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收购《一个都不能少》的中国电影集团在面对着国内2千3百多万的票房任务时，正当张艺谋利用自己的名字在中央电视台和互联网上为该片展开全方位宣传时。4月 18日，张艺谋致函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哥布“郑重声明退出戛纳电影节”。张艺谋撤回《一个都不能少》的理由是该主席带着政治或文化的偏见评论这部影片，称该片和他的另一部影片明显是在替政府做宣传。我想，张艺谋的退场声明总不会是在比较明确地预感此次送去的影片入选无望之后吧。
我认为这次张艺谋做了一个不太漂亮的表演，这是一个十分小气的退场秀。
我是一个主旋律意识非常强的人，对影片在基本伦理或具体元素层面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种种直接或巧妙的应和很是敏感，我还没觉得《一个都不能少》是要直接地替政府说话。我在看这部影片时，打动我并引起我思考的主要是两点：一、中国中小学教育经费的极度贫乏；二、教师素质和观念的极度低下，魏敏芝居然理直气壮、十分蛮横地让学生跟她做她指定的“好事”。我觉得张艺谋创作这部影片的初衷是来自一种底层眼光和底层关注。我也不怀疑雅哥布主席对影片的评论有许多隔膜甚至简单化的误读。
但是，在看了张艺谋的信之后我想到，张艺谋在目前中国拍片子不可能一心只为艺术谋。这时，我才注意到国内的许多评论也认为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也有一些主旋律文化的特征。著名影评家解玺璋在《张艺谋的童话故事》一文中说：“张艺谋的想象由农村进入城市，由过去进入现在，由审美进入政治。他一再强调影片的政治、伦理、社会功能。他在叙事中实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对未来的许诺，并力图使观众相信它的真实性。”《深圳文化采风报》的雪耳、牧风的文章认为：“张艺谋从这部影片中透露出来的患得患失心态却令人担忧。政治上要讨好，商业市场要讨好，艺术上的追求还是不能舍弃了。对目前的张艺谋来说，‘三性合一’，真是完美地结合，一个都不能少。”我也搞电影电视的实际创作。我认为，在目前中国拍电影有点对主旋律文化的呼应，替政府做的好事说点好话不算是什么背叛艺术原则的大问题。而且，这也是搞电影电视创作的人常常要调动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去做的不太艺术的事情。可是张艺谋非要否认这一点就显得不真诚。他说：“我决定退出是因为我对贵节珍视艺术的宗旨产生了动摇。”这就有点说话不摸心了。张艺谋写这封信恰恰不是出于什么珍视艺术的宗旨，而是一个大动作的政治行为。
张艺谋是个绝对聪明的人。目前，正是宣传炒作《一个都不能少》的关键时刻。张艺谋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是经过思考的，较大、较重要的言行是经过专门班底策划的，其效果和影响是经过详细计算的。他知道，自己编织的这顶为艺术而艺术的柳条帽会被传媒记者和主旋律话语变成一顶“不先生”的桂冠。在多年忍受了“表现丑陋和落后”的骂名之后，张艺谋终于有了面对国际大奖扭头就走、大声说“不”的机会。雅哥布哪里能读懂自己手上的那封信，张艺谋主要是写给我们看的。张艺谋要用这封信把自己“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恶名声洗刷干净。果然，张艺谋的信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和大小报纸的头版上博得满堂碰头彩。有位前两天为中影出高价收购此片“捏把汗”的老电影理论家还把他此举提高到爱国行为来加以歌颂。
难怪把他当爱国英雄来爱戴。张艺谋在那封信中把“所有中国导演，包括后继的年轻导演”与自己拉在一起说话。张艺谋这样说是不公平的。张艺谋不可能了解每一个中国年轻导演的艺术取向和政治态度，这种未经授权的代理人实在是我最害怕的。张艺谋参赛与否，雅哥布如何评价一部电影，都是个人行为，跟中国电影关系不大。张艺谋把“所有的中国导演”拉在自己的发言人代理公司名下是一种越俎代庖的行为。仅就今年的戛纳电影节而论，张艺谋退出后还有陈凯歌的《荆轲刺秦》、香港的余力为的《天上人间》参赛和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参加展映。即使张艺谋这时真的是为中国后继年轻导演考虑，也与他这两年的许多讲话姿态不符。这两年，仅在报刊上我就很看到了一些张艺谋公开发表的许多对中国年轻导演很不利的讲话：“中国的新一代导演后劲不足”，“中国电影在亚洲没地位了”等等。私下听到的传言比这还要不友好。那时侯，这位国际大导演好象忘了为“中国后继年轻导演”着想。我有点很难证实的揣摩：张艺谋在这封信中的大包大揽使许多后继年轻导演落入尴尬境地，他们不要张艺谋做代言人，他们对批评和误读也许不很在意，可现在他们面对张艺谋的信说不说话都很难受。
我很不喜欢张艺谋的这个退场秀，但是我又在有限的程度上理解张艺谋。他这两年被男男女女的张“后主”、李“后主”（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们制造的大帽子实在是压得够受。张艺谋、陈凯歌与“后殖民主义电影”之间已经被一个不锈钢的等号焊死了。连有的专业电影院校的考试都要出张艺谋电影与后殖民主义理论这样的题目来表示自己的鲜明态度。据我的观察，中国某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意识形态偏执”对张艺谋压力要比张艺谋点出的“某些西方人士”大得多。张艺谋的艺术创造能力是举世公认的，但现在他实在太需要一个机会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态度。因为再这样下去，就不是张艺谋为西方营造“他者形象”的问题了；他自己就被国内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营造成中国的“他者”了。谁是自己人，他那个拍《雍正王朝》的同学是弘扬传统文化、歌颂改革皇帝的自己人。
我十分关注张艺谋的这封信及其反应。在我眼里，这是一个重大文化现象。这是目前中国包括我在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典型状态：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够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受到很多精神摧残，可是我们已经十分聪明地知道应该在哪里去找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压力的出口。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肯艰苦地寻求精神解放和人格自由，而是乖巧的找到个人躲避的办法。如果说对此还不可要求太严格，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最懒惰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扼、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有时不需要思考就可以作出十分漂亮和乖巧可人的表演。由于这种表演术已经深入灵魂深处，我经常把自己都骗过去了。于是，我每天在做各种秀。到底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我想，在目前要求我们该出口时就出口、“知无不言”是做不到的，但要求我做到该闭口时就闭口是不过分的，对个人而言不是苛求。我希望我能做到。也进言张艺谋，不该说的话还是不要说。
（本文 经改题目、删节后发表于1999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