构成为学术界的流行语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的是“重新建构”。因为要炸掉一座理论大楼，是较短时间可以颠覆的，但要建立一座新思想的大厦，却分外艰难。当代文艺界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总是爱挑他者毛病，对自己而言总是找一薄钢板钻进去，这种学术研究避重就轻的懒惰，导致解构话语多而建构价值少，讲现象问题多而探索本质少，无谓争论多学术含金量少，表面文章多而问题的真实性少。当然，如果不了解后结构主义文论的话，就很难理解现在的理论潮流和理论趋势，东方批评家应该补上后结构主义这重要一课。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解构话语上，则是问题多多。相反，应该在解构之后走向新的整合：研究语言背后的政治，由文本美学转向政治对美学的渗透，由政治转向“身体”，使得身体溢出了语言空间之外，而整个社会语境，如家庭、公共机构、各种组织和学科都将身体转换为一个社会问题，使身体在丧失了其身体性的同时，成为当代最为尖锐的体验场所。身体是感性肤觉的发源地，身体和语言的对抗，身体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是一系列新的问题，值得研究。
四，大众消费话语多而注重文化精神少。生产和消费是一个铜板两面，是一个事物过程的连续性。然而，在消费主义时代，人们要么谈前消费，要么谈正消费，要么谈超消费，而目前消费主义谈超消费成为一种时尚。其实，“消费”本身没有错，生产就是为了消费，关键怎么分配。在分配过程中的制度性不公平，导致了某些人超前消费、畸形消费、想象性消费、巨型想象消费。正常消费是应该的应该！超前消费应该叫停，因为付出了许多无法支付的代价。我们忽略了对前消费中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忽略了正消费、正当消费的问题，过多的注重大众消费、超前消费等，如果我们对消费主义批判不力，就可能变成怂恿西方消费主义的播撒。
五，热衷于非文学多关注汉语文化圈的文学少。今天的日本、韩国、东亚和南亚都造成了对中国的文化冲击，汉城改名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性的问题，是一个深层文化的问题，是对汉字文化圈中国文化中心地位的拒绝。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文学性”或者“诗性中国”的消解，表征出东方文化身份的正在丧失，折射出汉语文化圈在西化浪潮中忽视华夏性的倾向。有人以为做一个西方文化的搬运工就够了，于是拿来主义的同时忘了输出主义。这样一来，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核正在变质和流失，中国当代文化创造的成本在空前提高。因此，需要重申“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当然，文学性是一个扩展的概念，诸如生态文学生态美学的提倡就是一种良性的扩容，所容纳的是人类的优美的精神和东方和谐文化。在后现代之后，人类何去何从？我以为东西方文化整合的“生态文化”是人类的新世纪的“伊甸园”。德勒兹、利奥塔将人的概念推进到了“后人”（post－man），认为现代人同“前人”（启蒙主义或者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人"）的概念相区别的是：现代人是分裂的、非完整人格的、信奉身体的人，因此是"后人"。这种“后人”对“前人”的超越，并未见出更新的创造，相反人性的流失触目惊心。一些学者从基因科学、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论述"后人"概念及其危害性后，开始思考新的问题：“后人”之后，人类何去何从？于是文学批评理论将不再仅限于人文学科，学科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界限已经失效，解构主义说文学和哲学的界线应取消，而生态批评却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线也应取消。这些学科界线的取消也必将导致一些新的交叉学科出现。未来的人，应该是正合了东西方精神的“生态文化的人”。
六，肉身意义关注多而知识个体的立场关注少。每个人都有肉体，每个人大脑以下都是躯体，每个人都有上半身和下半身，但每个人并不仅仅只有下半身。今天的中国学者关注下半身太多，这无异于对精神本体的反叛。但任何一次肉体反叛，都意味着新一次对本体更强烈的失落。偏激的思想有深刻的片面之效，但是今天的人们需要更加辩证、一分为二、更加客观的思路和方法论。人们关注的肉身太重，而灵魂却太轻，需要表达知识失范时代对知识重新规范的意向和立场。每个人的知识个体是滑动的，人们只需要过程，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于是拒斥价值，似乎只要肉身安定了，让灵魂飘逝也无所谓。这里可以从《青春禁忌游戏》中获得启示。《青春禁忌游戏》是俄国女作家柳德米拉·拉祖莫斯卡娅的著名戏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四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生瓦洛佳、拉拉（女）、维佳和巴沙来到数学教师叶连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家中，为她庆祝生日。他们唱起了生日歌，带来了生日礼物和祝福，使女教师无比的高兴。然而，温馨的感觉过后，这几个孩子逐渐表明了他们的目的，他们四人缺乏人生意义，因数学考试成绩不佳而面临升学窘境，试卷已经交上了，他们知道谢尔盖耶夫娜手中有学校保险柜的钥匙，他们需要那把钥匙来赶在天亮前调换试卷。女教师震惊了，她理所当然的加以拒绝。在激烈的交锋中，女教师心灵的防线一点点被击溃，她明白了自己所信仰的社会主义教育其实完全失败了，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把善良、正直当作了一种求得名利的表演和姿态，
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可以装成乖孩子，但也可以撕下面具不择手段。他们坚信人生只不过是一场虚伪的演出，实现自己的野心是天经地义，女教师对原则的坚持被他们戏称为“安提戈涅情节”。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击垮老师，他们开始了一些丑陋的表演：喝酒、甩东西、嘲笑真理和良心、讥讽女教师的处境……最终，为了实现目的，瓦洛佳竟然当着女教师的面假装强暴巴沙的恋人拉拉。女教师的精神防线崩溃了，她意识到整个俄罗斯教育其实培养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小市民，在这场搏斗中她唯一凭借的是人类的起码良知，可是这太单薄了，终于为了阻止瓦洛佳，她交出了钥匙，把自己锁进了卧室。老师的悲伤欲绝使其他的三个孩子突然醒悟，他们把钥匙挂在了女教师的卧室门口。天亮了，他们发现女教师已经吊死在卧室中。
这个剧本将当代道德沦丧和道德重建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道德沦丧的原因也许不仅在于那些基本的道德自然律泯灭了，而且在于在现代性的规约下这些道德律被抽象成为一整套高高在上的命令，失去了人们可以直接感受的那种鲜活感，最终成为一种能带来直接经济或社会利益的虚伪表演。道德从一开始应该存在于人和人之间的直接关联，而在现代社会人和人直接交流的意义远远小于他和一种制度或者集团交流的意义，摈弃制度化的道德，回归到日常感受性的底线道德，增加人与人直接交流的机会，减少中间环节，才能真正建立重建公共的道德空间和人文－艺术空间。
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化受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艺术的影响，出现了诸多与西方文化相整合的踪迹。然而，随着后殖民主义问题的敞开和当代东方话语的觉醒，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未来世界文化不是一种平面化的文化，不是后殖民单边主义文化，更不是一种所谓全球化的霸权主义文化。相反，未来文化只能是多元互动的文化，一种对话的生态主义文化。这一语境将使新世纪中国文化出现一些新的发展空间和话语症候。
三 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发展空间
作为文艺学科，它正在消失自己的边界，甚至消失自己的本质，消失自己的价值。在消失了自己的意义以后，其东方立场也消失了。当东方立场中国立场不存在时，当文艺创作消失了正直与灵魂以后，我想生命和文艺的意义也将不复存在，虚无主义的黑夜即将来临。
有人说，作者死了，但是需要追问的是作者之死是读者杀死的吗？读者中心主义能够否认作者曾经存在过？作者死了是否可以成为作家逃避精神拷问和和人文立场的遁词？在我看来，写作有四个维度，对应着四层不可不究的关系：
其一，自我与本我。这往往是那些时髦时尚的当代‘私人写作’所热衷的，写我的故事、我的身体、我的眼泪、我的鼻涕、我的一地鸡毛。历史会有评断，因为文学史不需要太多一地鸡毛式的个人记录，也不需要过多的低俗的生活口味书写，更不需要那些利用文字进行的‘身体诱惑’，这样的写作最后必是死路一条。不是任何书写都可以称作‘写作’，不是任何写作者都可以成为作家。写作和作家需要重新概定：写作的底线是严肃的，而大多数私人写作仅仅是一种文字的把玩；作家则必须有着明确的责任意识，他不仅仅在书写自我，更是为了一种使命，只有这个使命才能成就其为作家。
其二，自我与他人。这个时候，作家已经基本上脱离了个人的自我叙事，将视野扩大，开始关注他人。事实上，这种写作也仅仅是一种基本写作，我之所以要强调或者凸现它是因为在当今，像这样基本的写作也已寥寥。当众多的书写者将自己封闭于自我，迷恋身体，甚至是下半身的时候，而普通的‘自我－他者’的写作模式反而显得珍贵。
其三，自我与社会，一般说来，能够达到这一层次的必然已经是一位大家，能将视野扩及社会的，当然不在小数，但是，真正能把握大社会、大历史的能有几个？当今又有几个作家的知识库存能至此？纵使他能出经入史、谈古论今，他的识辨能力、判断力又如何？即便是有了识辨、判断力，他的书写能力又怎样？真能成就这种书写的，不仅需个体的涵养与知识沉潜，而且还需要特定的时代与人文知识环境，谓之‘时势造英雄’。
其四，自我与宇宙。这一层次不能用简单的‘个人能力’来权衡，它是个人与宇宙的自然复合的过程。首先，“自我”远不是普通的书写者，甚至也不是作家，他在常人中，但是灵智超乎常人，非世间所有。他是天才，是预言家，是神灵凭附者，他必然是旷世难遇的奇人，他承担着一种特殊的使命，是宇宙赋予的使命。不是每个时代都能造就这样的天才，也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如此这般神秘的天启，更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天才与宇宙之间惊人的契合。有时候，我甚至会认为，这就是一种人世与宇宙之间周期式的复合，是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是上天对人的一种神秘的、预言式的感召……于是，在先秦、在华夏民族就有了《老子》与《易经》，它们是先民的智慧结晶，是神灵的天启。
在我看来，新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中出现了若干新现象：文学理论逐渐成为一种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媒学于一身的泛文化研究理论；中国文论在长期的跟踪西方话语后已经开始自己的思想转型和新话语建设；文学理论突破自己的专业框架而向其他领域渗透而形成文化互动；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学话语从关注文本的小文本阐释，走向关注大文本的文化阐释；现代性二元对立式的纯思辨的文学理论不再有独霸的话语空间，而是将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活生生的体验和大众审美世俗化情绪吸纳升华为活的理论。总之，当今文论在中西古今冲突、强势弱势文化互动、后现代后殖民语境、文学对象和接收者、媒体传播机制、文学生态意义转变的时代，为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的自我创新和理论反省，提出了若干新问题，需要潜心分析和分别厘定。我们应该在中西文论对话基础上，坚持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坚持人类只有在体用之争方面，走向“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中国文化艺术的未来发展的关键，有赖于知识分子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西方权力话语形态中的中国立场的价值选择！没有这种艰难的选择，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就大打折扣，所谈论的话题就将成为伪问题。作为被误读的“东方”的中国学者，我们应该思考的毋宁是：在后价值后良知时代，中国学者有没有能力、资格和水平对世界未来提出自己的文化问题和全球性文化发展问题？也许，我们很难逃避这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考量！
海明威警告过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孤岛，千万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那就是为我们自己而鸣。“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努力，或许就像西绪福斯神话那样，具有无法克服的悲剧和悖论色彩。然而我们毕竟在一种蒙昧混沌状态下清醒过来，我们毕竟看到了世界与我的存在之间的荒谬关系，寻找一种将“不可能性”变为“可能性”的方式：大石继续从山顶滚下，而西绪福斯也将继续将它推上山去。我很欣赏《易经》中的一句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谓富有；道并行而不悖，是谓日新”，这或许是我心中的理想境界罢。（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