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的烦恼
哈里森•福特的《亡命天涯》路居然让人心驰神往，《红藩区》打出了中国电影内伤，《真实的谎言》让中国观众看得真假难分：美国土地上升起了蘑菇烟云，情报人员的妻子被一个卖旧汽车的小混混勾引，那个爱尿裤子的小混混还总是要固执地扮成国家安全部门的谍报人员。在谈论引进十部大片的计划时，就有人冲着中国的电影制造业大声叫道：狼来了。到了今年夏天，何止是狼来了。狮子来了，还是王。可那《狮子王》的吼声让男女老幼观众都觉得颇为动听。他们觉得狮子王的故事是那样动人和饱含着人情味，片中的配乐是那样回肠荡气，用手和电脑画出的动物形象的表情是那样亲切、拟人化。连一本狮子王的卡通画册都卖到二十八块人民币。于是，有的人把这视为是一种精神鸦片和美学上的帝国主义（这是当年戈达尔说过的话）。有的人从《狮子王》中读出政治、经济、美学上的强者对现存各种秩序的粉饰和捍卫。有的论者读出了王者的逻辑，叹息那些只能吃草的鹿们对此是没有发言权的。（参见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５日《北京青年报》８版《谁看 看什么 看到了什么》）。还有的青年学生“想起了毛泽东的词”：“糖衣炮弹”，认为这事“跟当年鸦片进中国一样，是很令人恐怖的”。（见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４日《北京青年报》６版文章）。
显然，忧虑和抗拒是来自两方面的。对电影制片业来说，引进大片切去了票房收入的一大块。假如观众上电影院的人次、时间、所花的钱这块大蛋糕是相对固定的，引进大片占去了一大块，国产片就得在更小的盘子里刀叉往来、互相切割。对此，引进大片的操作者和拥护者也提出了许多说法。：引进大片提高了观众的艺术品味，为国产影片提高艺术质量营造了更好的氛围。进口的片子是经过千挑万选，中国观众有权利让自己花钱享用世界文化的优秀作品。引进大片的一部分利润还给了电影基金，用于扶持国内精品艺术电影和国家需要的主旋律影片的创作。他们提醒电影制片业，引进大片最重要的在于导入了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同时也让观众和电影人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品味。中国电影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全面提高素质，香港电影不就是在自由竞争中打遍东南亚，直逼日本、美国吗。是的，这里的经济规律真没多少特殊性。搞汽车的大声疾呼政府得保护国内市场，高高地给进口汽车课以关税，而他们给办公室买电脑、电视机时又不断叮嘱“要买原装进口的”。他们上电影院时也情愿去听《真实的谎言》，去品味《狮子王》的吼声。而竭力抵制外国电影的人呢，有几个家中的彩电、冰箱、录像机是一水国产货？
更为严肃、深沉的忧虑也许还不在经济上。许多人提醒：这是文化。这是深入寻常百姓家而又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文化观念传播。细分起来，这方面的忧虑在两方面，一是会不会对中华传统民族文化、优秀和谐的价值观、审美情趣形成一种分解、改变；一是对中国现存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利弊如何。对只想看赏心悦目的电影、电视而不管它产自那里的人来说，这些疑问给他们上了更为辛辣的一道眼药。而这些疑问又的确是认真严肃而不仅仅关乎电影、电视的。文学、美术等领域都有这一话题的争论。连建筑领域这几年也一直在谈论对“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这一口号的取舍。据说，在山东曲阜还真有这一建筑美学思想指导下设计的样板工程。对这些，我们只能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思潮涌动更广阔的背景上去观看。
西方主义小合唱与民粹派的高调
考虑语言环境不要囫囵吞枣，区别文化和经济地位不要在文化话语和经济发展模式上生搬硬套，这是交流时必须有的正常心态。可现在的各种讨论中我觉得被忽视或故意很少被提到的另一种倾向是民粹派观点或义和团心态的现代翻版。在今天，这种论调是更有诱惑力、更有破坏力的。不知是否因为有各种先入之见，关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语境”的讨论很快就出现了过多的误读。原本有确定意思的词很快就被自说自话式的使用搅上了污垢，成了观念的奥吉亚斯牛圈。对于国外优秀作品的品评、认可和国内艺术家与世界对话的努力，往往被斥为“东方主义大合唱”或曰是在“后殖民话语”系统里中了圈套而不自知。这就是告诉许多拍着手瞎找乐的人们：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爱憎；你拍的、你画的、你写的都是别人教的，更准确的说是西方人教的、是美国人教的。有时，这种观念也可以用不那么理论化的形象语言来表述：你们无非是“用一些匪夷所思、不近人情的东西去让西方人感到刺激、感到陶醉，或者恶心”而已；还有更具文彩而更有力的语言是：“有意识地去迎合西方读者的胃口，用伤口和脓疤去赚取同情和金钱”。
不管用了什么“主义”来概括或形容，我怀疑这种心态会不会落入有点狭隘的民族主义。弄不好，这种心理会带上一种天朝大国一切古已有之的得意和唯我精神文明最高的自信，这容易导致一种不大肯耐心观察研究外部的世界和别人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深层往往是一种观念体系失散、失落后的虚弱和简单保护的抗拒。这种抗拒有时会变成不管事实、不顾力量对比的揭竿而起的有组织暴力。这种暴力有时可表现为义和团式的义举，其实是在封建思想秩序和迷信观念方法指导下的乱打乱杀。这一心理在文化理论上的最佳代表是俄罗斯的“民粹派”，最具实际效果的运动的代表是中国的义和团。这种观念会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话语或丑陋或迷人地表现出来。 “东方主义”这一词语在赛义德（我取这一译名是想与他以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位居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终身教授这一身分相对应）那里是有确定含义的。它是指这样一种态度：这种心态是指西方人（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把东方的文化当作一种被自己发现、考察、研究、把玩的“他者”来认识。这个词是专指西方文化主流话语体系内的人们对东方文化的种种无知、歧视和丑化、偏见。至于身处东方中国文化中的人，我认为是“东”不起来的。我每天板着手指头数钢蹦买煎饼果子、像罐头里的鱼们一样挤着公共汽车去上、下班，耳边聆听着孔孟之道如何高深、新儒学如何挽救未来世界的教诲，哪里能如此清醒并且居高临下地将“东方文化”当作别人、别处的“他者”来研究。正视还不断地要碰壁呢。
其实，我们容易有并且常常有的倒是另一种心态。这就是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一笔带过，在中国的讨论中被忽视的“西方主义”。这就是指东方的学术界在西方强势文明冲击下，产生出的某种浮躁、简单化、狭隘心态。这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它包括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一厢情愿的认同，同时也包括有意的误解和歪曲。在我们，这可能是华夏文明优势失落后知识界和百姓们自然生出的那份不服气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态。这一概念的提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把盲目崇洋媚西、鼓吹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心态也包括在内了，这种眼界不能不以宽阔来形容。另外它是由一个已进入西方主流话语，在哥伦比亚大学拿着以美元结算的年薪的人提出。这就使我们在阅读（广义的）西方话语时警惕其“东方主义”的腔调，同时也应经常摸摸自己的鼻尖和脑门，是否也沾染上“西方主义”的精神污染。在我体会，倒是后一种情况更常见、更难清除。当我坐到桌边拿起笔时，我几乎是不加思索就写下了本文的题目。其实，这里面不是也有一种人云亦云和思维定势在唆使我不由自主地把引进影片的曲调和民族主义的声音对立起来了。引进影片中大多数是美伦美焕的画面和小孩子也能看懂并接受的常情常理，民族主义也有许多是在特定情势、特定环境下必须做出的提示与选择。我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是不是也常常使用了论战性和“暴力的”语言。
当然，这并不能使我逃避判断。在当前，我觉得文化上的狭隘民族主义有几种常见的形态。一种是单纯指责文化霸权而忽视共同美感。某种美学形态之所以有力是它确有美的形式，而各民族的形式感有相当大（其实，我认为大部分）是共同的。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审美在量上的普遍性”。已故主席毛泽东也跟何其芳讨论过超阶级的“共同美”问题。要引古训就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以《狮子王》来说，它的景色的的确画得壮观悦目，动物的确是有人的神态；野牛奔跑的场面电脑动画没有白用，的确是有速度、有气势、让人心惊肉跳。狭隘民族主义文化观的另一表现是只提美国梦，不分析共同价值观。美国电影之所以能横扫全世界是因为它总是避开国家、民族问题的明显争论话题而去表现商业社会中的个体都容易接受的价值观、心路历程。《阿甘正传》圆的何止是美国梦，是一个奋斗者的梦，是一个上帝造就的人生来平等的梦。是一个个体以坚定、实用的普通生存哲理去应对国家运动、世界风云的梦。这是人人都佩服的人，他走的路是一条人人都想走的路。更不用说，今天引进的许多影片来自好莱坞以外。民族主义文化观表现形态之三是高唱民族特性，不看变化的人群。今天的民粹派理论家往往犯两个错误，一是过分强调民族差异，在许多没什么大差异的地方也要找出民族特性。说玄乎点，这种心态再走几步就是种族主义。另一个错误是僵化地、静止地看事物，把民族特性看成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今天，中华民族正产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欣赏口味、心态，甚至接受语言、画面、声音的节奏都提高了，我们必须在变化发展中看民族特性、去分析我们审美心理的变化，而不拿某种先入为主的、固定的特性去抵制美学上的交流。谈这个话题，我还总想到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在今天，究竟唱那种调子更吃香，唱那种调子更能显出自己的见地和水平，或者唱哪种调子能得到上上下下的青睐。在今天，有的歌声并不能哗众取宠，却能在另一边讨到好处。对美滋滋、乐陶陶的人群当头棒唱，以此追求登高一呼的自我感觉。那是典型的传统圣哲型知识分子心态。还有一个疑惑是：谈到意识形态，在当今中国，是文革意识形态、封建思想阻力大，还是殖民主义话语的威胁严重。我看是前者更有力、更可怕。我一向把文革意识形态看作是中国封建思想的一个高峰和最后的大阅兵。说到殖民主义话语，跟着弗德里克•杰姆逊一家之言的调子去放声高歌也可算上殖民心态。在今日中国，既要警惕来自外部的精神污染，也要清除我们国内和心灵深处的文革意识形态余毒。
还是要玩心跳
面对文化精品和经济压力。我们没什么选择。还是要玩心跳，就是要不遗余力、丧心病狂地以有趣味的形式表现民族和世界的共同的伦理价值观和人的基本情感。这是《狮子王》吼声的力量所在。我们只能以这种看似最简单的办法去拨动观众的心弦，搔到大众心灵底层的痒处。
《狮子王》的内涵简单吗，并不简单。它以友谊、爱情、家族内部的柔情和基本的善恶判断为撼动观众感情的基础。在此之上还使用了改造模式的叙事方法，揉进了无深度的思想、无评判的价值观等现代语言游戏。卦象占卜也都用来丰富剧作，以使欣赏本剧的观众面更大、人更多，成年人不是也发现令人怦然心动和会心微笑之处吗。甚至连禅宗的意味都用上了。老教父拉非齐狒狒敲在辛巴头上的那一棍就是六祖坛经、曹溪佛唱的回声。更不用说，本片的动物拟人神情、非洲自然景色是画得极认真、极见功力的。它还在动物世界的争斗中用上了中国武打片的动作设计。《红蕃区》，不也是这样。在道德层面，它有正义战胜邪恶的正气、敢于和强大的恶势力打斗的雄心、和善必扬、恶必惩的信心。这帮助我们把日常生活中的恐惧消除许多，使我们面对异化的社会更增加几分好好活下去的责任感和勇气。在视觉效果上，《红蕃区》以极度的敬业精神给我们提供了视觉奇观和听觉享受。
要玩心跳就是要以大家内心都可接受的伦理、契约去作为艺术品的道德支柱。商业社会需要的是更具备超越性的规则、全球的共同伦理社行为规范，而商业电影的底层正是这种伦理价值观。我认为，后期的《００７》影片是革命的，它让各国的政治家和弧胆英雄去共同打击犯罪而不是搞冷战。《红蕃区》是革命的，它肯定的是人的尊严、法律的尊严。《漂亮的女人》是革命的，它承认了以合理利己主义为重要信条的商业伦理，又在爱情和商业发展这两个方面超越了现存的冰冷现实。它歌颂的是以道德的资本赢来的爱情和挣钱要资助教育、搞工业建设的讲道德的资本。
什么叫革命，管它叫明天就是。这种共同美感和共同契约的建立是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重大、革命性、历史性任务。
中国正在步入商业社会，这个门槛并不那么好跨。商业社会的银行、会计法规系统好建立，更为久远、艰巨的任务是在大众心理深处建立一整套商业伦理。这些伦理的许多价值观是和权力社会相异或相反的。在这个伦理系统中受到尊重的许多概念对我们是陌生的：合理利己、讲究信用、个人奋斗，不靠父母和权势；遵守规则、平等竞争巧取豪夺不允许；勤劳致富、思考致富，均贫富的农民起义情结要彻底铲除。这种文化形态将构成新文化潮的主流。这种共同伦理和契约是我们今天的商业社会最需要的，也是最难建立的。这是现实的、可见的，又是革命的，是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
拿出去主义和话语新空间
那一种论调是更深地掉进了后殖民主义说法的圈套。是筑起长城、鼓吹设防的城市还是面对呼喊与细语都提倡敢于对话的态度。我认为还是要勇于引进，建立经济上的竞争态势，在话语上，要全面听取、在这之后才是大胆对话。否则，不就成了掩耳盗铃、闭门造车。交流是基础，在这基础上才可能对话。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尊严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的意义是，我国观众有权利并有可能和其它国家的观众一起看最新的电影，可以同时享用人类文明的硕果。如果有信心，输入输出都是自然的。美国著名学者阿尔温•托夫勒也曾指出另一种大趋势：“中国自己就可以成为科学、思想发展的源泉、中国自己就可以成为生产者，它有这种潜力和能力。中国不仅是一个知识消费者，它还是一个制造者。文化的产品或者文化的生产，过去一直是西方往东方流动，那么，现在它可能由东方流向西方”。我们要积极地参与竞争，在一个信息扩散、信息平等的世界，积极参与话语的竞争和美学的竞争才可能更加平等。大家才可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来竞争。在今日中国，我们已经看到了话语输出和交流的典范。在拿来主义之后，是拿出去主义。《红蕃区》、《警察的故事》在电影语言和动作、视觉效果设计上已经可以给好莱坞上一课。我在斯泰龙拍的《探古与卡什》一片中已看到《警察故事》的影响，许多动作还不如香港的吴宇森、成龙拍得有冲击力。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背靠背，脸对脸》、《饮食男女》、《喜宴》、《霸王别姬》等影片中，我看到了更成功的话语交流。这些影片克服 了影响的焦虑，在世界现存的十分完美、严密的美学市场上点了一块地盘。它们寻找和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它们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说法和玩法、画法、写法，这就成功地渗透、挤入已有的话语场，这在今天同时具有政治经济意义。谁不想当争当美学大国。同时，这里头有钱。想知道姬怎样别霸王，去看成龙的花拳秀腿，想去闻朱师傅那千人鱼翅大餐的香味是要掏钱的。
《饮食男女》用非经典（旧好莱坞式的情节剧）式的叙事法讲了一个多年龄、多种道德观、多地域的观众都关注的故事。；李安的影片中明显地看到美国主流电影的影响，可其镜语陈示和叙事构架又是非经典的。影片中用了许多非戏剧化叙事法，但在许多细腻处理和呼应之处又看出作者掌握好莱坞电影剧作法的功力。这些似相识的用法造成了能指的错位和虚边，提供了新的趣味和多层读解的空间。《饮食男女》看上去是个所谓的很中国化故事，可它实际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典范。编剧之一詹姆斯•卡姆斯自称“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近乎白痴”。他为了编此剧读了许多传统美学和儒家、老庄和孙中山、毛泽东的书，但他觉得并没有对中国人有更多的了解。结果他是用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故事，把剧中的人物全部都想成犹太人来写。结果怎么样？我们都看到了。这事符合笔者的想法，写到跳动人心处，各地的百姓都会心跳。《阳光灿烂的日子》则用了独特的视角，随意的镜语风格去展示青春的冲动，那个被人注视、争论、表现了许多的所谓“重大”历史倒反而只成了一块背景。
这些影片都使用又改变了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模式，认真地探讨了中国人的文化、习惯，变化的价值心理和历史的情结、记忆。它们在展示的同时有反思、在严肃的同时有轻松。在今天，我们只要认认真真地说话，还是可以唱出自己的歌声，笑出自己的腔调，按自己的嗓子去叫。这样，在世界的艺术舞台和政治讲坛上可以发出声音。否则，反复念叨义和团的咒语是不可能刀枪不入，设起城市的大防的。
１９９５年９月于京郊朱辛庄
发表于《读书》1996年3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